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时提出异议。(同书，301--309页)周文英则强调，“我们只有理解了玄奘的这种性格，才有可能分析因明学传入中国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同上，第241页)玄奘在印度获得了佛教的权威地位，于是他的性格也变得越来越保守，固执和落后，“他不仅在佛学领域内顽固地拒绝任何变动和改进，就是在因明学领域内，也顽固的拒绝任何变动和改进。”(同上，第259页)有学者根据梵汉本《因明入正理论》的对勘，指出“因三相”在汉译本中的“定有性”和“遍无性”之“定”、“遍”二字梵文本里没有此二字对应字或词义，它们是奘师在译文中补充进去的，是创造性的翻译。有时为了更好地表达或接近逻辑语言习惯，玄奘也会将梵文原文中的主从复合句、直言全称判断，在译文中改用主从条件句、假言蕴含判断。玄奘门人对因明学也多有阐发，但是并不一致。特别是在“六因”理论方面，学者认为，“他们虽然执卷承旨，亲受奘传，但由于理解和见解之差异，发挥自亦自异，其中以窥基关于六因的阐说最得奘传的神髓。”“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是对因明的发展，是值得在中国逻辑史上在书一笔的。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玄奘和窥基的广义因论仍有界说欠明白和论说欠周密的缺陷。”首先，作为广义的因，究竟指的是三支论式中的因和喻，还是宗、因、喻三支都包括在内的整个论式？窥基解释指的是整个论式，而《大疏》又明白无误地将宗排除在生因和了因之外，这就显出他们的广义因论还是不彻底的。其次，将六因约为四体也欠精当。本来六因的分别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六因模型。经《大疏》“约体成四”以后，便不免残缺。因为立论者所说的话语与论敌者听到的话语常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同时立论者话语中的涵义与敌论者所领解的涵义也时有出入，所以将六因约为四体是不妥当的，于此亦显出他们的六因理论尚不完善。有人指出玄奘没有亲自写过因明著作，现存只有他的两个比量，一个是他修改过的胜军比量，一个是真唯识量。也有人认为，玄奘对陈那的因明学说不仅有透彻的把握，而且推进和发展了陈那的学说，肯定因明学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的重大作用。总之，玄奘对因明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因明学是玄奘一生中最重要的学问之一，因此对他所建立的这一学说的体系，仍然可以深入地研究，更好地反映出他的为人和治学方法之一面。

　　五

　　梁启超是一位视角敏锐，求知求新的国学大师。1924年他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7期上发表了《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对玄奘的年龄提出了置疑，认定玄奘69岁说最为可信，其理由是﹕ 第一﹕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慈恩传》的价值应推第一，诸家所记，什九皆取材于慧立的传记，故《慈恩传》实为奘传的基本资料。第二﹕《旧唐书》本传云﹕“显庆六年卒，时年五十六。”此说纰缪特甚，……显庆只有五年，并无六年耶﹖官书疏舛，一至于此，可叹。” 第三﹕《行状》中有“贞观三年，年二十九”一语，若以63岁推算，其年仅28。 第四﹕《慈恩传》载﹕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奘师上表云﹕“岁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然已至。”以69岁推算，是年为62岁，与“已至”二字之意合。 第五﹕《慈恩传》于显庆五年条下，记奘师翻大般若经时，有谓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一语，依塔铭69岁推算，正与《慈恩传》符合。此说一出后，学者大哗，争论者不绝，延续了几十年。陈援庵先生即在1924年10月《东方杂志》21卷19号，发表《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一文，反驳69岁说，认为63岁说可信。1930年4月，刘泽民在《南开大学周刊》81期，发表《唐玄奘法师生平及西游年代考》。继之刘汝霖撰《唐玄奘年谱》一文(女师大《学术季刊》1卷3期﹑2卷1期，1930年9月、1931年1月)。陈思作《唐玄奘法师年谱》刊于1931年5月至7月出版的《东北丛刊》17至19期。曾了若也作《玄奘法师年谱》，发表于19343月中山大学《中文月刊》3卷1期。这4篇论文，讨论了65岁说和63岁说两种。1940年代吕澄著《玄奘法师略传》(《文教丛刊》1卷2期)持65岁说，郭元兴著《试论玄奘法师出生﹑西行的年代问题》(《文教丛刊》2卷2期)持69岁说。1955年9月罗香林先作《旧唐书玄奘传讲疏》(《学术季刊》3卷1期)，再作《玄奘法师年代考》(初发表于1956年1月《东方文化》3卷1期。1958重刊《香港佛教》1至3期)。这两篇论文，支持69岁说成立。印顺法师撰《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一文(1961年《海潮音》42卷4期)，重主63岁说。1970年2月20日台湾发行玄奘邮票后，东初法师作《玄奘大师生平年代考》(同年《南洋佛教》14期)，认为69岁说可信。新加坡双林寺沙门隆根先后撰《唐僧玄奘大师生平之研究》(1970年《海潮音》51卷九号)﹑《玄奘大师生平年代考读后》(1970年《海潮音》卷10号)﹑《传述玄奘大师传书之研究》(1970年《海潮音》51卷11、12号)等三文，全主63岁说。对以上各说，台湾成功大学石万寿教授对此有详细地评论。上述各篇文章全部收入在张曼涛编的书中。

