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都，人物喧拥，取进不前。”[23]他因译经而劬劳献身，当出柩时，“京城僧尼送至塔所，门人奉柩于慈恩翻经堂，道俗奔赴者，日盈千万”。此外，在“京畿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24]。玄奘的伟业不仅轰动京城，且对全国乃至巴蜀地区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提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本就是源远而流长，然架设这座友好之桥者，其中以佛教及其僧侣的作用最为突出。据梁启超《中国印度之交通》一文说，他专注于研究往来中印间的求法僧人，“积数月之功，刻意搜讨，所得乃逾百”。他统计西游诸贤中，有籍贯可考者65四川有6人，居于第四位。在魏晋南北朝时，西行求法者固不乏人，但时间相距稀疏，人数零落。入唐后则情况遽变，西去僧侣络绎不绝，梁氏从太宗贞观统计至德宗贞元，竟有四十九人之多[25]。唐朝的大一统和国力的强盛，自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但也要看到玄奘西行求法业绩对僧众的巨大影响及其所产生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对巴蜀佛僧的作用，同样是有史可稽，灼然有据的。考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有明远法师，益州清城人；义朗，益州成都人；智岸，益州成都人；义玄，益州成都人；会宁，益州成都人等。他们俱从蜀川牂牱道，由云南经缅甸而入印度，或由海道至印。梁氏称经由此道至印者，有唐僧二十许人。在《求法高僧传》里，记载印地有“支那寺”，说：“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26]可见经蜀中牂牱道而至印地营寺的，其数绝不可低估。我们认为，玄奘在蜀地获得诸大德的教诲和哺育，他会很自然地回馈这片土地，但他是用弘扬佛法的业绩来作回报，借以促进巴蜀佛教的发展，而蜀僧积极赴印求法正是这一互动关系的真实反映。
玄奘在长安组织译场，译出1300余卷佛籍梵本，这需要遴选才华出众的高僧，组建规模巨大而分工合理的翻译班子。玄奘为译主，自是译场的主持者。其下分工有证义、证文、笔受、正字、证梵、缀文、润文和梵呗等十余种，彼此协调相助，分合相宜，以利提高效率和保证质量。拙文这里要揭示的是，玄奘班子译僧中亦有蜀人可足称述者。如释靖迈，蜀梓潼人，时玄奘组建译场，“召证义大德，谙练大小乘经论，为时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迈预其精选，即居慈恩寺也。”[27]如道因，益州多宝寺僧，主讲《摄论》、《维摩》，听者千数。后以宸命，“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与玄奘法师翻译校定梵本，兼充证义。奘师偏奖赏之，每有难文，同加参酌，新翻弗坠，因有力焉。”[28]如绵州振响寺沙门敬明，曾任译场缀文[29]。蜀僧参与玄奘译场，有籍可考者虽为数有限，而能与其流并受到奘师的“奖赏”，这也是他对蜀僧回馈的一种方式。
玄奘钻研佛义，志存高远，故遍访大德，寻师问道，苦学不怠。他谨守“学贵经远，义重疏通”的学风，常以此警策自励[30]。玄奘优良的学行和品格，在蜀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巴蜀僧侣追慕前贤，奋志勤勉，好学深思，因而唐宋间蜀中亦涌现了许多大德高僧。如资州德纯寺智诜，传弟子处寂，处寂传弟子净众寺无相，无相传弟子保唐寺无住，从而形成净众—保唐禅系[31]。如汉州什邡马祖道一，他曾参净众寺无相，原属智诜法脉。但他不满足于既得之见，遂出峡访师，参学于南岳怀让，得怀让心印，成为南宗的举旗人物。虽然马祖的活动及其业绩在江西，而其成才则在蜀中，这是他追迹玄奘最终登上了高峰。如果州西充宗密，他会通禅、教，摒弃门户之见，融禅、贤为一，是一位学贯内外的大德高僧。他师事澄观，研精《华严》，被尊为华严五祖。他的蒙师是道圆，圆出自南印之门，因而宗密于禅宗属荷泽宗；晚年他常住终南山，居圭峰兰若，故称圭峰禅师。白居易赞其佛学理论贡献和内外会通的学养，有诗云：“口藏传宣十二部，心台照耀百千灯。”[32]至晚唐则有剑南简州德山宣鉴、眉州洪雅悟达国师等，他们堪称蜀僧翘楚、释门龙象。巴蜀佛教的蓬勃发展，有唐一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这既是玄奘伟业的振荡和激励，又是其地僧侣奋发进取，好学深思而结出的丰硕成果。成都最大的一所佛寺即大圣慈寺，北宋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说，其寺“总九十六院，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33]这是李之纯知成都府时，命僧官清点统计所得，相信数字是精确可靠的。寺之大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该寺的讲学风气绵延不断。如悟达国师升座讲学于“大慈寺普贤阁下，黑白众日计万许人，注听倾心，骇叹无已”。人们称赞云：“方今海内龙象，非师而谁？”