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佛學研究》1993年刊)一文中做了考證，認爲其規模和組織人數超過了以往的統計，總人數達61人以上。他指出，作爲一代學術大師，玄奘的貢獻是廣泛的和全面的，但是首先表現在佛學方面，譯經、唯識學、因明學則是最顯著的表現。在玄奘譯經之前，唐代曾經有過波頗主持的譯場，與玄奘同時的還有那提、阿地瞿多等人的譯經活動，但是這些譯場或活動雖然有的曾經搞的轟轟烈烈，可是沒有多久就停止了，而只有玄奘的譯場一直堅持下來，而且搞的非常成功。這與玄奘本人的崇高威望、學術地位，以及官方的支持是分不開的。玄奘的譯經是“截僞續真，開茲後學”的偉大事業。他譯經總字數達1300余萬，占整個唐代譯經總量的一半以上，又爲中國曆史上鸠摩羅什、真谛、不空叁位大翻譯家譯經總量的一倍多。除了數量的優勢外，更重要地是表現在他的譯經質量上。葛維均就玄奘翻譯的《心經》與梵文原本做了比較研究，指出奘譯本與原本在若幹地方不同。“玄奘的翻譯，不以嚴格追摹原文爲能事，而是依義理傳達和行文的需要常對原文加以變異增刪，其中尤以刪裁最多見。”“玄奘的譯筆不僅充分而准確地反映了原經的宗旨，經過更動(主要是刪略)後的譯文更有敏快精當，一氣呵成之勢。”忠實的目的並不是靠緊隨在原文之後亦步亦趨去追求，而是設法在謹慎變異後暢達的漢譯中去體現，這正是玄奘的翻譯忠實觀。李利安對玄奘翻譯的《金剛經》作了淺析，強調“玄奘實際上只譯了一次《金剛經》，後來翻《大般若經》時，直接把初譯本當作第九分編入，而未作任何改動和重譯。”在衆多的《金剛經》譯本中，玄奘譯本明顯地受到當時十分流行的骈文文體的影響，許多語句在音拍節奏和句型結構上都以工整對仗和平 形式出現，其中常見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從而使其譯文更加符合當時漢語的習慣，更加通順流暢，易于口誦耳傳。所以，《金剛經》奘本是最忠實于原本，最詳盡無缺的一個本子。它代表了一定地區、一定時代、甚至一定派系對此經信仰的情況。臺灣學者釋惠敏對玄奘所譯的《瑜伽師地論》的研究做了介紹，認爲，“即是有關《瑜珈論》之研究，可說佛教史上幾乎都是以〈菩薩地〉爲中心而開展的。此一現像，在印度佛教方面也是同樣的。”但是對該論中的〈聲聞地〉的專門研究則付之阙如。“這或許是由于〈聲聞地〉被認爲是小乘，在“大乘”歧視“小乘”的氣運中，因而有關〈聲聞地〉的研究並沒有被重視。換言之，我們可說：《瑜珈論》雖然是瑜珈行派的基本典籍，但卻不是日後研究的重心，即使被研究也是以〈菩薩地〉爲中心而開展的。”只是到了近代，〈聲聞地〉的研究才有了進展。
玉華宮是玄奘大師晚年著述譯經、生活的地方和圓寂的場所，這裏是玄奘學術生涯的精髓所在。黃心川指出，玄奘一生譯經1335卷，而他在玉華宮就譯出了680卷，占大師一生譯經總數約二分之一，因此玉華宮是玄奘譯經的重要基地，說它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是不過分的。他考證了玉華宮的構成，指出當時宮內有玉華殿、弘法臺、嘉壽殿、慶福殿、雲光殿、八桂亭、明月殿等譯經遺址，這些對恢複重建玉華宮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王亞榮認爲，在長安的玄奘譯場中，與前代相比，朝廷的幹預較少；工作時間最長的是慧貴、神昉、靖邁、神泰、玄則五人；助譯成就最突出的是普光；筆受是最主要的職事；衆多助譯者功不可沒。李利安從梵漢對譯上考察玄奘大師的譯經特點，強調了他譯經的准確性和創造性。如他譯的《金剛經》有“化解晦澀，校正訛謬；角度不同，有助理解；譯語周詳，完善義理”之幾個特點。巫白慧指出玄奘譯的《因明入正理論》，忠實簡潔，譯意科學，富有創造性。姚爲群認爲從他譯的《勝宗十句義論》可以推出原書作者和寫作年代在公元450至640年較爲合適。這些都是有新意的研究。但韓鏡清卻認爲，唯識學以佛說六經，慈氏五頌和《十七地論》爲本，以無著和世親的著作爲源。所謂唯識就是唯依他起性，唯了別識就是唯依他起性，也就是唯識無義。玄奘法師對唯了別識的誤譯和誤解是在無真無假、以從代主、以反作正、繩假蛇威、以辨代了幾個方面。總之，對玄奘翻譯理論的探討，對現在的翻譯工作也有實用的價值和值得借鑒。今天我們在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時，仍然采用的是玄奘曾經提倡的譯風和標准，在組織工作的安排，也實行的是譯場製度和嚴密與科學的程序，進行集體協作，發揚集體智慧。
四
