..續本文上一頁位偉人，海峽兩岸的人士都對玄奘的評價很高，而且表達的言語幾乎雷同，這說明玄奘是一名超越了政治的偉人。
1978年黨中央實行撥亂反正，學術界開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佛教的研究開始繁榮起來，于是有關玄奘的研究成爲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和主要課題，並且圍繞玄奘的研究及其作品形成了多學科的研究，涉及了廣泛領域。最早發表成果的仍是有關《西域記》的內容，繼之是有關佛經翻譯與理論的文章，再後就是玄奘和唯識學，以及因明等方面的文章，到1990年代時，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已經出版的了直接與玄奘有關的論著約34本，論文至少130篇。如果加上間接與玄奘有關的著作或論文，恐怕不下500篇。90年代以後，玄奘研究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1992年8月，玄奘研究中心成立，標志著我國玄奘研究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後大陸召開了兩屆玄奘國際學術討論會，吸引了世界各國的學者參加，美國、俄羅斯、德國、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泊爾等9個國家。中國大陸有關玄奘的研究專著和刊物《玄奘研究》，以及論文集和學術專著《玄奘研究》等都得到出版，一個研究玄奘的熱潮正在興起，與此相關的唯識學研究也開始隨之興起。但是與過去不同的是，這一次推動玄奘研究的力量並不是來自于宗教界，而是由學術界發起的，臺灣省也在90年代佛教界成立了玄奘大學，但是這個學校卻沒有研究玄奘的機構。
總之，20世紀我國對玄奘研究的曆史可以分爲叁個時期。50年代以前，學術界開始受到國外學術成果的影響，對《大唐西域記》和中亞地理進行研究，開創了現代玄奘研究的風氣；這一時期，佛學在我國複興，佛教界內外有不少人對唯識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時成爲近代佛學研究的主流，玄奘所建立的唯識法相學成爲研究的一個重點；50年代以後，作爲世界文化名人和著名的文化使者，玄奘得到了國內各界人士的尊敬，召開紀念會和刻印《玄奘全集》成爲這一時期研究工作的主要特色。臺灣張曼濤主編，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00卷中的第2卷和第36卷兩冊收入了玄奘研究的34篇論文，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玄奘研究的精華與集成，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80年代以後，隨著佛教的複興，玄奘的價值再一次被人們重新認識，特別是中國玄奘研究中心的成立，使玄奘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玄奘是一個世界文化名人，其貢獻和影響是巨大的，魯迅稱他爲中國人的“脊梁”，是當之無愧的。我們相信，隨著我國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越來越多的玄奘研究成果將會不斷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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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呂澂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出版，標志著現代中國大陸學術界開始了中國佛教史的通史性研究。玄奘作爲中國佛教史中劃時代的人物，受到了佛教史學家的重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呂澂認爲，“但公正的說，印度的佛學從漢末傳來中國，直到唐初的幾百年間，真正能夠傳譯印度學說的本來面目的，還要算唐玄奘這一家。”(同書，第186頁)與此同時，著名史學家範文瀾、湯用彤等人也出版了有關唐代佛教史的著作，郭朋撰寫了《隋唐佛教》，方立天等人發表了有關佛教與傳統文化關系的著作。上述學者不管他們對佛教采取什麼觀點，但應該肯定，凡是闡述有關唐代佛教的，不可能把玄奘排除在外，他對佛教所做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雖然當時各家對玄奘的“唯心主義”之唯識說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然對他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基本上給予了一個積極的評價。如範文瀾說：“玄奘戰勝五天竺佛學者，取得無上榮譽，標志著中國佛學已經超越天竺。”(《唐代佛教》，第33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這個觀點從愛國主義的立場上來講，爲中國僧人和佛教取得了榮譽，應該給予肯定，但從佛學本身來看，玄奘仍然是忠實地傳授印度佛學，雖然他的成就遠遠超出了當時印度一般學者的水平，可是還並不能說明他代表了“中國佛學”，所以，玄奘在佛學上繼承和發展了印度佛學理論，對中國佛學的發展也産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也中一般從事佛學研究工作者的態度。總之，由于玄奘對佛學的貢獻，以及他在唐代佛教的地位，早就引起了佛教史家的重視，稱他爲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代偉人是決不過分的。
