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絡，正是鸠摩羅什東來弘法的內在機理。大小乘信仰之間的思想差異，加之社會曆史的演變，使諸如龜茲等地表現出來區域民族文化信仰特色。但是，不論怎麼變化，當大乘與小乘思想之間思辨博弈的時候，主張大乘信仰的還是要勝出一籌。當年，鸠摩羅什正是在轉變信仰大乘佛教之後，成爲威震西域的著名人物的，也正因此被東晉苻堅、姚興等人興師動兵請來涼州、西安的[2]。
玄奘求法東回之時，曾要到高昌兌現以前的約定，後因高昌王去世，加之唐太宗的敕請，就從于阗啓程回到西安。于阗(今新疆和田)“俗知禮義，尚學好音韻，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余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愛有德。” “是後，爲于阗諸僧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遞宣。王與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時間經七八月，使還。”玄奘《大唐西域記》中比較詳細地記載了他在于阗考察的見聞史實，以及佛教發展的狀況。
在玄奘西行求法的曆程中，高昌的記述最爲詳盡和感人。而且，高昌王的全力支持爲之後行程提供了可靠的保障。高昌處于中原與西域交通的要道，自古以來就是中原王朝通達西域的關口。這裏曆經不同民族文化的洗禮，但是，中原文化的影響最大，一直是西域漢文化積澱最爲深厚的地區。所以，這裏的佛教文化具有鮮明的特色，與中原佛教文化氣息相通，成爲西域大乘佛教信仰的中心。另外，古代于阗也有類似的情況，因爲地緣接近敦煌等地，深受漢文化影響，也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之一，而且對中原佛教信仰産生過很重要的影響。《放光般若經》、《華嚴經》等重要經典都是從于阗傳人內地的。于阗佛教一直持續到11世紀初期，都與中原佛教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敦煌莫高窟壁畫中有多處描述的是于阗的人物和風貌。[3]古代西域最重要的幾個佛教中心高昌、和田、龜茲等，都處于中西交通的要道，成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經之地，特別是成爲佛教史上高僧大德們東來西去的橋梁。玄奘繼北魏朱士行、東晉法顯之後西行求法者，隨著盛唐國勢發展，其在西域各地的影響增大，也是自然的結果。這也爲後世玄奘思想的在西域的弘傳，奠定了有力的基礎。
二 化育：思想與時代的造就
一個人如果能夠影響一個時代，甚至不同區域的民族文化發展，就必須有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形象。玄奘對西域佛教的影響，正是基于這些因素。不過，曆史的風雲變幻，讓我們很難擁有系統而具體的材料，去准確地把握曆史事實。研究玄奘對西域佛教的影響，我們只能借助零碎的考古資料了。
湯用彤先生曾經指出：“綜計奘師相從之人物，非惟集一時海內之碩彥，且可謂曆代佛徒之英華。”“法師之教，聲及外國矣。”其中，著名人物中就有“高昌玄覺”。特別是，“其後西行者數十輩，而義淨亦因少慕其風而卒往天竺者也”[4]。我們這裏以高昌回鹘王國時期的考古發現爲例加以說明。
“高昌””一名，起源于西漢，在漢文史籍裏又有和州、火州、哈喇火州等不同的名稱。後來，總指現在的吐魯番地區。高昌古城在現在的吐魯番縣城東面，勝金口南面二堡與叁堡之間。公元前二世紀有車師王國，從公元前108年後是漢朝屬地。四至六世紀，有張軌、呂光、沮渠蒙遜等轄守，阚氏、張氏，馬氏諸政權相繼統轄。在500年—640年間，有曲氏高昌王朝，其後歸屬唐朝西州都督府轄製。到755年以後被吐魯番占領，直到866年回鹘可汗仆固俊率兵大敗吐蕃，便在以後的數百年中歸屬回鹘人管理。高昌回鹘王國的疆域，南北跨越吐魯番、塔裏木、准噶爾叁大盆地，佛教主要以高昌、龜茲、于阗叁個城市爲中心蓬勃發展。其中，于阗地區當時屬于獨立性質的佛教王國，但因爲居民亦多“回鹘種人”。
