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入蜀與成都佛教之相關問題
龍顯昭(四川西華大學教授)
玄奘是海內外公認的偉大佛學家、翻譯家。他西行求法，履霜曆險，遊學五印，遍訪名師，研修叁藏，學業精進，成就蜚然，譽滿中印。他西行往返旅程和遊學印地，曆時凡十余年，雖身冒祁寒烈暑，備嘗艱難險阻，仍矢志不渝，百折不回，勇往直前，堪稱中外傑出的旅行家和卓越的中印友好使者。他返唐後，精力專注，翻譯攜回的佛教梵本經論，垂二十年，譯書達千叁百余卷。他特別致力于印度瑜伽學系名家護法等的唯識著述，總覽印僧“十家注”，編譯成著名的《成唯識論》，這就奠定了中國法相唯識學的理論基礎，從而開創了我國佛教的法相宗。由于玄奘在印虛心好學，勤勉攻讀，他既學有師承，又能會通自立，因而其學術造詣達到了佛學史上一個新的高度，可謂世間罕有之法門龍象。同時亦應指出者，西行前的玄奘雖是一個小青年，然而他已具有相當可觀的佛學素養，在拙文裏我們將對他入蜀求學之相關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看法，以便更全面地認識玄奘佛學成就之由來。
一、 玄奘入蜀的年歲
關于玄奘入蜀的年歲，本文所指是他入蜀的年代和歲齡問題。據慧立、彥悰《大唐慈恩寺叁藏法師傳》，玄奘與兄素(長捷)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俱來長安，不久即隨兄“相與進向成都”，抵達成都年代蓋在武德元年或稍後。由此上推，可知玄奘入蜀歲齡似乎不是一個問題。然而唐人有關玄奘事迹的文獻記述，如《大唐慈恩寺叁藏法師傳》、道宣《續高僧傳》、冥祥《大唐故叁藏玄奘法師行狀》、劉轲《大唐叁藏大遍覺法師塔銘並序》及其他諸書，所言玄奘生卒年均互有參差，且同書本文前後亦相牴牾，可謂治絲若棼，難以統理。
上世紀以來，中外學者對玄奘生卒年問題作過相當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其中影響較大的是梁啓超、陳垣兩先生的著作，最具標志性意義。梁氏在其《中國曆史研究法》中指出：“玄奘者，我國留學生宗匠而思想界一钜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學業進步之迹，乃發心爲之作年譜。吾所憑借之資料甚富，合計殆不下二十余種，而其最重要者，一爲道宣之《續高僧傳》，二爲慧立之《慈恩法師傳》，二人皆奘之親受業弟子，爲其師作傳，正吾所謂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進，而愈感困難，兩傳中矛盾之點甚多，或甲誤，或乙誤，或甲乙俱誤。吾列舉若幹問題，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決者，有卒未能解決者。”[1]梁氏所發感慨，是他深入研究後的肺腑之言。不久他撰《支那內學院精校本〈玄奘傳〉書後》(副題“關于玄奘年譜之研究”)，坦言“本書得此善本，吾深爲學界慶幸，惟于卷端所列年歲，有未能釋然者。吾叁年前嘗發心造玄奘年譜，牽于他課，久而未成，今亦未克赓續，偶因讀此本，觸發舊興，抉其要點，先製一簡譜以就正于內學院諸大德雲。”梁氏的主要意見是：玄奘“圓寂歲月爲麟德元年二月五日無可疑者，惟生年不詳；而享壽歲數，諸家多阙不載，或載而不實。”他列舉享壽異說有五：五十六歲說，六十叁歲說，六十五歲說，六十一歲說，六十九歲說。他指出劉轲《大遍覺法師塔銘》載玄奘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夜卒，“春秋六十有九”。梁氏認爲塔銘所記“最得其實，在本書中可得切證。校者主六十叁歲說，乃據他書以改本書，大誤也。”[2]
陳垣撰《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其主要觀點是“諸家記法師年歲互有矛盾”，“六十九歲與五十六歲說不足據”。他指出：“今校本于法師寂年，特取六十叁歲，至爲審慎。蓋綜合諸家記載，惟武德五年滿二十歲，即二十一歲，及麟德元年寂之說，唯能統一；校者即根據此說，推算爲六十叁，而又與《行狀》合也。”陳氏結論是玄奘壽年以六十叁歲爲“精確”[3]。
其後，續有劉汝霖《唐玄奘法師年譜》、楊廷福《玄奘年譜》、馮家昇《回鹘文寫本〈菩薩大唐叁藏法師傳〉研究報告》、郭元興《玄奘法師生年考證》、周連寬《玄奘西遊的起程年代及其年歲問題》和季羨林《玄奘與〈大唐西域記〉》等。各家繼梁、陳二公之後，視野更顯開闊，研究更加深入，論者意見亦漸相趨近。我們認爲學術觀點固不必強求同一，然隨客觀研究的發展而逼近曆史的真實，也是值得肯定和慶幸的。如玄奘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享壽六十五，生于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年)，這一看法似已爲大多數所認可，並在學人中居有較大優勢。