　　中国大陆的研究是在1981年3月出版的杨廷福著的《唐僧取经》(中华书局)是“文革”后首先推出的介绍玄奘活动的普及型书籍。其所著的《玄奘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和《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则是现代大陆学术界对玄奘本人研究的水平较高的专著之一。作者认为，对玄奘“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的主客观原因的动机，“应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及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考察。”(《论集》21页)并从佛学的翻译上的问题和宗教哲学(神学)上的问题，及佛教宗派上和理论上的统一以及佛教本身利益问题等三个方面做了考察，指出，探究义理，求取真经，维护佛教本身的利益等是玄奘西去求法的主要原因。并反对一些学者所持的玄奘出国是受了贞观初期来华的波颇密多罗(明友)来华传译的影响之说法。对玄奘西行首途的时间，作者比较了学术界流行的贞观元年、二年、三年几种说法，又根据史乘，提出了“以贞观元年秋八月为当。”(同书，第57页)关于玄奘的生年及岁数，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参证文献，以六十五岁为确切。”(《玄奘年谱》，第4页)并对其它的63岁、69岁、56岁、60岁、61岁、64岁几种说法都做了考察。专家认为，他所做的考释年寿，“殆可定论”。所做的《年谱》，资料丰富，论世知人，爬梳理董，有较高的学术资料价值，也为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方便。不过，周连宽则认为，玄奘西行首途的年代应为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卒岁宁取69岁之说。(《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此外，孙毓堂、谢方点校了唐慧立本、彦(卜宗)签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贾三强对其做了部分译注。(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钱世民用文学的手法撰写了玄奘一生之传记，以及最近又出现了几个与玄奘有关的电视剧等。关于玄奘生平的回鹘文资料，也有人写出了论文。总之，在四十年来时间里，中国佛教僧人一直被人们纪念的主要是玄奘、法显和鉴真等人，而且玄奘又独占鳌头，有关他的书出版的最多，其次才是鉴真。

　　杜斗城和杨富学提出玄奘大师用佛学思想来武装李唐最高统治者的头脑，要他们用佛教理论来统治国家。玄奘的理想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得到人间帝王的支持，护持佛法，发展佛教。玄奘晚年与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关系，是佛教史和隋唐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龙朔二年发生的“致君拜亲”的事件，是高宗向武则天夺权而从佛教领域向朝野各界发出的试探行动，玄奘因与高、武的关系比较特殊，而在该事件中基本保持缄默，只是通过静迈的上表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此外，有人考订出玄奘的出生地在偃师县府店乡一带。畅耀对玄奘回国后的生活的寺院--大慈恩寺，作0了详细地介绍，综述千余年来的寺院变迁。此外，高振农和夏金华等对唐高宗与玄奘的关系做了梳理，玄奘圆寂的玉华寺可以参看蒙憬与贾福义撰写的《玉华宫史》(三秦出版社1994年)一书。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鼎臣的《唐三藏西游厄传》和杨致和的《西游记传》。此二书是明代流传的刻本，这次重新出版是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而版的。鲁迅曾认为杨本写本是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繁本的祖本。郑振铎则认为朱本是和杨本是吴本的转碾删节改写本。经学者研究，认为各本中比较突出的区别是没有玄奘出生的四难故事，如果有四难故事的，其版本可能较早一些。也有人认为，唐僧出生的故事在较早的“西游”刊本中不存在。还有人以小说中唐太宗赐玄奘“法号”的内容，来判断刊本的先后。此外，对传统的《西游记》中有关孙悟空的起源，近年来也发表了一些意见。1982年10月我国学术界还先后在江苏淮安和连去港两地召开了全国首届《西游记》学术讨论会，深化了对玄奘文学形象的探讨。而有关的《西游记》电影和动画片也经影视界推出，虽然其中关于玄奘的形象和真实生活中的玄奘有一定的距离，但文学作品是允许做夸张的艺术描写。总之，从古到今，玄奘的故事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所起的作用是历史上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成为古典文学领域的一个经常出现和受人欢迎喜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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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吕澂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指出印度学者护法的学说成为玄奘独家传译。玄奘对护法的唯识学说传译是有相唯识说，被称为…

《百年玄奘研究综述(黄夏年)》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