高昌回鹘王國建立後，佛教很快在回鹘人中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宗教，其信仰空前高漲。佛教界高僧輩出，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享有很高的權力。譯經宣教，還編演劇目，以法娛衆，長篇佛教劇本《彌勒會見記》便是這一時期的産物。官民競相修建佛寺，資興佛法。回鹘文《安姓僧和土都木薩裏修寺碑》上刻有：“衆人曾協力在高昌國基地吐峪溝修建瑰麗、高大的寺院。(安姓僧和土都木薩裏又重新加以整修，並把他們的財産)捐施住該寺院的僧衆享用。”公元982年，宋朝王延德出訪高昌國，他在《使高昌記》中說，高昌“佛寺五十余座，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明日泛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太甯之寺，貞觀十四年造。”十五世紀上半葉，明朝使者陳誠在《西域蕃國記》中仍說吐魯番，“居人信佛法，多建僧寺”。中亞曆史學家哈菲孜·阿不魯在其《史選》書中也說，1420年時佛教仍爲這裏回鹘人信仰。在緊鄰高昌故城的交河故城，在這裏的城市建設中，最雄偉而且數量最多的是佛寺，在城中央有9萬平方米的佛寺區，其中的一座基地南北長88米、寬59米。到了蒙元時期，回鹘佛教又呈現了“中興”勢態。1211年，高昌回鹘王觐見成吉思汗時被封爲第五子。這以後，畏兀兒(元代習慣稱呼)佛教中高僧輩出，顯耀于元朝朝廷，弘法到四方。他們廣泛吸納漢、藏、蒙等多民族文化，創造了豐富多彩的佛教文化。這裏的佛教信仰，有的地方一直持續到清朝初年[5]。
現在，我們不能肯定概括出那個時期的佛教信仰的思想主流。但是，我們從考古發現中可以推知，玄奘及其法相唯識學的影響是很深刻的。
在敦煌吐魯番等地的考古發現的佛教文獻中，有大量的回鹘文佛經殘卷，其中有關玄奘及其翻譯的經典更占有很大的比重。楊富學先生在《回鹘之佛教》[6]著作中，綜合列舉了有關經典的名目。這些經典原版多數爲漢文，，旁及其他民族文字。直接注明是玄奘等人的大致有：
(一)玄奘及其弟子們的著述
1．《玄奘傳》
漢文《大唐慈恩寺叁藏法師傳》，是玄奘圓寂後弟子慧立、彥驚分別于665、668年所著，共10卷。現收藏在《大正藏》等大藏經史傳部。詳細記錄了玄奘西行求法的事迹。回鹘文寫本的《玄奘傳》有五件，過去分別藏于中國、法國、俄國、德國。翻譯時間約在公元十世紀前後。翻譯者叫“勝光法師”。傳記題跋中寫道：
時幸福的、偉大的桃花石國中有慧立大師者，洞徹叁藏，受教著爲桃花石文，名叫彥驚法師者擴展之，又別失八裏人勝光法師都統再由桃花石文譯爲突厥文。
其中，桃花石文指漢文，突厥文指回鹘文。文中言辭充滿了激情與尊重。而勝光法師是“都統”，就是當時佛教最高領袖。他所翻譯的經典，自然要被社會上廣泛重視。中國的高僧傳記很多，他們特別由著名領袖翻譯玄奘的傳記，顯然與他們的信仰傾向有很大關系。換句話說，玄奘及其思想在當時占有崇高的地位。
2．《大唐西域記》
楊富學根據存在日本的回鹘文殘卷分析，可能也是由勝光法師將其翻譯出來了。
3．《妙法蓮華經玄贊》
是玄奘大弟子窺基所著，十卷。根據日本學者上山大峻、百濟康義等人研究，這本著作也在西域流行很廣。這不能不說仍然是玄奘影響的結果。
(二)玄奘翻譯及其推崇的佛經
1．《阿毗達摩俱舍論》
2．《俱舍論實義疏》
3．《阿毗達摩／頃正理論》
4．《人阿毗達摩論注釋》
5．《俱舍論頌疏》
6．《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7．《瑜伽師地論》
以上這些經典都是玄奘翻譯和其弟子們注釋的，屬于法相唯識宗思想體系。另外，屬于中國最早佛教劇本的回鹘文《彌勒會見記》，現存的回鹘文佛教典籍殘片中，本書保存的比較完整。書中借助了彌勒學與彌勒崇拜的相關經典，宣傳彌勒信仰，8--9世紀或之後，在西域十分流傳。另外，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題跋中，指明是蒙元時代著名人士安藏翻譯的。根據史書記載，官至翰林大學士的翻譯家安藏，自幼““日聞父兄講誦經論……九歲始從師力學，一目十行俱下，日記萬言。十叁能默誦《俱舍論》叁十卷，十五孔釋之書皆貫穿矣。十九被征召對，稱旨。特賜坐。世祖即位，進《寶藏論玄演集》一十卷，嘉歎不已”[7]。顯然，玄奘學說在西域流行是與官方提倡有關，滲透到了當時社會的思想深層。
