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戰爭頻仍，巴蜀乃成建康中央朝廷通向西域的必經之地。西域僧人和漢地僧人頻繁往來于巴蜀，因而促進了巴蜀區內佛教的蓬勃發展。其道路具體走向，是由西而東，經由河南道、岷山道，以達蜀中各地。所謂河南道，是指由今青海、甘肅而達四川松潘。按松潘時稱龍涸，俗名防渾城，于今即著名風景勝地松潘縣黃龍寺。由此入蜀經茂汶、汶川和都江堰市，而進抵成都。此一道路，在晉名汶山道，其後稱岷山道[12]。據我考證，由西域經蜀而至漢地傳法的有昙摩蜜多、畺良耶舍和釋明達等；而漢僧西行求法或求法返程，亦多取蜀地經由此道往返，如釋慧叡、釋法獻和釋智猛等。
據《高僧傳》、《續高僧傳》之有關記載，至東晉南朝時，佛教的基本典籍在蜀中已獲廣泛傳播，如《妙法蓮花經》、《維摩诘經》、《金光明經》、《寶積經》、《無量壽經》、《觀音經》、《涅槃經》、《大品般若經》、《大集經》和《成實論》等[13]。他如華嚴、中、百、十二門論等，亦爲蜀僧所常研修。《高僧傳》卷八《齊蜀齊後山釋玄暢傳》雲：“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研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于《叁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此外如律藏《毘尼》、《十誦》及禅法等，亦早爲蜀僧傳習。可見玄奘來蜀前，巴蜀佛法確已得到廣泛傳播，佛學理論業已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礎。
巴蜀佛教的勃興，其主要原因固在大德高僧包括衆多佛徒的勤勉弘傳，同時亦由地方統治者的重視和倡導，因而蜀中佛教之傳播得以蓬勃開展，其中如梁朝的蜀王蕭紀和隋朝的蜀王楊秀，是值得一提的。蕭紀，梁武帝第八子，天監時封武陵郡王。大同叁年(537)，授持節、都督益梁諸州軍事、安西將軍(後授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梁末稱帝自立，至承聖二年(553)被殺。蕭紀統蜀長達十余年。在此期間，他禮遇佛徒，對有佛學素養的高僧尤爲崇敬。據《續高僧傳·釋寶海傳》，寶海，阆中人，嘗遠至建康聽習《成實》，學業日進，于僧中頗享清譽，並與梁武帝法席，講論佛性義，武帝聆聽大悅。“後還蜀，住謝寺，大弘講肆。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請談玄理，乃忘晝夜”。句中“武陵王作鎮井絡”，即蕭紀作鎮益梁，“井絡”是巴蜀的分野舊稱。又《續高僧傳·釋法建傳》雲，法建，廣漢人，“誦經一千卷”。後蕭紀出峽東下，成都爲西魏將尉遲迥所破，迥聞法建精熟《華嚴》，欲驗其實。于是“設高座，令諸僧衆並執本，聽法建登座爲誦”，經七日七夜，誦滿千卷猶不止，迥乃信服。同書《釋慧韶傳》說，蕭紀出鎮庸蜀(即巴蜀)，聞韶法師名，“便邀之至蜀，于諸寺講論，開導如川流”。又謂“武陵布政于蜀，每述大乘及叁藏等論，沙門寶彖、保該、智空等並後進峰岫，參與撰集，勒卷既成，王賜錢十萬，即于龍淵寺分贍學徒”。據其上下文，這一段是說武陵王蕭紀賜十萬錢，資助韶法師僧徒撰集《涅槃》講論，以利佛法廣泛傳播。隋蜀王楊秀，文帝第四子，開皇初封爲蜀王，後雖內徙，不久仍出鎮蜀地，至仁壽二年(602年)征還長安。楊秀鎮蜀前後約十余年，任內亦禮敬佛法。《續高僧傳·釋法進傳》雲，法進，新繁人，“出家行頭陀，不居寺舍，時隋蜀王秀聞名，知難邀請”。他命僚屬迎法進，再叁叮咛“不須威逼，但以理延”。及法進入城，楊秀“遙見即禮”。他又請法進爲“妃姬受戒”，可見他對佛法之崇信和虔誠。同書《善胄傳》雲，善胄精修《涅槃》，入隋住京邑淨影寺，受敕爲該寺涅槃衆主。開皇時，“蜀王秀鎮部梁益，攜與同行，岷峨望德曰：歸道成務。”後善胄迎佛舍利至梓州牛頭山華林寺，于寺築塔安奉。繼住禅定寺，“屢開法席，傳響相尋”。蜀王所賜財資，他“悉營尊像光座，嚴飾絕世”。可見佛僧的長期弘傳和蜀中統治者的禮遇崇尚，至唐前巴蜀佛教已具較深厚的基礎。
成都在曆史上是巴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西南的佛教重鎮。這可從舉世同稱的著名學者文集中獲得證明。蘇轼《大聖慈寺大悲圓通閣記》說：“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于佛事最盛。”[14]他在其《寶月大師塔銘》裏又說，“成都僧統，所治萬余人”[15]。僧統是統轄地方僧衆的主管僧官，其治內有“萬余”僧尼，可見成都佛教隆盛確非虛言。蘇轼所雲雖是北宋情形，但隋唐前這裏的佛教已顯繁盛，也是有史可證的。據《高僧傳·釋道汪傳》，道汪“雅善《涅槃》”，住成都祗洹寺，“化行巴蜀，譽洽朝野”。傳裏說到益州雖處邊荒，“僧尼出萬，禅戒所資，一焉是賴”。道汪是南朝劉宋時人，由此證明，那時蜀地的僧衆已越出萬人，足見蘇轼所言“成都僧統，所治萬余人”，並非誇張之詞。梁武帝天監年間，成都有一所安浦寺，後名淨衆寺，繼改名萬佛寺(或萬福寺)。據《法苑珠林》卷六記載，梁天監初，安浦寺尼說有“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床席華整”雲雲[16]。文中所言梁朝成都佛寺已有僧衆至五百人者，至少部分大寺如此，這絕非浮誇之語。如成都屬縣金堂，有寺名星楠院，其寺宇“凡二千叁百余間，僧徒千人”。又該縣雲頂山祥符寺，“盛時至千僧，爲屋二千楹”[17]。金堂寺院千僧的記載，雖時間略晚，然其初之規模亦當不小。如成都市龍淵寺(後名空慧寺)，唐儀鳳二年(677年)建塔，度僧七百人[18]。此從一個側面說明該寺僧侶衆多，其規模是相當可觀的。
