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是不離凡夫身、不離世俗間的。惠能以前五代祖師都比較重林谷而遠人間。他們提倡獨處幽棲、潛迹山谷。初祖達摩，以深居嵩山面壁禅定著稱。二祖慧可，也以注重坐禅聞名。叁祖僧璨禅法的特點是“隱思空山，蕭然靜坐”。四祖道信更是依托山林，提倡“閉門坐”，教誡門人“努力勤坐爲根本”。五祖弘忍亦強調“棲神山谷，遠避囂塵，養性山中，長辭俗事。”從總體上說，這五代祖師均以獨宿孤峰、端居岩穴、靜坐修禅爲特點。這種現象從惠能以後開始發生變化，由原來的岩居穴處、潛心修行，慢慢發展爲亦僧亦俗的面向人生的佛教，最後又變成運水搬柴皆爲禅修的泛化佛教。
惠能所創立的禅宗南宗，其出發點和歸宿處，顯然是一種出世的宗教。但是，爲了挽救佛教，惠能選擇了與世俗生活相適應的道路。惠能反複強調“法元在世間，于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這就是說解脫不離世間，應該在現實生活中尋求解脫，融佛教信仰于現實生活之中。所謂現實生活，指的是普通人的行住坐臥、人倫日用，包括吃飯穿衣、擔水劈柴，乃至尊敬長者、愛護弱小。這樣一來，傳統佛教的出家與在家的嚴格區分開始失去了意義。
惠能自性自度、自在解脫的理論使“神”重新還原爲“人”，將神性拉回到人性，將彼岸世界拉回到此岸世界，將聖人拉回到了凡人，它並不虛構任何自身之外的偶像以供人頂禮膜拜，也不叫人們去追求超自然、超現實的境界，而是把人的自我人格和人性擡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將解脫權交到人們自己手中，要人們憑自信與自力去實現自我的拯救與解脫，這種實現無需改變任何外在的東西，只需在具體的生活實踐中把自己完美具足的人格與人性自然地顯現出來。這種解脫論對于不滿現實而又無能爲力的人來說，無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南宗禅之所以風靡一時，就是因爲當時的人們既對世俗生活感到失望，又懷念人倫日常生活。人們需要借助于禅的實踐，以安慰現實生活中空虛的心靈。
六、禅學實踐的創新
惠能以前的禅法主張通過禅定等修行功夫，斷去情欲和煩惱，“本心”便顯現出來了。他們都注重“漸修”，即不斷地修行，以至累世的修行。惠能所創立的禅宗南宗則與此不同，不追求煩瑣的宗教儀式，不講累世修行和布施財物，不主張念經拜佛，不研讀經典，不講究坐禅，主張專靠精神的領悟把握佛教義理，提倡所謂“頓悟”，即憑自己的智慧“單刀直入”，即刻悟出佛理來。下面分叁方面論述惠能在禅學實踐方面的創新。
1、不重經典不立文字
佛教始創之時比較簡單，本是一種人生哲學，對一些與人生實際無關的理論往往避而不論。但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卻越來越煩瑣，體系越來越龐大，崇拜的偶像越來越多，名相概念多如牛毛。隋唐時期的一些佛教宗派都在設法克服印度佛教的煩瑣之病，如天臺宗納叁千于一念，華嚴宗融理事于真心，都強調人的本心的作用。這一趨勢發展到惠能時更是有加無巳，出現了不重經典、不立文字的傾向。
惠能本人還沒有簡單地否定經典和倡導不立文字。據《壇經》記載，惠能在爲門人說法時，曾引用過《金剛經》、《法華經》、《維摩經》等佛經，但由于惠能是個文盲，他對佛經的知識全靠聽別人的議論而來，因此佛經對他沒有多少約束力。他認爲“一切經書，因人說有”(《壇經·般若品》)，經籍只是引導徒衆入門的工具，不可執著，解脫只能靠自心覺悟，而不能光靠誦讀經典。因此，我們可以從《壇經》中發現這樣一種現象，惠能無論說哪一種佛經都沒有被經所轉，而是以我轉經，即佛經爲我所用，憑己意說經。在惠能看來，一切經典及注釋都是爲了人而存在的，沒有人，這些東西也就無所謂存在不存在，有價值沒價值。文字是爲了人而産生的。人有智愚之分，文字對于不同的人就會顯示不同的價值。智者運用文字向愚者說法，由此而産生了十二部經、大小二乘，也有了對經典的種種注釋和解說。文字僅僅是一種媒介，通過它，讓迷人開悟，讓愚者心解。文字雖然有此作用，但仍然是一種外在之物，本身並不能使人成佛，況且執著外在之物就是“著相”，因此惠能主張“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壇經·般若品》)惠能以後的南宗禅師爲了破除佛經的束縛，幹脆反對念經，反對一切語言文字。他們認爲佛教的真理是不能用語言文字來表達的，能用語言文字表達的只能是個別的、有限的事物，而真如佛性則是最完滿的，絕對無限的。因此他們不念經也不講習佛教經論，只求頓悟成佛。
