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入蜀与成都佛教之相关问题
龙显昭(四川西华大学教授)
玄奘是海内外公认的伟大佛学家、翻译家。他西行求法，履霜历险，游学五印，遍访名师，研修三藏，学业精进，成就蜚然，誉满中印。他西行往返旅程和游学印地，历时凡十余年，虽身冒祁寒烈暑，备尝艰难险阻，仍矢志不渝，百折不回，勇往直前，堪称中外杰出的旅行家和卓越的中印友好使者。他返唐后，精力专注，翻译携回的佛教梵本经论，垂二十年，译书达千三百余卷。他特别致力于印度瑜伽学系名家护法等的唯识著述，总览印僧“十家注”，编译成著名的《成唯识论》，这就奠定了中国法相唯识学的理论基础，从而开创了我国佛教的法相宗。由于玄奘在印虚心好学，勤勉攻读，他既学有师承，又能会通自立，因而其学术造诣达到了佛学史上一个新的高度，可谓世间罕有之法门龙象。同时亦应指出者，西行前的玄奘虽是一个小青年，然而他已具有相当可观的佛学素养，在拙文里我们将对他入蜀求学之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便更全面地认识玄奘佛学成就之由来。
一、 玄奘入蜀的年岁
关于玄奘入蜀的年岁，本文所指是他入蜀的年代和岁龄问题。据慧立、彦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玄奘与兄素(长捷)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俱来长安，不久即随兄“相与进向成都”，抵达成都年代盖在武德元年或稍后。由此上推，可知玄奘入蜀岁龄似乎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唐人有关玄奘事迹的文献记述，如《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道宣《续高僧传》、冥祥《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刘轲《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及其他诸书，所言玄奘生卒年均互有参差，且同书本文前后亦相牴牾，可谓治丝若棼，难以统理。
上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玄奘生卒年问题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梁启超、陈垣两先生的著作，最具标志性意义。梁氏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钜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借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余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1]梁氏所发感慨，是他深入研究后的肺腑之言。不久他撰《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副题“关于玄奘年谱之研究”)，坦言“本书得此善本，吾深为学界庆幸，惟于卷端所列年岁，有未能释然者。吾三年前尝发心造玄奘年谱，牵于他课，久而未成，今亦未克赓续，偶因读此本，触发旧兴，抉其要点，先制一简谱以就正于内学院诸大德云。”梁氏的主要意见是：玄奘“圆寂岁月为麟德元年二月五日无可疑者，惟生年不详；而享寿岁数，诸家多阙不载，或载而不实。”他列举享寿异说有五：五十六岁说，六十三岁说，六十五岁说，六十一岁说，六十九岁说。他指出刘轲《大遍觉法师塔铭》载玄奘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卒，“春秋六十有九”。梁氏认为塔铭所记“最得其实，在本书中可得切证。校者主六十三岁说，乃据他书以改本书，大误也。”[2]
陈垣撰《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其主要观点是“诸家记法师年岁互有矛盾”，“六十九岁与五十六岁说不足据”。他指出：“今校本于法师寂年，特取六十三岁，至为审慎。盖综合诸家记载，惟武德五年满二十岁，即二十一岁，及麟德元年寂之说，唯能统一；校者即根据此说，推算为六十三，而又与《行状》合也。”陈氏结论是玄奘寿年以六十三岁为“精确”[3]。
其后，续有刘汝霖《唐玄奘法师年谱》、杨廷福《玄奘年谱》、冯家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郭元兴《玄奘法师生年考证》、周连宽《玄奘西游的起程年代及其年岁问题》和季羡林《玄奘与〈大唐西域记〉》等。各家继梁、陈二公之后，视野更显开阔，研究更加深入，论者意见亦渐相趋近。我们认为学术观点固不必强求同一，然随客观研究的发展而逼近历史的真实，也是值得肯定和庆幸的。如玄奘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享寿六十五，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年)，这一看法似已为大多数所认可，并在学人中居有较大优势。