這可以從回鹘文“疑僞經”《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在高昌回鹘王國持續流行，看得更清楚。我曾經在《(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辨析——兼談高昌回鹘佛教的社會文化意蘊》中分析[8]，認爲有關佛經在回鹘王國的流行是與當時社會文化發展的現實相適應的。迄今爲止，在敦煌、吐魯番等地考古發現的回鹘文佛經殘卷中，《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所占的比例最大，其卷寫本、刻印本已達186種之多。它們都是依據漢文版本進行翻譯的，不少還是漢族專家在北京、杭州等地刻印成回鹘文的(且有漢文題記)，有的較忠實于漢文本，有的則有些改動。譯經的年代，一般認爲在840年回鹘西遷之後，但抄寫、刻印的時間先後跨度很大，一直持續到元代中葉以後。該經有叁種漢文本： (1)《八陽神咒經》，西晉法護譯； (2)《佛說八陽神咒經》，唐玄奘譯； (3)《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唐義淨譯。根據我的勘對、理解，該經是“雜糅而成的疑僞經”。
《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正文共3467字，並不算長。其行文結構雜亂無章，違于佛經體製，而內容有不少錯訛之處。但是，經文中大量篇幅講解的是在漢族地區流行的“堪輿術”等具有濃厚農耕文化特點的民俗信仰，以及佛教因果報應思想。不過，經文中占五分之一多的內容，是對“無邊身菩薩”講法。其中，把“八陽”“六根”“八識”作了解釋。六根、六識、八識是法相唯識學的基本概念，關于它們的論述，集中在唐玄奘翻譯和著作的法相唯識學的主要經典裏，如《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阿毗達摩俱舍論》《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等。比如，該經講“六根”有：“眼見種種無盡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空……”這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中有其藍本：“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複如是。”經專家對譯。1929年在吐魯番發現的回鹘文《佛說天地八陽神咒經》殘卷第叁第四面，正是翻譯的這段內容。
840年之後，回鹘人從漠北蒙古草原遷入高昌之後，逐漸從遊牧生活轉向農耕生活形態。同時，高昌回鹘王國在政治上傾向于中原王朝，尤其是蒙元時期，自稱是蒙元朝廷的兄弟和子民。信仰上也改信佛教，努力接受佛教文化，到元代已經是高僧人才彙聚朝廷，成爲社會文化的主流階層。這爲以高昌回鹘王朝爲主導的西域社會，推崇玄奘及其思想，提供了社會文化的內力。簡而言之，玄奘對推動中原與西域社會交流，促進民族團結，具有象征意義；玄奘的思想體系精深奧妙，又是佛學理論的基礎，對提升佛教信仰的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從高昌回鹘王朝時期佛教發展來看，玄奘及其思想對西域佛教的影響是積極和深遠的。
[1]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18；遊俠．玄奘．中國佛教．二．北京：知識出版社，1982：121
[2] 劉元春．鸠摩羅什與西域佛教．／／鸠摩羅什和中國民族文化．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1：161—170．
[3] 參見李吟屏．佛國于阗．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4]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22．
[5] 劉元春。化導與反思：佛教人世之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31—42．
[6] 楊富學．回鹘之佛教．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72—150．下文的轉述結論，就不再一一注釋了。
[7] 劉元春．化導與反思：佛教人世之道．41．
[8] 劉元春．化導與反思：佛教人世之路．43-60．
《玄奘與四域佛教(劉元春)》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