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會而言，使中國佛教走向“人間佛教”。中國佛教由“既在紅塵浪裏，又在孤峰頂上”、“土面灰頭不染塵，華街柳巷樂天真”的解脫實踐，走向近世的“以出世心態幹人世事業”、“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太虛大師語)的人間佛教，正是《壇經》正脈傳承的結果。

　　唐宋以降，慧能南宗幾乎成爲中國佛教的代名詞。柳宗元《曹溪大鑒禅師碑》中說：“凡言禅，皆本曹溪”。禅宗的盛演，自然也強化了《壇經》在佛門的曆史地位。慧能以後，其門下“一花五葉”，出現“五祖分燈”，五家七宗(沩仰、曹洞、臨濟、法眼、雲門五宗，及臨濟以下分黃龍、楊歧二系)蔚然風行，各家各派雖有各自獨特的禅法和傳授方式，但皆以《壇經》爲宗經。正如元代禅僧德異所說：“一門深入，五派同源，曆遍盧錘，規模廣大，原其五家綱要，盡出《壇經》。”

　　其次，從學術思想的角度來看，《壇經》是中國化佛教的理論總結，又是佛教中國化的理論結晶。佛教傳人中國後，不斷吸收中國文化中注重心性、注重人本的思想精華，在心性問題上以獨特的視角進行了深入的開掘，發展了印度佛教中蘊含的關注人生的精神。《壇經》的面世，“佛心宗”(禅宗)的創立，正是中國佛教注重心性、關注人生的特征的重要表現。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爲代表的個人修養理論特別重視心性修養。思孟學派主張“存心養性”、“盡心知天”，通過心性修養來體認天道，成賢作聖。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具體的修養過程中，儒家十分強調“反求諸己”的主觀內省，強調“日叁省吾身”，強調“慎獨”等等。

　　，儒家的心性修養理論影響了佛門的修行觀。《壇經》中“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主張可以說是儒家心性修養論在佛門的運用。至隋唐以後，中國佛教不像印度佛教那樣只注重抽象本體和繁瑣的名相分析，而是大談人性、心性，注重心性解脫。天臺宗把能否成佛歸結于能否反觀心性，到《壇經》成立，中國佛教注重心性的傾向在理論上得到總結。

　　《壇經》認爲，人心本來一切具足，人性本來清淨，只是由于衆生橫生妄念，執著外境，所以不識本心，不見自性。如果能滅除妄念、掃離外境，就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所謂“明心”，就是要洞見此心具萬法、自心即是佛的道理，所謂“見性”，即發現自心本具佛性，自性本來是佛。明心見性，就是直指心源，反觀寂照，掃除妄念浮雲，成就佛道。正如《壇經》所說：“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

　　我們認爲，儒家的“存心養性”和禅門的“明心見性”除了關涉世俗倫理與宗教解脫兩種不同的旨趣外，其方法論是相通的。

　　以《壇經》爲理論標志的中國佛教在心性問題上大有超出儒家的高明之處。難怪有人明確認爲：修身以儒，修心以佛。佛安心，能治骨髓之疾，儒勞心，只治皮膚之疾。

　　《壇經》的心性理論，在“儒門淡

　　白，收拾不住”的情勢下，啓發了宋明儒學心性本體論的建立，激發了宋明心性命理之學的勃興，促成了儒學在宋明的新轉機。可以這樣說，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佛教(主要是《壇經》心性理論)弘場了儒家思孟學派的心性論傳統，宋明心性命理之學的建立，“切己自反”、“發明本心”等修養主張的提倡，是在儒家“收拾不住”的情況下，一次成功的人室操戈、收複失地。

　　作爲中國化佛教的理論結晶，《壇經》所代表的禅宗思想對宋明理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站在儒家正統的立場上貶斥佛教，一方面又“出入釋老幾十年”，吸取其思想精華以建立自己的體系。明儒高攀龍說程颢“看得禅書透”，黃百家說朱熹“凡諸子、佛老……無不涉獵而講究也”，明儒黃绾曾總結性地說：“宋儒之學，其入門皆由于禅”。

　　從總體上看，陸王心學受《壇經》所代表的禅宗思想的影響比起程朱尤盛。陸九淵承禅宗“心即佛”的理路，倡“心即理”。在修養方法上，以“發明本心”與禅宗的“明心見性”相呼應。《壇經》說“自心是佛”、“自性作佛”、“道由心悟”，陸九淵則倡“切己自反”、“道不外索”。《壇經》說“諸佛妙理，非關文字”，陸九淵則說“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做個人。”《壇經》倡“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的頓教法門，陸九淵則倡“一是皆是，一明皆明””的易簡功夫。無怪乎朱熹稱陸學爲“頓悟之禅宗”，說陸子“大抵用禅家宗旨，而外面又假托聖人之言，牽就釋意。”

　　與陸九淵一樣，心學的集大成者王陽明也直接吸收《壇經》的思想精華來建構自己的心學體系。在其學說中，陽明把禅宗的“佛性”改造爲“良知”，把《壇經》中的“悟自心”改造爲“致良知”，把《壇經》的“頓悟見性”改造爲“本體功夫，一悟盡透”。

