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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与四域佛教(刘元春)

  玄奘与四域佛教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刘元春

  内容提要:玄奘法师与西域广结善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定的信念与高尚的情操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得到了西域人民的尊重。简而言之,玄奘对推动中原与西域社会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具有象征意义;玄奘的思想体系精深奥妙,又是佛学理论的基础,可提升佛教信仰的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从高昌回鹘王朝时期佛教发展来看,玄奘及其思想对西域佛教的影响是积极和深远的。

  关键词:玄奘 人格 思想 西域佛教

  作为狭义的西域佛教,古代新疆佛教虽然具有区域的民族文化的特点,但是,它仍然是中国佛教的一部分。在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在印度佛教向中国佛教逐步转化的历程中,不仅仅是桥梁与纽带并且起到熔铸与贯通、整合与升华的作用。其中,诸如鸠摩罗什、玄奘等佛学大师们的东来西去,沟通了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佛学思想,促进了不同佛教信仰活动形态的交融与转换,推动了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玄奘是继鸠摩罗什之后,对西域佛教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

  一 结缘:人格与文化的力量

  玄奘(602 664)或(600 664)〔1〕,俗姓陈,今河南偃师市人。自幼跟随兄长捷在洛阳学法,熟读《法华经》《维摩经》等大乘经典。13岁出家后,游学弘法到洛阳、长安、成都、荆州、赵州等地,声震南北。唐贞观三年(629),为了探求《瑜伽师地论》思想真源,孤身西行,涉流沙,越黄风,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直至五印度。先后历经17年,毅然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归长安,报效祖国。回国后,玄奘法师著述翻译,殚精竭虑,共翻译经论75部,1335卷,以及个人著作《大唐西域记》、《会宗论》等部。其中,《大唐西域记》与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著作中,都记载了他西行求法过程中广结善缘的事迹。

  玄奘法师与西域臣民广结善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定的信念与高尚的情操所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得到了西域人民的尊崇。他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勇往直前。《大慈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电子版)中真实地记载了他的心路历程:

  他西行求法之前,“详考其理,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又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于是,结侣陈表,有不许,诸人咸退,唯法师不屈:既方事孤游,又承西路艰睑,乃自试其心以人间苦,种种调伏堪任不退。” “法师报曰: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所悔也。……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这种信念,成为他人格精神的基础。

  玄奘西行后,从西安经兰州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停月余日,道俗请开《涅架》《摄论》及《般若经》,法师皆为开发。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稽颡赞叹。归还各向其君长称叹法师之美,云欲西来求法于婆罗门国。以是,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而待”。——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为玄奘西行带来了良好的舆论开端。

  “既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汉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抱法师哭,哀号哽咽不能已。已言:岂期今日重见乡人。法师亦对之伤泣。自外胡僧胡王悉来参谒,王请届所居,备陈供养。”伊吾,今新疆哈密地区。自汉代以来,就有中原汉族人屯垦,与高昌(今吐鲁番地区)一样,都是中原文化比较深厚的地区。包括下文所讲的高昌王曲文泰家族都是汉人后裔。这对玄奘西行是十分有益的,也对扩大他在西域佛教中的影响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玄奘在高昌备受礼遇,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时高昌王曲文泰使人先在伊吾,是日欲还,适逢法师。归告其王。王闻即日发使,敕伊吾王遣法师来,仍简上马数十匹,遣贵臣驱驼设顿迎候。比停十余日,王使至陈王意,拜请殷勤。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涉南碛。……法师人城,王与诗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人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云:弟子自闻师名,喜忘寝食,量准涂路,知师今夜必至。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须臾,王妃共数十侍女又来礼拜。是时渐欲将晓。言久,疲倦欲眠,王始还宫。留数黄门侍宿。旦,法师未起,王已至门,率妃已下俱来礼问。”随后,曲文泰想尽办法挽留玄奘,但法师求法心切,坚辞拒绝,演绎出了一幕动人的历史故事。

  曲文泰说:“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法师谢曰:王之厚意岂贫道寡德所当,但此行不为供养而来。所悲本国法义未周,经教少阙,怀疑蕴惑启访莫从,以是毕命西方请未闻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独洒于迦维,抉择微言庶得尽沾于东国。波仑问道之志,善财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坚强,岂使中涂而止!愿王收意,勿以泛养为怀。” “王亦不纳,更使增加供养。每日进食,王躬捧盘。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慑,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师西行,乞垂早食。法师恐其不实,要王指日为言。王曰:若须尔者,请共对佛更结因缘。遂共人道场礼佛,对母张太妃共法师约为兄弟;任师求法,还日请住此国三年受弟子供养;若当来成佛,愿弟子如波斯匿王频婆娑罗等,与师作外护檀越;仍屈停一月,讲《仁王经》,中间为师营造行服。法师皆许,太妃甚欢,愿与师长为眷属代代相度。于是方食。其节志贞坚如此。”

