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战争频仍，巴蜀乃成建康中央朝廷通向西域的必经之地。西域僧人和汉地僧人频繁往来于巴蜀，因而促进了巴蜀区内佛教的蓬勃发展。其道路具体走向，是由西而东，经由河南道、岷山道，以达蜀中各地。所谓河南道，是指由今青海、甘肃而达四川松潘。按松潘时称龙涸，俗名防浑城，于今即著名风景胜地松潘县黄龙寺。由此入蜀经茂汶、汶川和都江堰市，而进抵成都。此一道路，在晋名汶山道，其后称岷山道[12]。据我考证，由西域经蜀而至汉地传法的有昙摩蜜多、畺良耶舍和释明达等；而汉僧西行求法或求法返程，亦多取蜀地经由此道往返，如释慧叡、释法献和释智猛等。
据《高僧传》、《续高僧传》之有关记载，至东晋南朝时，佛教的基本典籍在蜀中已获广泛传播，如《妙法莲花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宝积经》、《无量寿经》、《观音经》、《涅槃经》、《大品般若经》、《大集经》和《成实论》等[13]。他如华严、中、百、十二门论等，亦为蜀僧所常研修。《高僧传》卷八《齐蜀齐后山释玄畅传》云：“初，《华严》大部，文旨浩博，终古以来，未有宣释。畅乃竭思研寻，提章比句。传讲迄今，畅其始也。又善于《三论》，为学者之宗。宋文帝深加叹重，请为太子师。”此外如律藏《毘尼》、《十诵》及禅法等，亦早为蜀僧传习。可见玄奘来蜀前，巴蜀佛法确已得到广泛传播，佛学理论业已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巴蜀佛教的勃兴，其主要原因固在大德高僧包括众多佛徒的勤勉弘传，同时亦由地方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因而蜀中佛教之传播得以蓬勃开展，其中如梁朝的蜀王萧纪和隋朝的蜀王杨秀，是值得一提的。萧纪，梁武帝第八子，天监时封武陵郡王。大同三年(537)，授持节、都督益梁诸州军事、安西将军(后授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梁末称帝自立，至承圣二年(553)被杀。萧纪统蜀长达十余年。在此期间，他礼遇佛徒，对有佛学素养的高僧尤为崇敬。据《续高僧传·释宝海传》，宝海，阆中人，尝远至建康听习《成实》，学业日进，于僧中颇享清誉，并与梁武帝法席，讲论佛性义，武帝聆听大悦。“后还蜀，住谢寺，大弘讲肆。武陵王纪作镇井络，敬爱无已。每就海宿，请谈玄理，乃忘昼夜”。句中“武陵王作镇井络”，即萧纪作镇益梁，“井络”是巴蜀的分野旧称。又《续高僧传·释法建传》云，法建，广汉人，“诵经一千卷”。后萧纪出峡东下，成都为西魏将尉迟迥所破，迥闻法建精熟《华严》，欲验其实。于是“设高座，令诸僧众并执本，听法建登座为诵”，经七日七夜，诵满千卷犹不止，迥乃信服。同书《释慧韶传》说，萧纪出镇庸蜀(即巴蜀)，闻韶法师名，“便邀之至蜀，于诸寺讲论，开导如川流”。又谓“武陵布政于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论，沙门宝彖、保该、智空等并后进峰岫，参与撰集，勒卷既成，王赐钱十万，即于龙渊寺分赡学徒”。据其上下文，这一段是说武陵王萧纪赐十万钱，资助韶法师僧徒撰集《涅槃》讲论，以利佛法广泛传播。隋蜀王杨秀，文帝第四子，开皇初封为蜀王，后虽内徙，不久仍出镇蜀地，至仁寿二年(602年)征还长安。杨秀镇蜀前后约十余年，任内亦礼敬佛法。《续高僧传·释法进传》云，法进，新繁人，“出家行头陀，不居寺舍，时隋蜀王秀闻名，知难邀请”。他命僚属迎法进，再三叮咛“不须威逼，但以理延”。及法进入城，杨秀“遥见即礼”。他又请法进为“妃姬受戒”，可见他对佛法之崇信和虔诚。同书《善胄传》云，善胄精修《涅槃》，入隋住京邑净影寺，受敕为该寺涅槃众主。开皇时，“蜀王秀镇部梁益，携与同行，岷峨望德曰：归道成务。”后善胄迎佛舍利至梓州牛头山华林寺，于寺筑塔安奉。继住禅定寺，“屡开法席，传响相寻”。蜀王所赐财资，他“悉营尊像光座，严饰绝世”。可见佛僧的长期弘传和蜀中统治者的礼遇崇尚，至唐前巴蜀佛教已具较深厚的基础。
成都在历史上是巴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西南的佛教重镇。这可从举世同称的著名学者文集中获得证明。苏轼《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说：“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于佛事最盛。”[14]他在其《宝月大师塔铭》里又说，“成都僧统，所治万余人”[15]。僧统是统辖地方僧众的主管僧官，其治内有“万余”僧尼，可见成都佛教隆盛确非虚言。苏轼所云虽是北宋情形，但隋唐前这里的佛教已显繁盛，也是有史可证的。据《高僧传·释道汪传》，道汪“雅善《涅槃》”，住成都祗洹寺，“化行巴蜀，誉洽朝野”。传里说到益州虽处边荒，“僧尼出万，禅戒所资，一焉是赖”。道汪是南朝刘宋时人，由此证明，那时蜀地的僧众已越出万人，足见苏轼所言“成都僧统，所治万余人”，并非夸张之词。梁武帝天监年间，成都有一所安浦寺，后名净众寺，继改名万佛寺(或万福寺)。据《法苑珠林》卷六记载，梁天监初，安浦寺尼说有“五百僧登七宝梯，到天宫殿讲堂中。其地如水精，床席华整”云云[16]。文中所言梁朝成都佛寺已有僧众至五百人者，至少部分大寺如此，这绝非浮夸之语。如成都属县金堂，有寺名星楠院，其寺宇“凡二千三百余间，僧徒千人”。又该县云顶山祥符寺，“盛时至千僧，为屋二千楹”[17]。金堂寺院千僧的记载，虽时间略晚，然其初之规模亦当不小。如成都市龙渊寺(后名空慧寺)，唐仪凤二年(677年)建塔，度僧七百人[18]。