这里我还要郑重指出，关于玄奘生卒年的争议问题，最先提出者并不自梁启超始。就我所知，明万历间赵崡即已发现玄奘的生卒年，文献史传间记载互有参差。他在其《石墨镌华》卷四说：“《唐大遍觉玄奘法师塔铭》玄奘久居西域，广译佛言，唐太宗极尊崇之。据史，卒于显庆六年，即龙朔元年；铭则云卒于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铭云年六十九。”入清有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倪涛《六艺之一录》、林侗《来斋金石考》和王澍《竹云题跋》等。他们对《慈恩传》、《塔铭》与《旧唐书·玄奘传》之间的歧异牴牾，皆作过细致的比勘和研判，所得结论对后世研究者颇具启发意义。现引王澍《竹云题跋》卷二中的一条，以见其概。王云：“旧史《玄奘传》玄奘年五十六，以显庆六年卒。显庆六年即龙朔元年也，由龙朔元年上推五十六，当生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刘轲《三藏法师塔铭》则云：玄奘十三出家，显庆五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由显庆五年上推六十九，当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二年。以仁寿四年出家。唐高祖武德元年，乃从高祖于晋阳。太宗贞观三年，自请于帝，往游西域；于时年三十八，历十七年，以贞观十九年还京师，年五十四。又十五年，当高宗显庆五年，年六十九，卒于故玉华宫肃成院。其徒令检以三藏传记，请为塔铭，比于史书，故当无误可据。若据史书五十六年之语，则十三年出家当在高祖武德元年，与其所称大业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王氏条辨文繁，故不赘引。明清诸家考证，虽未必精审，可议之处亦多，然其探索却开启了后人的研究思路，其功绩是值得称述的。
由上考见，玄奘入蜀年代之判定，固不可墨守成说，偏执一家之言，仍须综合《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三藏法师塔铭》和新旧《唐书》史传等文籍，加以通观稽核，引出理据较为可信意见，虽未必获致各家认同，然于史实亦当相去不远。因此，关于玄奘入蜀年代拙文仍以武德元年(618)为宜，其时奘年十九；约于武德五年(622)离蜀，出峡赴荆，时奘年二十三。因此，玄奘在蜀当为618—622年，为时约有5年。
二、巴蜀佛教的勃兴和成都佛教的隆盛
我们这里所说的巴蜀，是指历史上的巴蜀区域。秦灭巴蜀，置蜀郡、巴郡。汉朝分蜀新置广汉郡，继于蜀之南鄙新置犍为郡，史称蜀郡、广汉和犍为等三郡，谓之“三蜀”。东汉末，由巴郡析置巴东、巴西郡，史称巴郡、巴东和巴西等三郡，谓之“三巴”。晋沿汉制于成都仍置益州；于巴地新置梁州，州治汉中。唐朝于巴蜀地区置剑南道，后析为二，置剑南西川道于成都，置剑南东川道于梓州(今三台县)；巴地属山南道，后析置则属山南西道，治利州(今广元市)。宋朝于巴蜀置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兴元府路和夔州府路，史称“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元于其地置四川行省，而四川省之行政区名称亦沿用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以，本文所用巴蜀一词，实指过去的四川地区，即传统意义的巴蜀区域。
巴蜀佛教的兴起，自然涉及佛教何时传入巴蜀问题。从文献来讲，东晋有高僧释道安分遣弟子法和、慧持(慧远弟)入蜀，见慧皎《高僧传·道安传》。同书《慧持传》云：“持后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兼欲观瞩峨眉，振锡珉岫，乃以晋隆安三年辞远入蜀。······时有沙门慧岩、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倾盖，及持至止，皆望风推服，有升持堂者，皆号登龙门。”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已是东晋殆亡之时，或以此即佛教入蜀之始。又赞宁《宋高僧传·唐成都郫县法定寺惟忠传》云，惟忠“出家法定寺，本是后汉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国便有”。又明人杨慎《雾中山开化寺碑记》谓该寺永平十六年(73年)即“建住持”。此二则显系附会汉明帝永平(58—75年)求法而侈言之，说汉明时蜀有佛寺，显然是不可信的。又明人黄辉《重建万福寺碑记》说，该寺“相传创于汉延熹”。 延熹(158—166年)为汉桓帝年号，属东汉晚期。
那末佛教究竟何时传入蜀中，要指明其确切年代，断不可以简单之语作出回答。现据考古资料得知，汉季以来在西川一带留存有不少的佛教文化遗迹，包括佛像及佛教造像题记等。如乐山麻浩崖墓、柿子湾崖墓的东汉佛像[4]，彭山东汉崖墓出土的陶座佛像[5]，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钱树铜佛像[6]。有明确纪年的造像题记，如蒲江龙拖湾“嘉兴元年”(417)造像[7]，茂汶南齐永明元年(483)造像[8]，以及成都万佛寺自清光绪以来几次出土有纪年的如宋元嘉、梁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等佛教造像[9]。最近几年，成都西安路出土了齐永明、梁天监至太清共五通有题记的佛教造像[10]。以上列举的各地佛教遗迹，如果把它连接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今乐山、彭山、蒲江、成都、绵阳和茂汶等西蜀一线，正是汉末至南朝时段内佛教传入蜀中的重要地带。近来有报道说，丰都县出土陶质摇钱树座及摇钱树残片，残片中有“铜佛形象”，摇钱树座阴刻有隶书“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九字；延光四年(125)是汉安帝年号。论者据以推断这是巴渝地区最早的东汉佛教遗物[11]。可是，迄今仍未见有正式考古报告发表，故聊录备参。
我主编《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在其前言里指出，佛教传入巴蜀的时间约在东汉末期，迨东晋南北朝，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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