[34]可见大慈寺在当时已成为蜀中的佛学研究中心，并且寺还内按类别分为超悟、宣梵、严净三院，“使学禅者居超悟，学律者居宣梵，学讲者居严净”。其中超悟院“创建禅宇凡为屋千楹，且阐龙宫具藏贝叶，规模恢敞，气象雄峙”[35]。成都佛教之所以呈现隆盛气象，如拓开视野来看，这正是玄奘蜀中求学、求法译经伟绩和成都佛教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晶，此一认识想必与历史的真实更为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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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民国13年第3版，第140—141页。
[2]《佛学研究十八篇》(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358—377页。
③《东方杂志》第21卷19号，1924年10月。此据《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193—204页。
[4] 李复华、陶鸣宽《东汉岩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第89—90页。
[5] 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
[6] 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
[7] 林向《蒲江龙拖湾北朝题名碑石刻造像考察初记》《成都文物》1986年第2期。
[8] 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2年第2期。
[9] 冯汉骥《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
[10]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11期。
[11] 胡昌健《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时间和路线》，《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
[12] 汶山道，见《华阳国志》卷8《大同志》。岷山道，见《梁书》卷30《裴子野传》。按岷、汶字通，故岷山或称汶山，岷江亦称汶江。
[13]《高僧传》卷11《释法绪传》、《释法成传》、《释法琳传》、卷12《释僧生传》、卷7《释道汪传》。《续高僧传》卷6《释慧韶传》、卷8《释宝彖传》等。
[14]《苏东坡全集·前集》卷40，亦见《成都文类》卷38。
[15]《苏东坡全集·后集》卷18。
[16] 亦见《续高僧传》卷6《释慧韶传》。
[17] 此俱见《舆地纪胜》卷146怀安军。按宋怀安军，即今成都市金堂县。
[18]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1。
[19]《续高僧传》卷9《释智方传》。
[20]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
[21] 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全唐文》卷742。
[22] 《隋唐佛教史稿》第142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1版。
[23]《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24] 《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全唐文》卷742。
[25] 《佛学研究十八篇》(一)第96—126页。
[26]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88第1版，第103页。
[27]《宋高僧传》卷4《简州福聚寺靖迈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28]《宋高僧传》卷2《益州多宝寺道因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29]《开元释教录》卷8下，亦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
[30]《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
[31] 此及以下俱见拙编《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所撰前言。巴蜀书社2003年第1版。
[32]《白居易集》卷31《赠草堂宗密上人》，中华书局1979第1版。
[33]《成都文类》卷45，又明天启《四川成都府志》卷43。
[34]《宋高僧传》卷6《唐彭州丹景山知玄传》，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35]《成都文类》卷40。
《玄奘入蜀与成都佛教之相关问题(龙显昭)》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