此从一个侧面说明该寺僧侣众多，其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成都佛教之隆盛，不仅表现在佛寺规模大和僧尼数量多，而且有影响的寺院已形成为佛教的讲学中心。梁时高僧慧韶受蜀王萧纪之邀，来成都住龙渊寺，主持法席，讲经著述，培养了众多的义学新秀。《续高僧传·释慧韶传》说：“至蜀，于诸寺讲论，开导如川流。······于时成都法席，恒并置三四，法鼓齐振，竞敞玄门；而韶听徒济济，莫斯为盛。又率诸听侣，讽诵《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数集，伦次诵之。”经过他的讲论，包括“大乘及三藏”等，从而培养和识拔了许多的“后进峰岫”。蜀王萧纪请他执掌“僧都”，管理全州佛事，被他婉言谢绝。由《释慧韶传》看出，龙渊寺已成了当时的佛学论坛，而此论坛具有竞讲的性质，选学有造诣者在常设的三四讲席里开讲，由听众独立评判。结果有的开讲，台下稀稀；而韶法师主讲，则“听众济济”。更有成都谢寺宝海频与龙渊寺智方，就如何成佛等问题，互相辩论“击难”[19]。成都佛寺的讲学风气，对川外也是有影响的。隋、唐之际，北方众多的高僧云集成都，佛法之盛更超于前。《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隋朝“末年国难，供料停绝，多游绵、蜀，知法之众又盛于彼”。所谓“知法之众”，是指前文的慧景、道基、宝暹等。他们流向成都，固然是因北方战乱，供给困乏，但这仅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还是此地佛法兴隆，讲学风气良好，因而吸引了他们来到这片乐土。
三、 玄奘入蜀学佛及其与巴蜀佛教之互动关系
玄奘入蜀之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寻访高僧，问经求学，乞获开示。《续高僧传·玄奘传》说：“大业余历，兵饥交贸，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行达长安，住庄严寺。又非本望，西逾剑阁，既达蜀都，即而听受《阿毘昙论》。一闻不忘，见称昔人；随言镜理，又高伦等。”玄奘的佛学颖悟及其非凡素养，获得了师友门的赞许。“基每顾而叹曰：“余少游讲肆多矣，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听侣，佥号英雄；四方多难，总归绵、益；相与称赞，逸口传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言及玄奘不安于京城，其地无名师，传云：“法师乃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兄从之。又与兄经子午谷入汉川，遂逢空、景二法师，皆道场之大德，相见悲喜。停月余，日从之受学，仍相与进向成都。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毘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厉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时天下饥乱，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法师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吴、蜀、荆、楚无不知闻。”刘轲《大遍觉法师塔铭》所记略同。诸书俱言玄奘倾心习佛，不畏疲劳，由洛而京，自京徂蜀，乐学不倦。时成都有道基、宝暹等大德萃集，发扬过去龙渊寺的讲学风尚，开建法筵而弘传经论，这对青年时代的玄奘成长确有莫大的裨益，蜀地佛法雅操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于武德五年(622)遂在成都龙渊寺受具，此后修持益勤，“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经论研综既穷，更思入京询问殊旨”[20]。出川后，除在荆州讲经弘法外，他即北上访师，“学《成实》于赵州深，学《俱舍》于长安岳。于是西经前来者，无不贯综矣”[21]。关于玄奘出国前之佛学造诣，汤用彤先生对此有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说：“奘师早年，虽偏于法相，而究不限于法相师之学，盖与其兄长长捷法师略同而加广。长捷善涅槃、摄论、毗昙，而奘并兼俱舍、成实也。又其学虽不重般若，而未始不知般若。其出国至凉州，曾讲摄论、涅槃之外，并讲般若，可以为证。据此而言，奘师早期已规模弘大，非一经一论之专家。”[22]玄奘青年时代已具广博的佛学基础，相信蜀地的钟灵毓秀作用，必是其学识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玄奘十余年游学归国，至麟德元年(664年)圆寂，即全身心地投入译经和著述约20其间所付出的辛劳和所贡献的智慧，载在史册，难以缕述。玄奘西行求法及其翻译事业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中华文明史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而且在当时也产生了强烈的震动效应。在他回归长安时，民众倾城出迎，瞻仰法师。唐人文献说：“道俗相趋，屯赴阗闼，数十万众如值下生。将欲入…
《玄奘入蜀与成都佛教之相关问题(龙显昭)》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