  “后日,王别张大帐开讲。帐可坐三百余人,太妃已下王及统师大臣等,各部别而听。每到讲时,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蹬,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讲讫,为法师度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还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遣殿中侍御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作二十四封书,通屈支等二十四国,每一封书附大绫一匹为信。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师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邬落马递送出境。”“发日,王与诸僧大臣百姓等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师恸哭,道俗皆悲,伤离之声振动郊邑。敕妃及百姓等还,自与大德已下,各乘马送数十里而归。其所经诸国王侯礼重皆此类也。”

  从引述中,我们不能不深深地感动。一边殷勤至诚,一边矢志不渝!其实,都是基于共同的佛教信仰需求,只是前者局于狭隘,后者通于大愿,境界与目标是不同的。最终,大家善缘增上,皆大欢喜,还在于玄奘伟大的理想与人格的力量,以及高昌王的高尚品性。这种美好的结果,对成就玄奘求法的顺利成功和西域佛教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行数百里人屈支国界(旧云龟兹讹也)。将近王都,王与群臣及大德僧木叉鞠多等来迎。自外诸僧数千,皆于城东门外,张浮幔安行像作乐而住。法师至,诸德起来相慰讫,各还就坐,使一僧擎鲜华一盘来授法师。法师受已,将至佛前散华礼拜讫,就木叉鞠多下坐。坐已复行华,行华已行蒲桃浆。于初一寺受华受浆已,次受余寺亦尔。如是展转日晏方讫,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数十,于屈支出家,别居一寺,寺在城东南。以法师从家乡来,先请过宿,因就之。王共诸德各还。明日,王请过宫备陈供养。而食有三净,法师不受,王深怪之。法师报:此渐教所开,而玄奘所学者大乘不尔也,受余别食。食讫,过城西北阿奢理儿寺(唐言奇特也),是本叉鞠多所住寺也。

  鞠多理识闲敏,彼所宗归。游学印度二十余载,虽涉众经而声明最善。王及国人咸所尊重,号称独步。见法师至,徒以客礼待之,未以知法为许。谓法师曰:此土《杂心》《俱舍》《昆婆沙》等一切皆有,学之足得,不烦西涉受艰辛也。法师报曰:“此有《瑜伽论》不

  ”鞠多曰:“何用问是邪见书乎

  真佛弟子者不学是也。”法师初深敬之,及闻此言视之犹土。报曰:“《婆沙》、《俱舍》本国已有,恨其理疏言浅非究竟说,所以故来欲学大乘《瑜伽论》耳。又瑜伽者,是后身菩萨弥勒所说,今谓邪书,岂不惧无底在坑乎

  ”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谓非深

  ”法师报曰: “师今解不

  ”曰: “我尽解。”法师即引《俱舍》初文问,发端即谬,因更穷之。色遂变动云:“汝更问余处。”又示一文亦不通。曰: “论无此语。”时王叔智月出家亦解经论,时在傍坐即证言:“论有此语。”乃取本对读之。鞠多极惭云: “老忘耳。”又问余部亦无好释。时为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停六十余日。观眺之外,时往就言相见,不复踞坐,或立或避,私谓人曰: “此支那僧非易酬对。若往印度,彼少年之俦未必出也。”其畏叹如是。至发日,王给手力驼马,与道俗等倾都送出。” ”

  龟兹(今新疆库车)是东晋佛学家鸠摩罗什的故乡,大小乘佛教都很发达,曾是当时西域著名的佛教中心,声威远播各地。高昌等地到这里出家求法甚至建立寺院的人不少。从引文可以看出,那里高僧辈出,地位隆崇。独步当时的高僧本叉鞠多甚至自视清高。但是,经过与玄奘的应对酬答,不得不“畏叹如是”。其原因,不仅仅是玄奘的博学思辨以及戒行威仪的作用,事实上还透出了深层的文化信息。我曾经在讨论鸠摩罗什佛学思想的时候提出,中原文化与大乘佛教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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