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時提出異議。(同書，301--309頁)周文英則強調，“我們只有理解了玄奘的這種性格，才有可能分析因明學傳入中國這一曆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同上，第241頁)玄奘在印度獲得了佛教的權威地位，于是他的性格也變得越來越保守，固執和落後，“他不僅在佛學領域內頑固地拒絕任何變動和改進，就是在因明學領域內，也頑固的拒絕任何變動和改進。”(同上，第259頁)有學者根據梵漢本《因明入正理論》的對勘，指出“因叁相”在漢譯本中的“定有性”和“遍無性”之“定”、“遍”二字梵文本裏沒有此二字對應字或詞義，它們是奘師在譯文中補充進去的，是創造性的翻譯。有時爲了更好地表達或接近邏輯語言習慣，玄奘也會將梵文原文中的主從複合句、直言全稱判斷，在譯文中改用主從條件句、假言蘊含判斷。玄奘門人對因明學也多有闡發，但是並不一致。特別是在“六因”理論方面，學者認爲，“他們雖然執卷承旨，親受奘傳，但由于理解和見解之差異，發揮自亦自異，其中以窺基關于六因的闡說最得奘傳的神髓。”“玄奘和窺基的廣義因論是對因明的發展，是值得在中國邏輯史上在書一筆的。當然由于時代的限製，玄奘和窺基的廣義因論仍有界說欠明白和論說欠周密的缺陷。”首先，作爲廣義的因，究竟指的是叁支論式中的因和喻，還是宗、因、喻叁支都包括在內的整個論式？窺基解釋指的是整個論式，而《大疏》又明白無誤地將宗排除在生因和了因之外，這就顯出他們的廣義因論還是不徹底的。其次，將六因約爲四體也欠精當。本來六因的分別正好構成一個完整的六因模型。經《大疏》“約體成四”以後，便不免殘缺。因爲立論者所說的話語與論敵者聽到的話語常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同時立論者話語中的涵義與敵論者所領解的涵義也時有出入，所以將六因約爲四體是不妥當的，于此亦顯出他們的六因理論尚不完善。有人指出玄奘沒有親自寫過因明著作，現存只有他的兩個比量，一個是他修改過的勝軍比量，一個是真唯識量。也有人認爲，玄奘對陳那的因明學說不僅有透徹的把握，而且推進和發展了陳那的學說，肯定因明學在中國邏輯思想史上的重大作用。總之，玄奘對因明的貢獻是有口皆碑的，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因明學是玄奘一生中最重要的學問之一，因此對他所建立的這一學說的體系，仍然可以深入地研究，更好地反映出他的爲人和治學方法之一面。
五
梁啓超是一位視角敏銳，求知求新的國學大師。1924年他在《東方雜志》第21卷第7期上發表了《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關于玄奘年譜之研究》，對玄奘的年齡提出了置疑，認定玄奘69歲說最爲可信，其理由是﹕ 第一﹕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慈恩傳》的價值應推第一，諸家所記，什九皆取材于慧立的傳記，故《慈恩傳》實爲奘傳的基本資料。第二﹕《舊唐書》本傳雲﹕“顯慶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此說纰缪特甚，……顯慶只有五年，並無六年耶﹖官書疏舛，一至于此，可歎。” 第叁﹕《行狀》中有“貞觀叁年，年二十九”一語，若以63歲推算，其年僅28。 第四﹕《慈恩傳》載﹕顯慶二年九月二十日，奘師上表雲﹕“歲月如流，六十之年，飒然已至。”以69歲推算，是年爲62歲，與“已至”二字之意合。 第五﹕《慈恩傳》于顯慶五年條下，記奘師翻大般若經時，有謂諸僧曰﹕“玄奘今年六十五，必當卒命于此伽藍。”一語，依塔銘69歲推算，正與《慈恩傳》符合。此說一出後，學者大嘩，爭論者不絕，延續了幾十年。陳援庵先生即在1924年10月《東方雜志》21卷19號，發表《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一文，反駁69歲說，認爲63歲說可信。1930年4月，劉澤民在《南開大學周刊》81期，發表《唐玄奘法師生平及西遊年代考》。繼之劉汝霖撰《唐玄奘年譜》一文(女師大《學術季刊》1卷3期﹑2卷1期，1930年9月、1931年1月)。陳思作《唐玄奘法師年譜》刊于1931年5月至7月出版的《東北叢刊》17至19期。曾了若也作《玄奘法師年譜》，發表于19343月中山大學《中文月刊》3卷1期。這4篇論文，討論了65歲說和63歲說兩種。1940年代呂澄著《玄奘法師略傳》(《文教叢刊》1卷2期)持65歲說，郭元興著《試論玄奘法師出生﹑西行的年代問題》(《文教叢刊》2卷2期)持69歲說。1955年9月羅香林先作《舊唐書玄奘傳講疏》(《學術季刊》3卷1期)，再作《玄奘法師年代考》(初發表于1956年1月《東方文化》3卷1期。1958重刊《香港佛教》1至3期)。這兩篇論文，支持69歲說成立。印順法師撰《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一文(1961年《海潮音》42卷4期)，重主63歲說。1970年2月20日臺灣發行玄奘郵票後，東初法師作《玄奘大師生平年代考》(同年《南洋佛教》14期)，認爲69歲說可信。新加坡雙林寺沙門隆根先後撰《唐僧玄奘大師生平之研究》(1970年《海潮音》51卷九號)﹑《玄奘大師生平年代考讀後》(1970年《海潮音》卷10號)﹑《傳述玄奘大師傳書之研究》(1970年《海潮音》51卷11、12號)等叁文，全主63歲說。對以上各說，臺灣成功大學石萬壽教授對此有詳細地評論。上述各篇文章全部收入在張曼濤編的書中。