2、主張定慧一體反對坐禅
惠能一方面輕視修行、反對求知，提倡神秘的“頓悟”，另一方面又宣稱這就是他們的修行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定慧合一”、“定慧等學”。惠能批評佛教其他宗派不是“先定發慧”，就是“先慧發定”，都是把“定”和“慧”分割開來，心口不一，知行脫節，定慧不等。惠能認爲他所提倡的頓悟成佛則是“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壇經·定慧晶》)這才是最正確、最圓滿的佛教修行方法。他以體用關系來說明“定慧不二”的道理：
、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定慧猶如何等
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複如是。(《壇經。定慧品》)
這是一種與傳統佛教完全不同的觀點。傳統佛教的定與慧是兩相分離的，從時間上看，是一先一後，從邏輯上看，是前因後果，定是因，慧是果，必先定而後發慧。惠能則提出了定慧“體一不二”的命題，指出定與慧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二者不可分割，就像燈與光的關系一樣。燈之所以爲燈，就因爲它有光之用：而光之所以能産生，也因爲它有燈之體。無光則不成其爲燈，無燈也不會有光，體與用不可分開。可見惠能所謂的“定慧一體”，實質上就是要求佛教實踐活動中的內心覺悟與言行外表更密切地結合爲一體，以求在佛教修行中達到表裏相應、知行一致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惠能所說的“定”與傳統佛教所講的禅定完全兩樣。惠能所說的“定”既是本體存在，又是修行方法。“慧”即慧觀，是定體的作用。用智慧觀照自心本體，與之合一，慧即是定，定即是慧。聖嚴法師將這種定慧一體視爲“心地妙用”，是一種“無限的”智慧。胡適、鈴木大拙都認爲自從惠能創立南宗之後，傳統佛教的“定”已經與禅脫離了關系，禅宗之禅不外是“慧”。
禅宗雖然以禅命宗，卻不以坐禅入定爲功夫。自初祖菩提達摩傳法以來，這一派系的禅法一直比較注重“隨緣而行”，對坐禅調息等傳統的習禅形式也不加反對。惠能以前的禅宗祖師對“坐禅”還是身體力行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在倡導禅修方便法門時，都給“坐禅”留了一席之地。惠能根據其明心見性、離相無念的思想，把成佛完全歸之于內心的覺悟，只要做到“無念”，無論幹什麼，行住坐臥，都算是禅定，都可以成佛。這樣就把佛教的禅定與世俗完全融爲一體，使禅宗進一步世俗化。爲此，惠能對禅定作了詳細的說明：
何名禅定
外離相爲禅，內不亂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爲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禅，內不亂即定，外禅內定，是爲禅定。(《壇經·坐禅品》)
