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玄奘研究綜述

　　黃夏年

　　玄奘是我國最著名的翻譯家、旅行家和佛教理論家，曾對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交流與發展作出過卓越的貢獻。自他于7世紀遊學印度，載譽回國以後，曆史上有關他的傳記和文學故事一直流傳，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小說《西遊記》，唐僧的名字早已家喻戶曉，可以這樣說，凡是一個中國人恐怕沒有不知道唐僧這個人的。佛教界對玄奘的推崇更是有之而不及，佛教徒將其所著的書和譯著手抄印刷或镌版，輾轉流傳，曆代大藏經都有所收。他們還將玄奘奉爲神明，置于羅漢之列，對他所創立的唯識宗加以傳承研習。

　　一

　　19世紀以後，隨著歐美等國的殖民地開發，世界東方學蔚然興起，玄奘的著作因之受到了各國學者的重視，爲之注疏、翻譯、研究和引用者絡繹不絕，對玄奘的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也就從這時起，玄奘成爲世界文化名人。外國學術界最早對玄奘的研究，不是因他的譯經事業和有新譯的特點，也不是因他在唐朝建立了法相宗，弘揚了佛教，而是因爲他到印度求學取經後回來撰述了《大唐西域記》一書，裏面介紹了不少南亞地區各國的情況，對古印度考古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

　　按照我國已故著名的玄奘研究專家楊廷福先生提供的資料，西方國家最早開展了《大唐西域記》的研究，其中以德國和英國爲首。1834年德國學者Klaproth在柏林出版了《玄奘在中亞與印度的旅行》一書，這是迄今所見的最早介紹玄奘的著作之一。1851年法國學者M·斯坦拉·儒蓮翻譯出版了《慧立、彥(宗)的玄奘傳及其629—645年旅行》(即《慈恩傳》)一書。以後又在此書的基礎上，于1857年法譯了《大唐西域記》一書，此書的出版在東西方學術界影響甚大，因爲它開創了玄奘的研究的新時期。例如，1837年孟加拉地方政府的英國官員亞曆山大·枯甯漢姆在釋迦牟尼成道的鹿野苑和山奇大塔處等地發現了石刻銘文，1854年他將這些銘文收集後整理出版。1861年他首次在北印度主持考古，十年後他被任命爲印度殖民政府第一屆考古部長官。幸運的是，由于有了 M·斯坦拉·儒蓮法譯的《大唐西域記》，使枯甯漢姆根據玄奘的記載，核實了發掘考古資料，確定了石柱的銘文性質，指出了他們都是佛教的遺物，出版了考古報告。到1885年，他已經寫出24卷的《印度考古調查報告》，其中有一卷是專門研究阿育王敕柱銘文的內容。枯甯漢姆主持的考古工作開創了印度古代史研究的新時代。這部法譯本的出版，與之內容相配的地圖也被繪出來。1862年俄國學者Klass0sky根據法譯本又轉譯成俄文本出版。英譯本的出版則是由S·比爾在1884年將儒蓮的法譯本譯出後而完成的。1904至1905年托馬斯·瓦特(Thomas Watters)再譯《大唐西域記》。正是由于《大唐西域記》的被相繼譯出各種文字，與此相關的學術爭論和有關資料也受到重視，如針對儒蓮的譯文與後出的R·Grousset法譯本的譯文比較，以及法顯的《佛國記》等各種相關資料的研究專著不斷出版，而有關的論文已經汗牛充棟，不可計數。日本學者的研究稍晚于歐洲，1894年《佛教史林》刊出《玄奘叁藏年譜》，是爲最早的論文。1910年日本京都大學出版了《大唐西域記考異》，2年後堀謙德出版了《解說西域記》一書，是爲日本最早的專著出版。1926年高桑駒吉出版過《大唐西域記》與東南印度地理研究的書，之後到1942年足立喜六出版了《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二卷本，可以說代表了當時日本學術界在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以後直到1972年後，此書才由水谷真成譯注的《大唐西域記》所取代。1983年野村耀昌又重譯《大唐西域記》。近年來韓國的學者將慧超的《五天竺記》與《大唐西域記》做了比較研究。印度學者對《大唐西域記》裏記載的一些地名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所以從《大唐西域記》開始，玄奘爲世界學術界注目，百年過去，至今仍然受到重視，這在世界學術界是不多的。這所取得的一切，無不與玄奘的成就有重要的關聯，所以重視玄奘及其對中世紀曆史文化的貢獻，早已成爲學術界的重要資源之一，研究玄奘已經超出了佛教的本身，成爲整個人文科學，特別是曆史地理學的最主要的內容之一。

　　二

　　我國學術界對玄奘的研究與國外的重視是分不開的。1904年，當時在《史學界》第6卷2期上曾經刊出了日本學者山下寅次撰寫的《玄奘叁藏的〈大唐西域記〉中所見到的都貨羅國和〈漢書·西域傳〉中所見到的月氏國之考證》一文，這大概是在中國最早出現的與玄奘研究有關的文章，雖然此文爲外國學者撰寫，但是它卻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揭示了國外對玄奘的研究成果已經開始進入到中國，正在引起國內學界人士的注意。

