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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與四域佛教(劉元春)

  玄奘與四域佛教

  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劉元春

  內容提要:玄奘法師與西域廣結善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堅定的信念與高尚的情操顯示出來的人格力量,得到了西域人民的尊重。簡而言之,玄奘對推動中原與西域社會交流,促進民族團結,具有象征意義;玄奘的思想體系精深奧妙,又是佛學理論的基礎,可提升佛教信仰的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從高昌回鹘王朝時期佛教發展來看,玄奘及其思想對西域佛教的影響是積極和深遠的。

  關鍵詞:玄奘 人格 思想 西域佛教

  作爲狹義的西域佛教,古代新疆佛教雖然具有區域的民族文化的特點,但是,它仍然是中國佛教的一部分。在印度佛教向中國傳播的過程中,在印度佛教向中國佛教逐步轉化的曆程中,不僅僅是橋梁與紐帶並且起到熔鑄與貫通、整合與升華的作用。其中,諸如鸠摩羅什、玄奘等佛學大師們的東來西去,溝通了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佛學思想,促進了不同佛教信仰活動形態的交融與轉換,推動了中國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傳播與發展。玄奘是繼鸠摩羅什之後,對西域佛教影響深遠的曆史人物。

  一 結緣:人格與文化的力量

  玄奘(602 664)或(600 664)〔1〕,俗姓陳,今河南偃師市人。自幼跟隨兄長捷在洛陽學法,熟讀《法華經》《維摩經》等大乘經典。13歲出家後,遊學弘法到洛陽、長安、成都、荊州、趙州等地,聲震南北。唐貞觀叁年(629),爲了探求《瑜伽師地論》思想真源,孤身西行,涉流沙,越黃風,爬雪山,過草地,九死一生,直至五印度。先後曆經17年,毅然于貞觀十九年(645)回歸長安,報效祖國。回國後,玄奘法師著述翻譯,殚精竭慮,共翻譯經論75部,1335卷,以及個人著作《大唐西域記》、《會宗論》等部。其中,《大唐西域記》與慧立《大慈恩寺叁藏法師傳》等著作中,都記載了他西行求法過程中廣結善緣的事迹。

  玄奘法師與西域臣民廣結善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堅定的信念與高尚的情操所顯示出來的人格力量,得到了西域人民的尊崇。他不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不論是自然的還是人爲的,都勇往直前。《大慈寺叁藏法師傳》(《大正藏》電子版)中真實地記載了他的心路曆程:

  他西行求法之前,“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迹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于是,結侶陳表,有不許,諸人鹹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睑,乃自試其心以人間苦,種種調伏堪任不退。” “法師報曰:貧道爲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所悔也。……甯可就西而死,豈歸東而生。”——這種信念,成爲他人格精神的基礎。

  玄奘西行後,從西安經蘭州到涼州(今甘肅武威)“停月余日,道俗請開《涅架》《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爲開發。涼州爲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颡贊歎。歸還各向其君長稱歎法師之美,雲欲西來求法于婆羅門國。以是,西域諸城無不預發歡心,嚴灑而待”。——這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這爲玄奘西行帶來了良好的輿論開端。

  “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漢僧叁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哽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悉來參谒,王請屆所居,備陳供養。”伊吾,今新疆哈密地區。自漢代以來,就有中原漢族人屯墾,與高昌(今吐魯番地區)一樣,都是中原文化比較深厚的地區。包括下文所講的高昌王曲文泰家族都是漢人後裔。這對玄奘西行是十分有益的,也對擴大他在西域佛教中的影響産生積極的作用。所以,玄奘在高昌備受禮遇,也由此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時高昌王曲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敕伊吾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匹,遣貴臣驅駝設頓迎候。比停十余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既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于是遂行涉南碛。……法師人城,王與詩人前後列燭,自出宮迎法師人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雲: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准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漸欲將曉。言久,疲倦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隨後,曲文泰想盡辦法挽留玄奘,但法師求法心切,堅辭拒絕,演繹出了一幕動人的曆史故事。

  曲文泰說:“自承法師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身,令一國人皆爲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爲念!”“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豈貧道寡德所當,但此行不爲供養而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阙,懷疑蘊惑啓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于迦維,抉擇微言庶得盡沾于東國。波侖問道之志,善財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泛養爲懷。” “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每日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漿不涉于口叁日。至第四日,王覺法師氣息漸懾,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雲:任師西行,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爾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人道場禮佛,對母張太妃共法師約爲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叁年受弟子供養;若當來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經》,中間爲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歡,願與師長爲眷屬代代相度。于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

  “後日,王別張大帳開講。帳可坐叁百余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別而聽。每到講時,王躬執香爐自來迎引,將升法座,王又低跪爲蹬,令法師蹑上。日日如此。講訖,爲法師度四沙彌,以充給侍。製法服叁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等各數事,黃金一百兩銀錢叁萬,绫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叁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禦史歡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書,通屈支等二十四國,每一封書附大绫一匹爲信。又以绫絹五百匹、果味兩車,獻葉護可汗並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羅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邬落馬遞送出境。”“發日,王與諸僧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恸哭,道俗皆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敕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德已下,各乘馬送數十裏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類也。”

  從引述中,我們不能不深深地感動。一邊殷勤至誠,一邊矢志不渝!其實,都是基于共同的佛教信仰需求,只是前者局于狹隘,後者通于大願,境界與目標是不同的。最終,大家善緣增上,皆大歡喜,還在于玄奘偉大的理想與人格的力量,以及高昌王的高尚品性。這種美好的結果,對成就玄奘求法的順利成功和西域佛教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行數百裏人屈支國界(舊雲龜茲訛也)。將近王都,王與群臣及大德僧木叉鞠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皆于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至,諸德起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盤來授法師。法師受已,將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叉鞠多下坐。坐已複行華,行華已行蒲桃漿。于初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余寺亦爾。如是展轉日晏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于屈支出家,別居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之。王共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叁淨,法師不受,王深怪之。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不爾也,受余別食。食訖,過城西北阿奢理兒寺(唐言奇特也),是本叉鞠多所住寺也。

  鞠多理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印度二十余載,雖涉衆經而聲明最善。王及國人鹹所尊重,號稱獨步。見法師至,徒以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爲許。謂法師曰:此土《雜心》《俱舍》《昆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

  ”鞠多曰:“何用問是邪見書乎

  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師初深敬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曰:“《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疏言淺非究竟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今謂邪書,豈不懼無底在坑乎

  ”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非深

  ”法師報曰: “師今解不

  ”曰: “我盡解。”法師即引《俱舍》初文問,發端即謬,因更窮之。色遂變動雲:“汝更問余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 “論無此語。”時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經論,時在傍坐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對讀之。鞠多極慚雲: “老忘耳。”又問余部亦無好釋。時爲淩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余日。觀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複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曰: “此支那僧非易酬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出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俗等傾都送出。” ”

  龜茲(今新疆庫車)是東晉佛學家鸠摩羅什的故鄉,大小乘佛教都很發達,曾是當時西域著名的佛教中心,聲威遠播各地。高昌等地到這裏出家求法甚至建立寺院的人不少。從引文可以看出,那裏高僧輩出,地位隆崇。獨步當時的高僧本叉鞠多甚至自視清高。但是,經過與玄奘的應對酬答,不得不“畏歎如是”。其原因,不僅僅是玄奘的博學思辨以及戒行威儀的作用,事實上還透出了深層的文化信息。我曾經在討論鸠摩羅什佛學思想的時候提出,中原文化與大乘佛教之間有一種內在的精神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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