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络，正是鸠摩罗什东来弘法的内在机理。大小乘信仰之间的思想差异，加之社会历史的演变，使诸如龟兹等地表现出来区域民族文化信仰特色。但是，不论怎么变化，当大乘与小乘思想之间思辨博弈的时候，主张大乘信仰的还是要胜出一筹。当年，鸠摩罗什正是在转变信仰大乘佛教之后，成为威震西域的著名人物的，也正因此被东晋苻坚、姚兴等人兴师动兵请来凉州、西安的[2]。
玄奘求法东回之时，曾要到高昌兑现以前的约定，后因高昌王去世，加之唐太宗的敕请，就从于阗启程回到西安。于阗(今新疆和田)“俗知礼义，尚学好音韵，风仪详整，异诸胡俗。文字远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蓝百所，僧五千余人，多学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爱有德。” “是后，为于阗诸僧讲《瑜伽》《对法》《俱舍》《摄大乘论》，一日一夜四论递宣。王与道俗归依听受，日有千数。时间经七八月，使还。”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在于阗考察的见闻史实，以及佛教发展的状况。
在玄奘西行求法的历程中，高昌的记述最为详尽和感人。而且，高昌王的全力支持为之后行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高昌处于中原与西域交通的要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通达西域的关口。这里历经不同民族文化的洗礼，但是，中原文化的影响最大，一直是西域汉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地区。所以，这里的佛教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中原佛教文化气息相通，成为西域大乘佛教信仰的中心。另外，古代于阗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地缘接近敦煌等地，深受汉文化影响，也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之一，而且对中原佛教信仰产生过很重要的影响。《放光般若经》、《华严经》等重要经典都是从于阗传人内地的。于阗佛教一直持续到11世纪初期，都与中原佛教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多处描述的是于阗的人物和风貌。[3]古代西域最重要的几个佛教中心高昌、和田、龟兹等，都处于中西交通的要道，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成为佛教史上高僧大德们东来西去的桥梁。玄奘继北魏朱士行、东晋法显之后西行求法者，随着盛唐国势发展，其在西域各地的影响增大，也是自然的结果。这也为后世玄奘思想的在西域的弘传，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二 化育：思想与时代的造就
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甚至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发展，就必须有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形象。玄奘对西域佛教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些因素。不过，历史的风云变幻，让我们很难拥有系统而具体的材料，去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研究玄奘对西域佛教的影响，我们只能借助零碎的考古资料了。
汤用彤先生曾经指出：“综计奘师相从之人物，非惟集一时海内之硕彦，且可谓历代佛徒之英华。”“法师之教，声及外国矣。”其中，著名人物中就有“高昌玄觉”。特别是，“其后西行者数十辈，而义净亦因少慕其风而卒往天竺者也”[4]。我们这里以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考古发现为例加以说明。
“高昌””一名，起源于西汉，在汉文史籍里又有和州、火州、哈喇火州等不同的名称。后来，总指现在的吐鲁番地区。高昌古城在现在的吐鲁番县城东面，胜金口南面二堡与三堡之间。公元前二世纪有车师王国，从公元前108年后是汉朝属地。四至六世纪，有张轨、吕光、沮渠蒙逊等辖守，阚氏、张氏，马氏诸政权相继统辖。在500年—640年间，有曲氏高昌王朝，其后归属唐朝西州都督府辖制。到755年以后被吐鲁番占领，直到866年回鹘可汗仆固俊率兵大败吐蕃，便在以后的数百年中归属回鹘人管理。高昌回鹘王国的疆域，南北跨越吐鲁番、塔里木、准噶尔三大盆地，佛教主要以高昌、龟兹、于阗三个城市为中心蓬勃发展。其中，于阗地区当时属于独立性质的佛教王国，但因为居民亦多“回鹘种人”。
高昌回鹘王国建立后，佛教很快在回鹘人中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宗教，其信仰空前高涨。佛教界高僧辈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享有很高的权力。译经宣教，还编演剧目，以法娱众，长篇佛教剧本《弥勒会见记》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官民竞相修建佛寺，资兴佛法。回鹘文《安姓僧和土都木萨里修寺碑》上刻有：“众人曾协力在高昌国基地吐峪沟修建瑰丽、高大的寺院。(安姓僧和土都木萨里又重新加以整修，并把他们的财产)捐施住该寺院的僧众享用。”公元982年，宋朝王延德出访高昌国，他在《使高昌记》中说，高昌“佛寺五十余座，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乐。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十五世纪上半叶，明朝使者陈诚在《西域蕃国记》中仍说吐鲁番，“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中亚历史学家哈菲孜·阿不鲁在其《史选》书中也说，1420年时佛教仍为这里回鹘人信仰。在紧邻高昌故城的交河故城，在这里的城市建设中，最雄伟而且数量最多的是佛寺，在城中央有9万平方米的佛寺区，其中的一座基地南北长88米、宽59米。到了蒙元时期，回鹘佛教又呈现了“中兴”势态。1211年，高昌回鹘王觐见成吉思汗时被封为第五子。这以后，畏兀儿(元代习惯称呼)佛教中高僧辈出，显耀于元朝朝廷，弘法到四方。他们广泛吸纳汉、藏、蒙等多民族文化，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这里的佛教信仰，有的地方一直持续到清朝初年[5]。
现在，我们不能肯定概括出那个时期的佛教信仰的思想主流。但是，我们从考古发现中可以推知，玄奘及其法相唯识学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在敦煌吐鲁番等地的考古发现的佛教文献中，有大量的回鹘文佛经残卷，其中有关玄奘及其翻译的经典更占有很大的比重。杨富学先生在《回鹘之佛教》[6]著作中，综合列举了有关经典的名目。这些经典原版多数为汉文，，旁及其他民族文字。直接注明是玄奘等人的大致有：
(一)玄奘及其弟子们的著述
1．《玄奘传》
汉文《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玄奘圆寂后弟子慧立、彦惊分别于665、668年所著，共10卷。现收藏在《大正藏》等大藏经史传部。详细记录了玄奘西行求法的事迹。回鹘文写本的《玄奘传》有五件，过去分别藏于中国、法国、俄国、德国。翻译时间约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翻译者叫“胜光法师”。传记题跋中写道：