中國大陸的研究是在1981年3月出版的楊廷福著的《唐僧取經》(中華書局)是“文革”後首先推出的介紹玄奘活動的普及型書籍。其所著的《玄奘論集》(齊魯書社，1986年)和《玄奘年譜》(中華書局，1988年)則是現代大陸學術界對玄奘本人研究的水平較高的專著之一。作者認爲，對玄奘“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的主客觀原因的動機，“應從當時的社會曆史條件及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些問題來進行考察。”(《論集》21頁)並從佛學的翻譯上的問題和宗教哲學(神學)上的問題，及佛教宗派上和理論上的統一以及佛教本身利益問題等叁個方面做了考察，指出，探究義理，求取真經，維護佛教本身的利益等是玄奘西去求法的主要原因。並反對一些學者所持的玄奘出國是受了貞觀初期來華的波頗密多羅(明友)來華傳譯的影響之說法。對玄奘西行首途的時間，作者比較了學術界流行的貞觀元年、二年、叁年幾種說法，又根據史乘，提出了“以貞觀元年秋八月爲當。”(同書，第57頁)關于玄奘的生年及歲數，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爲“參證文獻，以六十五歲爲確切。”(《玄奘年譜》，第4頁)並對其它的63歲、69歲、56歲、60歲、61歲、64歲幾種說法都做了考察。專家認爲，他所做的考釋年壽，“殆可定論”。所做的《年譜》，資料豐富，論世知人，爬梳理董，有較高的學術資料價值，也爲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提供了方便。不過，周連寬則認爲，玄奘西行首途的年代應爲貞觀叁年季春叁月。卒歲甯取69歲之說。(《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中華書局，1984年)此外，孫毓堂、謝方點校了唐慧立本、彥(蔔宗)簽的《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中華書局，1983年)賈叁強對其做了部分譯注。(成都巴蜀書社，1988年)錢世民用文學的手法撰寫了玄奘一生之傳記，以及最近又出現了幾個與玄奘有關的電視劇等。關于玄奘生平的回鹘文資料，也有人寫出了論文。總之，在四十年來時間裏，中國佛教僧人一直被人們紀念的主要是玄奘、法顯和鑒真等人，而且玄奘又獨占鳌頭，有關他的書出版的最多，其次才是鑒真。
杜鬥城和楊富學提出玄奘大師用佛學思想來武裝李唐最高統治者的頭腦，要他們用佛教理論來統治國家。玄奘的理想就是最大限度地爭取得到人間帝王的支持，護持佛法，發展佛教。玄奘晚年與唐高宗和武則天的關系，是佛教史和隋唐史研究中的重要問題。龍朔二年發生的“致君拜親”的事件，是高宗向武則天奪權而從佛教領域向朝野各界發出的試探行動，玄奘因與高、武的關系比較特殊，而在該事件中基本保持緘默，只是通過靜邁的上表曲折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此外，有人考訂出玄奘的出生地在偃師縣府店鄉一帶。暢耀對玄奘回國後的生活的寺院--大慈恩寺，作0了詳細地介紹，綜述千余年來的寺院變遷。此外，高振農和夏金華等對唐高宗與玄奘的關系做了梳理，玄奘圓寂的玉華寺可以參看蒙憬與賈福義撰寫的《玉華宮史》(叁秦出版社1994年)一書。
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朱鼎臣的《唐叁藏西遊厄傳》和楊致和的《西遊記傳》。此二書是明代流傳的刻本，這次重新出版是作爲《中國小說史料叢書》而版的。魯迅曾認爲楊本寫本是吳承恩所作的《西遊記》繁本的祖本。鄭振铎則認爲朱本是和楊本是吳本的轉碾刪節改寫本。經學者研究，認爲各本中比較突出的區別是沒有玄奘出生的四難故事，如果有四難故事的，其版本可能較早一些。也有人認爲，唐僧出生的故事在較早的“西遊”刊本中不存在。還有人以小說中唐太宗賜玄奘“法號”的內容，來判斷刊本的先後。此外，對傳統的《西遊記》中有關孫悟空的起源，近年來也發表了一些意見。1982年10月我國學術界還先後在江蘇淮安和連去港兩地召開了全國首屆《西遊記》學術討論會，深化了對玄奘文學形象的探討。而有關的《西遊記》電影和動畫片也經影視界推出，雖然其中關于玄奘的形象和真實生活中的玄奘有一定的距離，但文學作品是允許做誇張的藝術描寫。總之，從古到今，玄奘的故事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所起的作用是曆史上任何人都不可比擬的，成爲古典文學領域的一個經常出現和受人歡迎喜愛的主題。
六
1979年呂澂先生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指出印度學者護法的學說成爲玄奘獨家傳譯。玄奘對護法的唯識學說傳譯是有相唯識說，被稱爲…
《百年玄奘研究綜述(黃夏年)》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