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都，人物喧擁，取進不前。”[23]他因譯經而劬勞獻身，當出柩時，“京城僧尼送至塔所，門人奉柩于慈恩翻經堂，道俗奔赴者，日盈千萬”。此外，在“京畿五百裏內，送者百余萬人”[24]。玄奘的偉業不僅轟動京城，且對全國乃至巴蜀地區的影響也是不小的。提到中印之間的友好關系，本就是源遠而流長，然架設這座友好之橋者，其中以佛教及其僧侶的作用最爲突出。據梁啓超《中國印度之交通》一文說，他專注于研究往來中印間的求法僧人，“積數月之功，刻意搜討，所得乃逾百”。他統計西遊諸賢中，有籍貫可考者65四川有6人，居于第四位。在魏晉南北朝時，西行求法者固不乏人，但時間相距稀疏，人數零落。入唐後則情況遽變，西去僧侶絡繹不絕，梁氏從太宗貞觀統計至德宗貞元，竟有四十九人之多[25]。唐朝的大一統和國力的強盛，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也要看到玄奘西行求法業績對僧衆的巨大影響及其所産生的吸引力。
這種吸引力對巴蜀佛僧的作用，同樣是有史可稽，灼然有據的。考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有明遠法師，益州清城人；義朗，益州成都人；智岸，益州成都人；義玄，益州成都人；會甯，益州成都人等。他們俱從蜀川牂牱道，由雲南經緬甸而入印度，或由海道至印。梁氏稱經由此道至印者，有唐僧二十許人。在《求法高僧傳》裏，記載印地有“支那寺”，說：“古老相傳，雲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爲支那國僧所造。于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牱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26]可見經蜀中牂牱道而至印地營寺的，其數絕不可低估。我們認爲，玄奘在蜀地獲得諸大德的教誨和哺育，他會很自然地回饋這片土地，但他是用弘揚佛法的業績來作回報，借以促進巴蜀佛教的發展，而蜀僧積極赴印求法正是這一互動關系的真實反映。
玄奘在長安組織譯場，譯出1300余卷佛籍梵本，這需要遴選才華出衆的高僧，組建規模巨大而分工合理的翻譯班子。玄奘爲譯主，自是譯場的主持者。其下分工有證義、證文、筆受、正字、證梵、綴文、潤文和梵呗等十余種，彼此協調相助，分合相宜，以利提高效率和保證質量。拙文這裏要揭示的是，玄奘班子譯僧中亦有蜀人可足稱述者。如釋靖邁，蜀梓潼人，時玄奘組建譯場，“召證義大德，谙練大小乘經論，爲時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邁預其精選，即居慈恩寺也。”[27]如道因，益州多寶寺僧，主講《攝論》、《維摩》，聽者千數。後以宸命，“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兼充證義。奘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參酌，新翻弗墜，因有力焉。”[28]如綿州振響寺沙門敬明，曾任譯場綴文[29]。蜀僧參與玄奘譯場，有籍可考者雖爲數有限，而能與其流並受到奘師的“獎賞”，這也是他對蜀僧回饋的一種方式。
玄奘鑽研佛義，志存高遠，故遍訪大德，尋師問道，苦學不怠。他謹守“學貴經遠，義重疏通”的學風，常以此警策自勵[30]。玄奘優良的學行和品格，在蜀地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巴蜀僧侶追慕前賢，奮志勤勉，好學深思，因而唐宋間蜀中亦湧現了許多大德高僧。如資州德純寺智诜，傳弟子處寂，處寂傳弟子淨衆寺無相，無相傳弟子保唐寺無住，從而形成淨衆—保唐禅系[31]。如漢州什邡馬祖道一，他曾參淨衆寺無相，原屬智诜法脈。但他不滿足于既得之見，遂出峽訪師，參學于南嶽懷讓，得懷讓心印，成爲南宗的舉旗人物。雖然馬祖的活動及其業績在江西，而其成才則在蜀中，這是他追迹玄奘最終登上了高峰。如果州西充宗密，他會通禅、教，摒棄門戶之見，融禅、賢爲一，是一位學貫內外的大德高僧。他師事澄觀，研精《華嚴》，被尊爲華嚴五祖。他的蒙師是道圓，圓出自南印之門，因而宗密于禅宗屬荷澤宗；晚年他常住終南山，居圭峰蘭若，故稱圭峰禅師。白居易贊其佛學理論貢獻和內外會通的學養，有詩雲：“口藏傳宣十二部，心臺照耀百千燈。”[32]至晚唐則有劍南簡州德山宣鑒、眉州洪雅悟達國師等，他們堪稱蜀僧翹楚、釋門龍象。巴蜀佛教的蓬勃發展，有唐一代達到一個新的高峰，這既是玄奘偉業的振蕩和激勵，又是其地僧侶奮發進取，好學深思而結出的豐碩成果。成都最大的一所佛寺即大聖慈寺，北宋李之純《大聖慈寺畫記》說，其寺“總九十六院，按閣、殿、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33]這是李之純知成都府時，命僧官清點統計所得，相信數字是精確可靠的。寺之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該寺的講學風氣綿延不斷。如悟達國師升座講學于“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衆日計萬許人，注聽傾心，駭歎無已”。