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佛学研究》1993年刊)一文中做了考证，认为其规模和组织人数超过了以往的统计，总人数达61人以上。他指出，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玄奘的贡献是广泛的和全面的，但是首先表现在佛学方面，译经、唯识学、因明学则是最显著的表现。在玄奘译经之前，唐代曾经有过波颇主持的译场，与玄奘同时的还有那提、阿地瞿多等人的译经活动，但是这些译场或活动虽然有的曾经搞的轰轰烈烈，可是没有多久就停止了，而只有玄奘的译场一直坚持下来，而且搞的非常成功。这与玄奘本人的崇高威望、学术地位，以及官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玄奘的译经是“截伪续真，开兹后学”的伟大事业。他译经总字数达1300余万，占整个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又为中国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位大翻译家译经总量的一倍多。除了数量的优势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在他的译经质量上。葛维均就玄奘翻译的《心经》与梵文原本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奘译本与原本在若干地方不同。“玄奘的翻译，不以严格追摹原文为能事，而是依义理传达和行文的需要常对原文加以变异增删，其中尤以删裁最多见。”“玄奘的译笔不仅充分而准确地反映了原经的宗旨，经过更动(主要是删略)后的译文更有敏快精当，一气呵成之势。”忠实的目的并不是靠紧随在原文之后亦步亦趋去追求，而是设法在谨慎变异后畅达的汉译中去体现，这正是玄奘的翻译忠实观。李利安对玄奘翻译的《金刚经》作了浅析，强调“玄奘实际上只译了一次《金刚经》，后来翻《大般若经》时，直接把初译本当作第九分编入，而未作任何改动和重译。”在众多的《金刚经》译本中，玄奘译本明显地受到当时十分流行的骈文文体的影响，许多语句在音拍节奏和句型结构上都以工整对仗和平 形式出现，其中常见的是四四拍和四六拍，从而使其译文更加符合当时汉语的习惯，更加通顺流畅，易于口诵耳传。所以，《金刚经》奘本是最忠实于原本，最详尽无缺的一个本子。它代表了一定地区、一定时代、甚至一定派系对此经信仰的情况。台湾学者释惠敏对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的研究做了介绍，认为，“即是有关《瑜珈论》之研究，可说佛教史上几乎都是以〈菩萨地〉为中心而开展的。此一现像，在印度佛教方面也是同样的。”但是对该论中的〈声闻地〉的专门研究则付之阙如。“这或许是由于〈声闻地〉被认为是小乘，在“大乘”歧视“小乘”的气运中，因而有关〈声闻地〉的研究并没有被重视。换言之，我们可说：《瑜珈论》虽然是瑜珈行派的基本典籍，但却不是日后研究的重心，即使被研究也是以〈菩萨地〉为中心而开展的。”只是到了近代，〈声闻地〉的研究才有了进展。
玉华宫是玄奘大师晚年著述译经、生活的地方和圆寂的场所，这里是玄奘学术生涯的精髓所在。黄心川指出，玄奘一生译经1335卷，而他在玉华宫就译出了680卷，占大师一生译经总数约二分之一，因此玉华宫是玄奘译经的重要基地，说它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是不过分的。他考证了玉华宫的构成，指出当时宫内有玉华殿、弘法台、嘉寿殿、庆福殿、云光殿、八桂亭、明月殿等译经遗址，这些对恢复重建玉华宫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亚荣认为，在长安的玄奘译场中，与前代相比，朝廷的干预较少；工作时间最长的是慧贵、神昉、靖迈、神泰、玄则五人；助译成就最突出的是普光；笔受是最主要的职事；众多助译者功不可没。李利安从梵汉对译上考察玄奘大师的译经特点，强调了他译经的准确性和创造性。如他译的《金刚经》有“化解晦涩，校正讹谬；角度不同，有助理解；译语周详，完善义理”之几个特点。巫白慧指出玄奘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忠实简洁，译意科学，富有创造性。姚为群认为从他译的《胜宗十句义论》可以推出原书作者和写作年代在公元450至640年较为合适。这些都是有新意的研究。但韩镜清却认为，唯识学以佛说六经，慈氏五颂和《十七地论》为本，以无著和世亲的著作为源。所谓唯识就是唯依他起性，唯了别识就是唯依他起性，也就是唯识无义。玄奘法师对唯了别识的误译和误解是在无真无假、以从代主、以反作正、绳假蛇威、以辨代了几个方面。总之，对玄奘翻译理论的探讨，对现在的翻译工作也有实用的价值和值得借鉴。今天我们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时，仍然采用的是玄奘曾经提倡的译风和标准，在组织工作的安排，也实行的是译场制度和严密与科学的程序，进行集体协作，发扬集体智慧。
四