印度學者曾說“如果說征服者通過戰爭征服，給許多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災難的話，那麼，和平的使者不顧個人安危得失，不遠千山萬水，傳播和平的聲音。中國著名的佛教徒玄奘就是這樣一位和平的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1982年，向達輯的《大唐西域記古本叁種》(中華書局)出版，表示我國學術界再次開始了對這一學術問題的研究。越二年，周連寬的《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出版。此書重在考證和研究，作者對《西域記》裏所載的一些國家和民族宗教、人文、地理史等各種現象做了綜合性的描述，對不同的觀點和說法做了精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資料運用上，也較爲豐富，既有中國曆代古籍，也有歐、日等國的著名學者和著作，還輯錄了各種觀點，便利于學者通盤地鳥瞰。如在“(去曷)盤陀國考”節裏，作者不僅列舉了各種資料對此地的稱謂，著重指出，該地現在所在的位置，而且還將(去曷)盤國與迦含羅國做了比較研究，指出它們的區別，強調“玄奘所述蔥嶺，雖範圍較廣，但仍與大雪山(興都庫什山脈)區別開來。”(第194頁)以說明蔥嶺與雪山有時也是特定的二個不同的山嶺，不能混淆。作者最後認爲，現存各種版本的《西域記》裏都題爲：“叁藏法師玄奘奉诏譯大總持寺沙門辨機撰”或題“唐釋玄奘譯 辨機撰”，應改爲“唐釋率奘撰 辨機編次”爲妥。季羨林等人集體合作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其特點是主要表現在校注精到，詳釋，在版本學上有一定的價值。參加本書具體工作的學者均爲學有所長的專家，因此它體現了現階段學術研究集思廣益，發揚集體力量的優勢，改變了過去學術界總是依靠個人的力量來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情況。範祥雍所寫的“校勘例言”對現存的各種版本做了較好的概括，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全書在引用資料方面，也有其獨到之處，主要是引用了很多西文著作，特別是南亞地區人士的專著。又由于出版年代新，故在資料的集輯方面，具有新的特點。但是，該書在介紹國內外《西域記》研究情況方面還很不夠，讀者不能了解有關這方面情況的發展過和程和線索，太遺憾了。倒是謝方的《〈大唐西域記〉的校注本將整理出版》(《中國史研究動態》1978年試刊)一文對此有些簡略介紹，可彌補《校注》一書的不足。我國對《西域記》的研究始于清代的丁謙。筆者認爲，還可將年限往前推一些，以乾隆年間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爲發端。此外，季羨林等人還對《大唐西域記》做了今譯，章巽、芮傳明等做了導讀等有益的工作。有關《西域記》的藏文資料也有論文面世。在現代中國社會科學領域裏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西北地區的一些學術刊物上，常年刊有這方面的文章。學者將法顯的《佛國記》和《大唐西域記》進行了比較研究，指出兩書都提出了一些地理名詞，不僅具有科學性，而且成爲近代科學地理命名的先導，有的直到今天仍被采用。它們不同之處在于：《大唐西域記》以空間描寫的完整真實感見長，《佛國記》則以其時間概念明晰，曆史感濃厚而著稱。所以從地理學上看，《大唐西域記》的價值遠遠超過《佛國記》。還有學者對《大唐西域記》和《西遊記》之間的關系做了研究，認爲“吳承恩在創作《西遊記》的過程中可能並沒有讀過《大唐西域記》。如果這個感覺是對的，那麼，《西域記》便沒有對《西遊記》發生過直接影響，而一切影響都是間接發生的。”臺灣學者李志夫曾對玄奘在印度遊學與《華嚴經》中善財童子之參學相關路線做了缜密的考察和比較研究。指出，“善財童子之參學地區，不但是說明佛教，乃至大乘初期的印度南方展開之事實：也說明了，此一地區在古今印度都是重要的；更是印度文化向東南亞發展之發源地。而玄奘大師所西遊之路線，乃是印度先期各時代殖民、以及部派佛教、乃至大乘發展路線所做之巡禮。也是印度文化經由西北轉入東方之路線。善財童子之參學，影響了中國華嚴宗的成立；玄奘大師之遊學形成了中國之法相宗。華嚴學在佛學史之綜合上，超越上，都是世界哲學史上之最；而唯識學在分析上、至少在各宗派上，也是比較更有體系的。”
1984年馬祖毅出版了《中國翻譯簡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對中國最早的譯經事業做了較系統的論述。玄奘是中國四大釋譯家之一，因此該書對玄奘“五不翻”的翻譯理論和“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原則介紹外，轉引了印度柏樂天(P·Pradhan)和張建木的觀點，強調玄奘的翻譯技巧有：①運用補充法；②運用省略法；③運用變位法；④運用分合法；⑤運用譯名假借法；⑥運用代詞還原法。(同書第59--60頁)楊廷福強調，“如果從學術文化上著眼，玄奘的不朽業迹，還在譯著事業上。”(《玄奘論集》第90--91頁)所以玄奘既是“新譯”的創始人，也是劃時代的翻譯家。繼而認爲，他的翻譯特色在于：①集體翻譯，分工負責，有計劃地進行；②態度謹嚴，著筆審慎，譯前廣羅各本，校勘異同，擇善而從；③語文精確，切合原籍，直譯意譯，不拘一例；④重譯經論，參考舊譯，訂正前史，使之益臻完善。呂澂指出，“其實論翻譯，都要它能做到達意的地步，玄奘譯文對于這一層是成功了的。他還運用六代以來那種偈正奇變的文體，參酌梵文鈎鎖連環方式，創成一種精嚴凝重的風格。”(《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對玄奘的譯場規模和組織結構，王亞榮在《從波頗到玄奘翻譯集團唐代第一次佛經翻譯高潮…
《百年玄奘研究綜述(黃夏年)》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