人們稱贊雲：“方今海內龍象，非師而誰？”[34]可見大慈寺在當時已成爲蜀中的佛學研究中心，並且寺還內按類別分爲超悟、宣梵、嚴淨叁院，“使學禅者居超悟，學律者居宣梵，學講者居嚴淨”。其中超悟院“創建禅宇凡爲屋千楹，且闡龍宮具藏貝葉，規模恢敞，氣象雄峙”[35]。成都佛教之所以呈現隆盛氣象，如拓開視野來看，這正是玄奘蜀中求學、求法譯經偉績和成都佛教之間互動關系的結晶，此一認識想必與曆史的真實更爲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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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曆史研究法》商務印書館，民國13年第3版，第140—141頁。
[2]《佛學研究十八篇》(二)，遼甯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358—377頁。
③《東方雜志》第21卷19號，1924年10月。此據《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193—204頁。
[4] 李複華、陶鳴寬《東漢岩墓內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6期，第89—90頁。
[5] 俞偉超《東漢佛教圖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
[6] 何志國《四川綿陽何家山1號東漢崖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年第3期。
[7] 林向《蒲江龍拖灣北朝題名碑石刻造像考察初記》《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
[8] 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齊永明造像碑及有關問題》，《文物》1992年第2期。
[9] 馮漢骥《成都萬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9期。
[10]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文物》1998年11期。
[11] 胡昌健《佛教傳入巴渝地區的時間和路線》，《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12] 汶山道，見《華陽國志》卷8《大同志》。岷山道，見《梁書》卷30《裴子野傳》。按岷、汶字通，故岷山或稱汶山，岷江亦稱汶江。
[13]《高僧傳》卷11《釋法緒傳》、《釋法成傳》、《釋法琳傳》、卷12《釋僧生傳》、卷7《釋道汪傳》。《續高僧傳》卷6《釋慧韶傳》、卷8《釋寶彖傳》等。
[14]《蘇東坡全集·前集》卷40，亦見《成都文類》卷38。
[15]《蘇東坡全集·後集》卷18。
[16] 亦見《續高僧傳》卷6《釋慧韶傳》。
[17] 此俱見《輿地紀勝》卷146懷安軍。按宋懷安軍，即今成都市金堂縣。
[18] 曹學佺《蜀中廣記》卷1。
[19]《續高僧傳》卷9《釋智方傳》。
[20] 《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1。
[21] 劉轲《大唐叁藏大遍覺法師塔銘並序》，《全唐文》卷742。
[22] 《隋唐佛教史稿》第142頁。中華書局1982年第1版。
[23]《續高僧傳》卷4《玄奘傳》。
[24] 《大唐叁藏大遍覺法師塔銘並序》，《全唐文》卷742。
[25] 《佛學研究十八篇》(一)第96—126頁。
[26] 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王邦維校注)，中華書局1988第1版，第103頁。
[27]《宋高僧傳》卷4《簡州福聚寺靖邁傳》，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
[28]《宋高僧傳》卷2《益州多寶寺道因傳》，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
[29]《開元釋教錄》卷8下，亦見《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卷6。
[30]《續高僧傳》卷4《玄奘傳》。
[31] 此及以下俱見拙編《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所撰前言。巴蜀書社2003年第1版。
[32]《白居易集》卷31《贈草堂宗密上人》，中華書局1979第1版。
[33]《成都文類》卷45，又明天啓《四川成都府志》卷43。
[34]《宋高僧傳》卷6《唐彭州丹景山知玄傳》，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
[35]《成都文類》卷40。
《玄奘入蜀與成都佛教之相關問題(龍顯昭)》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