成都佛教之隆盛，不僅表現在佛寺規模大和僧尼數量多，而且有影響的寺院已形成爲佛教的講學中心。梁時高僧慧韶受蜀王蕭紀之邀，來成都住龍淵寺，主持法席，講經著述，培養了衆多的義學新秀。《續高僧傳·釋慧韶傳》說：“至蜀，于諸寺講論，開導如川流。······于時成都法席，恒並置叁四，法鼓齊振，競敞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爲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經過他的講論，包括“大乘及叁藏”等，從而培養和識拔了許多的“後進峰岫”。蜀王蕭紀請他執掌“僧都”，管理全州佛事，被他婉言謝絕。由《釋慧韶傳》看出，龍淵寺已成了當時的佛學論壇，而此論壇具有競講的性質，選學有造詣者在常設的叁四講席裏開講，由聽衆獨立評判。結果有的開講，臺下稀稀；而韶法師主講，則“聽衆濟濟”。更有成都謝寺寶海頻與龍淵寺智方，就如何成佛等問題，互相辯論“擊難”[19]。成都佛寺的講學風氣，對川外也是有影響的。隋、唐之際，北方衆多的高僧雲集成都，佛法之盛更超于前。《大唐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說：隋朝“末年國難，供料停絕，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于彼”。所謂“知法之衆”，是指前文的慧景、道基、寶暹等。他們流向成都，固然是因北方戰亂，供給困乏，但這僅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還是此地佛法興隆，講學風氣良好，因而吸引了他們來到這片樂土。
叁、 玄奘入蜀學佛及其與巴蜀佛教之互動關系
玄奘入蜀之目的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尋訪高僧，問經求學，乞獲開示。《續高僧傳·玄奘傳》說：“大業余曆，兵饑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逾劍閣，既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毘昙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玄奘的佛學穎悟及其非凡素養，獲得了師友門的贊許。“基每顧而歎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聽侶，佥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相與稱贊，逸口傳聲。”《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言及玄奘不安于京城，其地無名師，傳雲：“法師乃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虛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又與兄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大德，相見悲喜。停月余，日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成都。諸德既萃，大建法筵，于是更聽基、暹《攝論》、《毘昙》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厲精無怠，二叁年間，究通諸部。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故四方僧投之者衆，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吳、蜀、荊、楚無不知聞。”劉轲《大遍覺法師塔銘》所記略同。諸書俱言玄奘傾心習佛，不畏疲勞，由洛而京，自京徂蜀，樂學不倦。時成都有道基、寶暹等大德萃集，發揚過去龍淵寺的講學風尚，開建法筵而弘傳經論，這對青年時代的玄奘成長確有莫大的裨益，蜀地佛法雅操亦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于武德五年(622)遂在成都龍淵寺受具，此後修持益勤，“坐夏學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旨”[20]。出川後，除在荊州講經弘法外，他即北上訪師，“學《成實》于趙州深，學《俱舍》于長安嶽。于是西經前來者，無不貫綜矣”[21]。關于玄奘出國前之佛學造詣，湯用彤先生對此有非常中肯的評價。他說：“奘師早年，雖偏于法相，而究不限于法相師之學，蓋與其兄長長捷法師略同而加廣。長捷善涅槃、攝論、毗昙，而奘並兼俱舍、成實也。又其學雖不重般若，而未始不知般若。其出國至涼州，曾講攝論、涅槃之外，並講般若，可以爲證。據此而言，奘師早期已規模弘大，非一經一論之專家。”[22]玄奘青年時代已具廣博的佛學基礎，相信蜀地的鍾靈毓秀作用，必是其學識提升的一個重要因素。
玄奘十余年遊學歸國，至麟德元年(664年)圓寂，即全身心地投入譯經和著述約20其間所付出的辛勞和所貢獻的智慧，載在史冊，難以縷述。玄奘西行求法及其翻譯事業的偉大成就，不僅在中華文明史上放射出燦爛的光輝，而且在當時也産生了強烈的震動效應。在他回歸長安時，民衆傾城出迎，瞻仰法師。唐人文獻說：“道俗相趨，屯赴阗闼，數十萬衆如值下生。將欲入…
《玄奘入蜀與成都佛教之相關問題(龍顯昭)》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