　　1915年學者丁謙在《方志月刊》六卷二期至六期發表了《西域記考證》，此文于1934在年南京出版﹐後收入在《浙江圖書館叢書集成》第二集之“蓬萊軒地理學叢書”中。到50年代前，國內學者發表了有關與《西域記》地理有關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陳寅恪、陳垣和馮承均等著名學者的文章，又以馮承均的研究最集中。此外國內學者還譯介了一批國外學者的著作。梁啓超是一位視角敏銳，求知求新的國學大師，他早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裏就談到了玄奘研究的問題，當南京歐陽竟無領導的支那內學院完成了校注本《慈恩傳》後，1924年他在《東方雜志》第21卷第7期上發表了《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關于玄奘年譜之研究》，把已經形成的一些想法，重新提了出來。在這篇文章裏，梁先生對玄奘的年齡提出了置疑，開了20世紀研究玄奘年齡之先，對後世起過重要的影響。已故的著名佛學家湯用彤先生曾對玄奘大師從人格、學問、事業叁個方面做了闡說，指出玄奘在人格上能不雜埃塵，匡振愦綱，涉風波而不倦，對萬乘而愈高：在學問上有知識分子的誠實，知識分子勇于追求真理的勇氣：在事業上欲使佛學在中國紮根，翻經旨在另外創立哲學語言。給予了很高的評價。20世紀初二、叁十年代，佛學在我國一度複興，佛教界內外有不少人對唯識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時成爲近代佛學研究的主流。歐陽竟無領導的南京金陵刻經處和支那內學院與韓清淨領導的北平叁時學會都對唯識理論和典籍做了深入地研究和整理、印刷流通。章太炎、梁啓超、梁漱冥、熊十力等人還借助于唯識理論，來建構自己的思想體系。至于與玄奘法師有關的唯識學研究，則在這一時期一直是一個比較熱門的學問，因它屬于佛教思想的範疇，因此不在這裏論述了，可參考筆者專文。[1]總之，1950年以前，有關玄奘本人研究的文章並不是太多，但是研究的成果比較顯著，因之爲後來的研究找下了基礎。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到1956年時，我國的政治生活局面基本上是正常的，學術界的活動也較爲繁榮。1957年後，我國政治生活受到了來自“左”傾思想的幹擾，與玄奘研究有密切關系的佛教被視爲唯心主義，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佛教的研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扼製，許多領域被人們視爲禁區，而不敢涉入。但是玄奘的研究卻時而有之，據筆者所見，到1960年以前，大陸學術界出版的有關玄奘的書籍約26種，以後不再見到過這方面的書目。在這些書籍中，有的是通俗介紹性讀物，有的是過去的名著再版，用新的觀點來撰寫的書，主要是田光烈的《玄奘及其哲學思想中之辯證法因素》(雲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和任繼愈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田著從“緣起論”、“中道觀”和“因明學”叁方面入手，試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來闡明玄奘哲學思想中的辯證法因素。任著則介紹和分析了法相宗的哲學思想，肯定了其“在中國佛教史上可謂最忠實于印度大乘有宗的哲學體系的”特征。此外，中國佛教協會的叁時學會于1959年油印了韓清淨的《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論彙編》，共100卷，對深入唯識學的研究做了貢獻。還出版了英文版的《玄奘法師傳》。岑仲勉的有關突厥史料補厥及考證的書、馮家升的《回鹘文寫本〈菩薩大唐叁藏法師傳研究報告〉》(中國科學院，1953年)和賀昌群翻譯的日本學者羽溪了谛的《西域之佛教》一書等也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953年以後，全國最重要的佛教專業刊物--《現代佛學》刊載了呂澂、向達、郭元興等人撰寫的與玄奘有關的文章約10余篇，加上各地報紙和一些學術刊物刊出的文章，大概在50篇左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有關學術研究的活動基本停止，佛教乃至玄奘研究的活動不再進行，直到1978年後才徹底改變。

　　總之，從1949年到1978年約30年間，中國大陸出版了佛教書籍幾十種，與玄奘有關的占了叁分之二，所發表的佛學文章約550篇左右，與玄奘有關的約占十分之一。這一時期的學術成果目錄都收集在《玄奘論集》[2]附錄中，可供參考。

　　1950年代以後，玄奘的研究開始在大陸和臺灣省兩地都成爲研究的熱點，但是雙方的側重點不一樣。大陸因受政治的影響，玄奘是被作爲一名佛教文化名人的面貌出現的，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被佛教界認可，並將其作爲與南亞各國和日本佛教界之間友好聯系的使者。這些影響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在一個小範圍和局部內産生，遠沒有走上社會。在臺灣，一些學者和僧界人士主要是對玄奘的生平研究非常感興趣，作了各種考證，發表了不少文章，這些文章全部被張曼濤先生收入其編的書中。大陸學者也做了一些這方面的工作，但因受種種影響，這些成果在當時有好多沒有得到機會發表，十分可惜。作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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