　　明儒黃绾記載了王陽明曾以《六祖壇經》爲教材開導門人之事：“又令看《六祖壇經》，會其本來無物，不思善、不思惡，見本來面目，爲直起上乘，以爲合于良知之至極。”與王陽明同時代的陳建則認爲，“陽明一生講學，只是尊信達摩、慧能，只是欲合叁教爲一，無他伎倆。”因此，陽明之學被稱爲“陽明禅”。

　　《傳習錄》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于我心亦何相關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陽明的這段言說，與慧能在《壇經》中“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的話語如出一轍。無怪乎明清之際的王夫之說王學是“陽儒陰釋”，臺灣的耕雲先生也說陽明是用“儒家的辭彙闡揚禅學”，美國學者杜維明也說王學是“禅宗式的智慧”。

　　再次，《壇經》所代表的禅學思想與中國詩歌、書法、繪畫等具體的文化藝術形式相結合，打開了文藝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新天地。無論是以禅入詩，以詩喻禅，還是禅心畫境、氣韻生動，還是以禅論書、筆墨縱橫，都體現了禅的精神對中國藝術的滲透。 -

　　有一則故事頗能說明《壇經》在中國文化藝術中的曆史地位：據說有一位叫呂無咎的中國畫家在巴黎留學時，因頗通中國畫理，大家都很尊重他，視之爲中國畫理權威。有一位名氣頗大、年事已高的印象派畫家拿了一本《六祖壇經》請教呂無咎。呂讀了半天，不解其意，只好直言相告：不曾學過。老畫家大吃——驚說：你們中國有這麼好的繪畫理論你不學，跑到我們法國來究竟想學什麼呢

　　總的說來，如果沒有《壇經》，沒有其代表的禅學精神，很難想象中華藝壇會有百花齊放、禅意盎然的無限風光。

　　叁

　　《壇經》的思想價值和曆史地位還體現在其思想對現代社會和人生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一位著名學者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壇經》並不是一本絞盡腦汁的學究之作，而是出自于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其中一字一句，都像活泉中所噴出的泉水一樣，凡是嘗過的人，都會立刻感覺到它清新人骨，都會衷心地體驗到它是從佛性中流出的。只有佛才能認識佛，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自己心中有佛性，知道一切衆生心中都有佛。這道出了《壇經》中蘊含的禅法歸趣是要開啓人生智慧，喚醒人們通過內心的體驗和生命的感悟，獲取生活的智慧、生存的智慧，求得自我的超越、心智的安詳與平和。

　　現代社會機器的轟鳴與物質的進步，逐漸造成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人關系的緊張、人與自性的異化，許多人感到在物欲橫流、人心不古的情境中無法調適自我、無法尋回迷失的自性。因此，充滿緊張、焦慮的人們希望從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中找到使精神家園甯靜安詳的調節劑。《壇經》所展示的發現自我、樹立自信、無拘無縛、自在任運的“解脫知見”、恰似給焦慮與饑渴心態中的人們一份清涼劑，它讓人們明白：人人都有清淨的佛性，人人都能達到清淨佛地。最高的覺悟、最高的自由不是外在的東西，它就體現在現實的人心之中。一旦人們爲現實的物欲、外在的事相所迷惑，清淨之心就生起妄念浮雲，妄念執著便是人生痛苦、焦慮的根源。

　　古諺說心靜自然涼，《壇經》說“心平何勞持戒”，于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就能顯現淨心淨土，把握自性，頓契佛地。《壇經》勸導人們“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把握自己，用自己的心智打開塵世中爲物欲、爲爭鬥、爲名聲、爲愛憎好惡而糾織的心結，在紅塵熱浪中爲焦灼、煩躁的心靈注入生活的靈智，使心靈找到一片清涼的綠蔭，達成人與自然的親和，人與人的和諧，人與自性的複歸。

　　總之，《壇經》中的禅思可以幫現代人開啓生命的智慧、生活的智慧，以智慧之“光掃除心靈的染著、束縛、蒙蔽、愚癡、貪欲，回歸精神的家園，找到迷失的自我。正如一生致力于把“禅”這一東方智慧介紹給現代西方世界的著名學者鈴木大拙所說：“禅就其本質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藝術，它指出從枷鎖到自由的道路……我們可以說，禅把儲藏于我們之內的所有精力做了適當而自然的解放，這些精力在通常的環境中是被擠壓被扭曲的。”

　　通過對《壇經》的思想價值和現代意蘊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啓示：以《壇經》爲代表的中國佛教文化典籍的基本特點和基本精神的突出表現之一，是把印度佛教中蘊含的對人或人生的關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發揮和發展，在中國傳統文化元典精神的影響下，形成了其特有的重現實和人生的特點。《壇經》所代表的慧能南宗在充分肯定每個人的真實生命所透露出的生命底蘊與意義的基礎上，融解脫理想于當下的現實人生中。近現代複興的佛教，倡“人生佛教”、“人間佛教”的傾向，20世紀60年代以來臺、港興起的新型佛教文化事業等等，都是《壇經》中所透露出的注重現實人生、心性特點的最好說明。這一特點也正是禅的思想在現代社會和人生中能生發慧光、助照人生尋找自我無價之寶的契機所在。在全球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大潮中，《壇經》和其他中華文化典籍一樣，仍有其感召生命、淨化靈智、莊嚴人類文明家園的慧命和價值。

　　(原載《江蘇社會科學》1999年第1期)

《論《壇經》的思想價值和文化意蘊(王月清)》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