惠能認爲如果不抛棄世俗世界，它們就會擾亂人的思慮，阻礙人們成佛。惠能說的禅定並不是要人們脫離一切實踐活動，而是只要心定就行了。這與以往禅學裏的禅是完全相反的。以往禅學裏的禅是靜慮的意思。既然是靜慮，首先就要靜坐。通過靜坐使思想由躁趨靜，再由靜入定。達到定，便可由定生慧。這一系列過程就是坐禅。惠能根據自性本空的思想，一反前人的做法，堅決反對坐禅。他認爲坐禅不但不能使人成佛，反而會離佛更遠。他所說的禅定主要是指心悟，也就是說，當人們接觸客觀世界時，心不受客觀世界的任何影響，嘗到美味時，沒有任何味感；看到美色時，也不感到悅目。如果達到這種神秘的境界，那麼不論是行住坐臥，還是擔水劈柴，都是坐禅。人們的一切日常活動都可以達到禅定，達到佛的境界。所以，禅定並不需要固定的形式，在一切時間裏，一切活動中只要主觀上能夠保持不執著外境和無妄念就是禅定。惠能的這種禅法，王維在《六祖能禅師碑銘》中作了簡明扼要的概括：“定無所入，慧無所依”，“舉足舉手，長在道場。”“定無所入”是說行住坐臥都可以入定。“慧無所依”是說定慧一體。傳統佛教認爲必須先入定，然後才能發慧，這叫“慧”依“定”。惠能則主張“慧無所依”，也就是說發“慧”並不一定要依靠“定”。“舉足舉手，長在道場”是說一舉一動都不離道，都可以發“慧”，都算禅定。惠能以前的禅法重點在“定”，惠能的禅法重點則在“慧”。只要能發“慧”，不論你做什麼都可以叫禅定。這樣，惠能就把禅定和行住坐臥等世俗活動融爲一體。惠能不僅在理論上，而且也在佛教實踐上否定了坐禅，這是對佛教傳統修行方式的重大改革，廢除了坐禅的形式，強調自心覺悟就是佛，在日常的一切活動中都可證悟禅的境地。惠能的改革擴大了佛教實踐的範圍，有利于禅宗爭取信衆。
3、反對崇拜佛祖
隋唐時期，在統治階級的提倡下，各地寺院林立，殿堂佛像陳列，佛教儀式繁雜，民間偶像崇拜泛濫。上層僧侶交結官府，出入宮廷。寺院占有大量土地，擁有衆多奴仆。
惠能針對當時修寺造像、祈禱齋忏消耗大量民力、財力的情況，首先把佛祖菩薩世俗化、具體化、人格化。：惠能反複告知人們佛性就在自己心中。他還根據自己的身世和成祖的經過，說明任何一個凡人都有“修正果”、“成菩薩”的可能。他說：
不悟即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叁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以上均見《壇經·般若品》)惠能用通俗淺近的語言，向人們灌輸佛即衆生、衆生即佛的思想，在佛和人、菩薩和衆生之間劃上等號，從而將神聖的天堂下降到人間塵世，將佛祖菩薩移入凡人心中，把超現實的佛祖人格化，使苦難的人們在恍惚中看到一·線光明，從而將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禅修生活中。
佛教常常存在著這樣一種矛盾：較爲文明的哲學形式與相對低級的宗教信仰之間的沖突。這是因爲從宗教的角度來說，它所需要的只是盲目的信仰；而從佛教思想的角度來說，它存在的條件就是思辯。惠能爲了解決這種矛盾，基本上只講“真谛”，不講“俗谛”，即著重談心、談空、談解脫，抛棄了拜佛求福、輪回轉世、投生淨土這些相對低級的部分。
惠能對傳統修行方式做了改革，提倡“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他破除了對于佛、菩薩、西方淨土的迷信，將煩瑣艱苦的禁欲苦行改造成吃飯睡覺、隨遇而安的悟道方式，爲禅宗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總之，《壇經》完全是把個人對佛法的感悟直接道出來，同時也喚醒人們要通過內心的體驗而覺悟，這樣才能自我超越、自在解脫。
《壇經》強調自我精神的獨立，是佛學理論上的一次革新，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有著顯赫的地位。“明心見性，頓悟成佛”是《壇經》中的核心思想，惠能從理論和實踐上對“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作了闡述，不僅奠定了唐以後中國禅宗發展的基礎，而且對中國思想文化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論《壇經》的禅學思想與實踐(吳平)》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