1981年中國佛教協會出版了觀空法師譯的(唐釋)圓測撰的《解深密經疏》，這是新時期以來的有關玄奘學說典籍中較早的一部新譯。圓測是玄奘門下最有名的弟子，曾得到了玄奘的心傳。他記錄了玄奘取自印度戒賢大德的法要，又爲之疏記，由于唐會昌法難，此《疏》已在漢地散佚無存，但在藏傳佛教大藏經《丹珠爾》中保存了法成法師的藏譯本。由于法成本距圓測逝世只有百余年的時間，因此被看作記錄玄奘學說較爲貼近的一個好本子，受到了方家的關注，藏學家王堯先生曾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漢文本的還譯，無疑是“合浦珠還，連城壁返”。不久，韓清淨的《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也得以影印出版。[3]佛教協會的金陵刻經處通過幾十年的辛勤勞作，最終完成了《玄奘法師譯撰全集》的工作，此書亦爲一部系統浩大的工程，爲全面研究玄奘的學術事業奠定了基礎，提供了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韓鏡清先生經過半個世紀的醞釀，完成了《成唯識論疏翼》。據作者介紹，全書凡言200萬字以上，充分利用了金藏和《丹珠爾》等漢藏典籍，做了嚴密地對勘和校勘，介紹了引句的出處。此書也是一本資料性較強的著作。
玄奘接受了窺基的建議後，雜揉各家學說，撰寫成《成唯識論》，以後又經門人的演示增益，蔚成大觀，繁蕪雜亂，衆說紛纭，能將這方面的資料整理，使之系統化，對繼承傳統文化和保護文化遺産，有著積極的意義。《成唯識論》已經經韓廷傑校注完畢，199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同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恩洋先生論著集》(叁)裏的《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疏》對法相和唯識的了別有重要的論述，此書指出，“而法相之義備，故談唯識必宗《成唯識論》；談法相必祖《雜集論》，一本十支，此爲觀止，《成唯識論》專立唯識，極高明而進精微也；《雜集論》平述法相，致廣大而道中庸也。………。”總之，對玄奘著作及其資料的整理，佛教協會和學術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別是佛教界人士投入了很多人力和物力，爲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應該充分肯定他們的作用，而這一點，過去卻是被人們所忽視了。
1981年3月石村的《因明述要》(中華書局)出版，我國的因明學研究有了可喜的開端。對玄奘有關的因明學譯著，呂澂等人也做了深入淺出的講解，玄奘所建立的因明學說，沈劍英等人均做了通俗性的概說和研究。指出玄奘是印度最有權威的因明大師之一，也是使中國成爲因明第二故鄉的偉人，他開創了獨具特色的漢傳因明傳統。他所譯的因明經卷都是世界上最珍貴的、甚至是唯一的版本，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漢傳因明傳統既不同于印度本土的梵文傳統，也有別于後來形成的藏傳因明傳統。漢傳因明傳統不是從古因明到新因明，不是著重發展《集量論》和《正理滴論》的“認識論邏輯”，也不是把因明作爲脫俗超凡的內明的組成部分，而是以陳那的《正理門論》爲主要經典，突出因明的論辯功能，著重研究和發展因明的立破論式及其規則，即研究和發展因明的邏輯內容，因此漢傳因明是比較典型有邏輯的傳統。有學者說，玄奘之所以選擇“因明”二字作爲特定術語，這是““因明”一詞的“因”不能單純理解爲“原因”、“理由”，而應作“因果聯系”講，這不僅僅因爲因明的原始形態是探究因果關系的，而且在佛教因明經典在把因分爲生因和了因，因一詞本身就兼有因與果的含義。”玄奘有意選擇翻譯《入正理論》和《正理門論》，而沒有翻譯陳那晚期代表作《集量論》，可能不是因爲他的興趣如此，而可能是他不僅僅爲了區別邏輯論和知識論，更考慮到時代和國人的需要。爲了改變國人不重推理的傾向，他翻譯了因明二論，而沒有翻譯《集量論》。佛教傳入中國後，因明也隨之進入，但影響不大。玄奘自印度回國後，將新因明學說帶回國內，致力闡發，由是因明學在中國一時顯興，習者甚多。可以說，中國因明學的發展，完全仰仗于玄奘的努力和功勞。不過，虞愚認爲，“首先介紹因明這門知識到中國漢地的玄奘，這時沒有疑問的。”(《因明論文集》，第273頁，劉培育等編，甘肅人民出版社，1982年)他把玄奘對因明的貢獻分爲兩個時期，即在印度時期，玄奘對因明的貢獻，具體表現在對勝軍“諸大乘經皆是佛說”一量的修改上，解答正量部師般若毱多的難題上。回國以後，他對因明的貢獻不僅表現在翻譯了印度學者陳那的《正理門論》和商羯羅主的《入正理論》，還表現在糾正了呂才對因明的誤解上。他對因明的發展可以表現在五個方面。一、用區別論題爲“宗體”或“宗依”；二、爲照顧立論發揮自由思想，打破顧慮，提出了“寄言簡別”的辦法就不能成爲過失；叁、立論者的“生因”與論敵的“了因”，各分出言、智、義而成六因，正意唯取“言生”、“智了”；四、每一過類都分爲全分的、一分的，又將全分的、一分的又發爲自、它八俱；五、有體無體。所以玄奘“創造了運用因明攀登高峰的又一個光輝記錄。”(同上，第281頁)楊百順指出，玄奘及其弟子窺基等人的譯著雖然在邏輯史上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但也有脫離實際，只爲佛教教義服務的致命弱點，其關于印度邏輯的譯述，正確之處，得到古今人們的贊譽，不足之處，也得到非難，特別是一些唯物主義者不…
《百年玄奘研究綜述(黃夏年)》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