這裏我還要鄭重指出，關于玄奘生卒年的爭議問題，最先提出者並不自梁啓超始。就我所知，明萬曆間趙崡即已發現玄奘的生卒年，文獻史傳間記載互有參差。他在其《石墨镌華》卷四說：“《唐大遍覺玄奘法師塔銘》玄奘久居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于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銘則雲卒于麟德元年之二月。史雲年五十六，銘雲年六十九。”入清有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倪濤《六藝之一錄》、林侗《來齋金石考》和王澍《竹雲題跋》等。他們對《慈恩傳》、《塔銘》與《舊唐書·玄奘傳》之間的歧異牴牾，皆作過細致的比勘和研判，所得結論對後世研究者頗具啓發意義。現引王澍《竹雲題跋》卷二中的一條，以見其概。王雲：“舊史《玄奘傳》玄奘年五十六，以顯慶六年卒。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也，由龍朔元年上推五十六，當生于隋炀帝大業二年。劉轲《叁藏法師塔銘》則雲：玄奘十叁出家，顯慶五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由顯慶五年上推六十九，當生于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以仁壽四年出家。唐高祖武德元年，乃從高祖于晉陽。太宗貞觀叁年，自請于帝，往遊西域；于時年叁十八，曆十七年，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年五十四。又十五年，當高宗顯慶五年，年六十九，卒于故玉華宮肅成院。其徒令檢以叁藏傳記，請爲塔銘，比于史書，故當無誤可據。若據史書五十六年之語，則十叁年出家當在高祖武德元年，與其所稱大業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王氏條辨文繁，故不贅引。明清諸家考證，雖未必精審，可議之處亦多，然其探索卻開啓了後人的研究思路，其功績是值得稱述的。
由上考見，玄奘入蜀年代之判定，固不可墨守成說，偏執一家之言，仍須綜合《大唐慈恩寺叁藏法師傳》、《續高僧傳·玄奘傳》、《叁藏法師塔銘》和新舊《唐書》史傳等文籍，加以通觀稽核，引出理據較爲可信意見，雖未必獲致各家認同，然于史實亦當相去不遠。因此，關于玄奘入蜀年代拙文仍以武德元年(618)爲宜，其時奘年十九；約于武德五年(622)離蜀，出峽赴荊，時奘年二十叁。因此，玄奘在蜀當爲618—622年，爲時約有5年。
二、巴蜀佛教的勃興和成都佛教的隆盛
我們這裏所說的巴蜀，是指曆史上的巴蜀區域。秦滅巴蜀，置蜀郡、巴郡。漢朝分蜀新置廣漢郡，繼于蜀之南鄙新置犍爲郡，史稱蜀郡、廣漢和犍爲等叁郡，謂之“叁蜀”。東漢末，由巴郡析置巴東、巴西郡，史稱巴郡、巴東和巴西等叁郡，謂之“叁巴”。晉沿漢製于成都仍置益州；于巴地新置梁州，州治漢中。唐朝于巴蜀地區置劍南道，後析爲二，置劍南西川道于成都，置劍南東川道于梓州(今叁臺縣)；巴地屬山南道，後析置則屬山南西道，治利州(今廣元市)。宋朝于巴蜀置成都府路、潼川府路、興元府路和夔州府路，史稱“川峽四路”，簡稱“四川”。元于其地置四川行省，而四川省之行政區名稱亦沿用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所以，本文所用巴蜀一詞，實指過去的四川地區，即傳統意義的巴蜀區域。
巴蜀佛教的興起，自然涉及佛教何時傳入巴蜀問題。從文獻來講，東晉有高僧釋道安分遣弟子法和、慧持(慧遠弟)入蜀，見慧皎《高僧傳·道安傳》。同書《慧持傳》雲：“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眉，振錫珉岫，乃以晉隆安叁年辭遠入蜀。······時有沙門慧岩、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升持堂者，皆號登龍門。”晉安帝隆安叁年(399年)已是東晉殆亡之時，或以此即佛教入蜀之始。又贊甯《宋高僧傳·唐成都郫縣法定寺惟忠傳》雲，惟忠“出家法定寺，本是後漢永平中佛法始流中國便有”。又明人楊慎《霧中山開化寺碑記》謂該寺永平十六年(73年)即“建住持”。此二則顯系附會漢明帝永平(58—75年)求法而侈言之，說漢明時蜀有佛寺，顯然是不可信的。又明人黃輝《重建萬福寺碑記》說，該寺“相傳創于漢延熹”。 延熹(158—166年)爲漢桓帝年號，屬東漢晚期。
那末佛教究竟何時傳入蜀中，要指明其確切年代，斷不可以簡單之語作出回答。現據考古資料得知，漢季以來在西川一帶留存有不少的佛教文化遺迹，包括佛像及佛教造像題記等。如樂山麻浩崖墓、柿子灣崖墓的東漢佛像[4]，彭山東漢崖墓出土的陶座佛像[5]，綿陽何家山東漢崖墓錢樹銅佛像[6]。有明確紀年的造像題記，如蒲江龍拖灣“嘉興元年”(417)造像[7]，茂汶南齊永明元年(483)造像[8]，以及成都萬佛寺自清光緒以來幾次出土有紀年的如宋元嘉、梁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等佛教造像[9]。最近幾年，成都西安路出土了齊永明、梁天監至太清共五通有題記的佛教造像[10]。以上列舉的各地佛教遺迹，如果把它連接起來，我們可以看到今樂山、彭山、蒲江、成都、綿陽和茂汶等西蜀一線，正是漢末至南朝時段內佛教傳入蜀中的重要地帶。近來有報道說，豐都縣出土陶質搖錢樹座及搖錢樹殘片，殘片中有“銅佛形象”，搖錢樹座陰刻有隸書“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九字；延光四年(125)是漢安帝年號。論者據以推斷這是巴渝地區最早的東漢佛教遺物[11]。可是，迄今仍未見有正式考古報告發表，故聊錄備參。
我主編《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在其前言裏指出，佛教傳入巴蜀的時間約在東漢末期，迨東晉南北朝，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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