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出版了观空法师译的(唐释)圆测撰的《解深密经疏》，这是新时期以来的有关玄奘学说典籍中较早的一部新译。圆测是玄奘门下最有名的弟子，曾得到了玄奘的心传。他记录了玄奘取自印度戒贤大德的法要，又为之疏记，由于唐会昌法难，此《疏》已在汉地散佚无存，但在藏传佛教大藏经《丹珠尔》中保存了法成法师的藏译本。由于法成本距圆测逝世只有百余年的时间，因此被看作记录玄奘学说较为贴近的一个好本子，受到了方家的关注，藏学家王尧先生曾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汉文本的还译，无疑是“合浦珠还，连城壁返”。不久，韩清净的《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汇编》也得以影印出版。[3]佛教协会的金陵刻经处通过几十年的辛勤劳作，最终完成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的工作，此书亦为一部系统浩大的工程，为全面研究玄奘的学术事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韩镜清先生经过半个世纪的酝酿，完成了《成唯识论疏翼》。据作者介绍，全书凡言200万字以上，充分利用了金藏和《丹珠尔》等汉藏典籍，做了严密地对勘和校勘，介绍了引句的出处。此书也是一本资料性较强的著作。
玄奘接受了窥基的建议后，杂揉各家学说，撰写成《成唯识论》，以后又经门人的演示增益，蔚成大观，繁芜杂乱，众说纷纭，能将这方面的资料整理，使之系统化，对继承传统文化和保护文化遗产，有着积极的意义。《成唯识论》已经经韩廷杰校注完毕，199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恩洋先生论著集》(三)里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对法相和唯识的了别有重要的论述，此书指出，“而法相之义备，故谈唯识必宗《成唯识论》；谈法相必祖《杂集论》，一本十支，此为观止，《成唯识论》专立唯识，极高明而进精微也；《杂集论》平述法相，致广大而道中庸也。………。”总之，对玄奘著作及其资料的整理，佛教协会和学术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佛教界人士投入了很多人力和物力，为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应该充分肯定他们的作用，而这一点，过去却是被人们所忽视了。
1981年3月石村的《因明述要》(中华书局)出版，我国的因明学研究有了可喜的开端。对玄奘有关的因明学译著，吕澂等人也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玄奘所建立的因明学说，沈剑英等人均做了通俗性的概说和研究。指出玄奘是印度最有权威的因明大师之一，也是使中国成为因明第二故乡的伟人，他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汉传因明传统。他所译的因明经卷都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甚至是唯一的版本，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汉传因明传统既不同于印度本土的梵文传统，也有别于后来形成的藏传因明传统。汉传因明传统不是从古因明到新因明，不是着重发展《集量论》和《正理滴论》的“认识论逻辑”，也不是把因明作为脱俗超凡的内明的组成部分，而是以陈那的《正理门论》为主要经典，突出因明的论辩功能，着重研究和发展因明的立破论式及其规则，即研究和发展因明的逻辑内容，因此汉传因明是比较典型有逻辑的传统。有学者说，玄奘之所以选择“因明”二字作为特定术语，这是““因明”一词的“因”不能单纯理解为“原因”、“理由”，而应作“因果联系”讲，这不仅仅因为因明的原始形态是探究因果关系的，而且在佛教因明经典在把因分为生因和了因，因一词本身就兼有因与果的含义。”玄奘有意选择翻译《入正理论》和《正理门论》，而没有翻译陈那晚期代表作《集量论》，可能不是因为他的兴趣如此，而可能是他不仅仅为了区别逻辑论和知识论，更考虑到时代和国人的需要。为了改变国人不重推理的倾向，他翻译了因明二论，而没有翻译《集量论》。佛教传入中国后，因明也随之进入，但影响不大。玄奘自印度回国后，将新因明学说带回国内，致力阐发，由是因明学在中国一时显兴，习者甚多。可以说，中国因明学的发展，完全仰仗于玄奘的努力和功劳。不过，虞愚认为，“首先介绍因明这门知识到中国汉地的玄奘，这时没有疑问的。”(《因明论文集》，第273页，刘培育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他把玄奘对因明的贡献分为两个时期，即在印度时期，玄奘对因明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对胜军“诸大乘经皆是佛说”一量的修改上，解答正量部师般若毱多的难题上。回国以后，他对因明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翻译了印度学者陈那的《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入正理论》，还表现在纠正了吕才对因明的误解上。他对因明的发展可以表现在五个方面。一、用区别论题为“宗体”或“宗依”；二、为照顾立论发挥自由思想，打破顾虑，提出了“寄言简别”的办法就不能成为过失；三、立论者的“生因”与论敌的“了因”，各分出言、智、义而成六因，正意唯取“言生”、“智了”；四、每一过类都分为全分的、一分的，又将全分的、一分的又发为自、它八俱；五、有体无体。所以玄奘“创造了运用因明攀登高峰的又一个光辉记录。”(同上，第281页)杨百顺指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等人的译著虽然在逻辑史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也有脱离实际，只为佛教教义服务的致命弱点，其关于印度逻辑的译述，正确之处，得到古今人们的赞誉，不足之处，也得到非难，特别是一些唯物主义者不…
《百年玄奘研究综述(黄夏年)》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