时幸福的、伟大的桃花石国中有慧立大师者，洞彻三藏，受教着为桃花石文，名叫彦惊法师者扩展之，又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都统再由桃花石文译为突厥文。
其中，桃花石文指汉文，突厥文指回鹘文。文中言辞充满了激情与尊重。而胜光法师是“都统”，就是当时佛教最高领袖。他所翻译的经典，自然要被社会上广泛重视。中国的高僧传记很多，他们特别由著名领袖翻译玄奘的传记，显然与他们的信仰倾向有很大关系。换句话说，玄奘及其思想在当时占有崇高的地位。
2．《大唐西域记》
杨富学根据存在日本的回鹘文残卷分析，可能也是由胜光法师将其翻译出来了。
3．《妙法莲华经玄赞》
是玄奘大弟子窥基所著，十卷。根据日本学者上山大峻、百济康义等人研究，这本著作也在西域流行很广。这不能不说仍然是玄奘影响的结果。
(二)玄奘翻译及其推崇的佛经
1．《阿毗达摩俱舍论》
2．《俱舍论实义疏》
3．《阿毗达摩／顷正理论》
4．《人阿毗达摩论注释》
5．《俱舍论颂疏》
6．《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7．《瑜伽师地论》
以上这些经典都是玄奘翻译和其弟子们注释的，属于法相唯识宗思想体系。另外，属于中国最早佛教剧本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现存的回鹘文佛教典籍残片中，本书保存的比较完整。书中借助了弥勒学与弥勒崇拜的相关经典，宣传弥勒信仰，8--9世纪或之后，在西域十分流传。另外，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题跋中，指明是蒙元时代著名人士安藏翻译的。根据史书记载，官至翰林大学士的翻译家安藏，自幼““日闻父兄讲诵经论……九岁始从师力学，一目十行俱下，日记万言。十三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十九被征召对，称旨。特赐坐。世祖即位，进《宝藏论玄演集》一十卷，嘉叹不已”[7]。显然，玄奘学说在西域流行是与官方提倡有关，渗透到了当时社会的思想深层。
这可以从回鹘文“疑伪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在高昌回鹘王国持续流行，看得更清楚。我曾经在《(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辨析——兼谈高昌回鹘佛教的社会文化意蕴》中分析[8]，认为有关佛经在回鹘王国的流行是与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相适应的。迄今为止，在敦煌、吐鲁番等地考古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残卷中，《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所占的比例最大，其卷写本、刻印本已达186种之多。它们都是依据汉文版本进行翻译的，不少还是汉族专家在北京、杭州等地刻印成回鹘文的(且有汉文题记)，有的较忠实于汉文本，有的则有些改动。译经的年代，一般认为在840年回鹘西迁之后，但抄写、刻印的时间先后跨度很大，一直持续到元代中叶以后。该经有三种汉文本： (1)《八阳神咒经》，西晋法护译； (2)《佛说八阳神咒经》，唐玄奘译； (3)《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唐义净译。根据我的勘对、理解，该经是“杂糅而成的疑伪经”。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正文共3467字，并不算长。其行文结构杂乱无章，违于佛经体制，而内容有不少错讹之处。但是，经文中大量篇幅讲解的是在汉族地区流行的“堪舆术”等具有浓厚农耕文化特点的民俗信仰，以及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不过，经文中占五分之一多的内容，是对“无边身菩萨”讲法。其中，把“八阳”“六根”“八识”作了解释。六根、六识、八识是法相唯识学的基本概念，关于它们的论述，集中在唐玄奘翻译和著作的法相唯识学的主要经典里，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阿毗达摩俱舍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比如，该经讲“六根”有：“眼见种种无尽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空……”这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有其蓝本：“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经专家对译。1929年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残卷第三第四面，正是翻译的这段内容。
840年之后，回鹘人从漠北蒙古草原迁入高昌之后，逐渐从游牧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形态。同时，高昌回鹘王国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原王朝，尤其是蒙元时期，自称是蒙元朝廷的兄弟和子民。信仰上也改信佛教，努力接受佛教文化，到元代已经是高僧人才汇聚朝廷，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阶层。这为以高昌回鹘王朝为主导的西域社会，推崇玄奘及其思想，提供了社会文化的内力。简而言之，玄奘对推动中原与西域社会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具有象征意义；玄奘的思想体系精深奥妙，又是佛学理论的基础，对提升佛教信仰的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从高昌回鹘王朝时期佛教发展来看，玄奘及其思想对西域佛教的影响是积极和深远的。
[1]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18；游侠．玄奘．中国佛教．二．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121
[2] 刘元春．鸠摩罗什与西域佛教．／／鸠摩罗什和中国民族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161—170．
[3] 参见李吟屏．佛国于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4]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22．
[5] 刘元春。化导与反思：佛教人世之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1—42．
[6]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72—150．下文的转述结论，就不再一一注释了。
[7] 刘元春．化导与反思：佛教人世之道．41．
[8] 刘元春．化导与反思：佛教人世之路．43-60．
《玄奘与四域佛教(刘元春)》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