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会而言，使中国佛教走向“人间佛教”。中国佛教由“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土面灰头不染尘，华街柳巷乐天真”的解脱实践，走向近世的“以出世心态干人世事业”、“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太虚大师语)的人间佛教，正是《坛经》正脉传承的结果。

　　唐宋以降，慧能南宗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柳宗元《曹溪大鉴禅师碑》中说：“凡言禅，皆本曹溪”。禅宗的盛演，自然也强化了《坛经》在佛门的历史地位。慧能以后，其门下“一花五叶”，出现“五祖分灯”，五家七宗(沩仰、曹洞、临济、法眼、云门五宗，及临济以下分黄龙、杨歧二系)蔚然风行，各家各派虽有各自独特的禅法和传授方式，但皆以《坛经》为宗经。正如元代禅僧德异所说：“一门深入，五派同源，历遍卢锤，规模广大，原其五家纲要，尽出《坛经》。”

　　其次，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看，《坛经》是中国化佛教的理论总结，又是佛教中国化的理论结晶。佛教传人中国后，不断吸收中国文化中注重心性、注重人本的思想精华，在心性问题上以独特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发展了印度佛教中蕴含的关注人生的精神。《坛经》的面世，“佛心宗”(禅宗)的创立，正是中国佛教注重心性、关注人生的特征的重要表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为代表的个人修养理论特别重视心性修养。思孟学派主张“存心养性”、“尽心知天”，通过心性修养来体认天道，成贤作圣。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具体的修养过程中，儒家十分强调“反求诸己”的主观内省，强调“日三省吾身”，强调“慎独”等等。

　　，儒家的心性修养理论影响了佛门的修行观。《坛经》中“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主张可以说是儒家心性修养论在佛门的运用。至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不像印度佛教那样只注重抽象本体和繁琐的名相分析，而是大谈人性、心性，注重心性解脱。天台宗把能否成佛归结于能否反观心性，到《坛经》成立，中国佛教注重心性的倾向在理论上得到总结。

　　《坛经》认为，人心本来一切具足，人性本来清净，只是由于众生横生妄念，执著外境，所以不识本心，不见自性。如果能灭除妄念、扫离外境，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谓“明心”，就是要洞见此心具万法、自心即是佛的道理，所谓“见性”，即发现自心本具佛性，自性本来是佛。明心见性，就是直指心源，反观寂照，扫除妄念浮云，成就佛道。正如《坛经》所说：“但见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知见。”

　　我们认为，儒家的“存心养性”和禅门的“明心见性”除了关涉世俗伦理与宗教解脱两种不同的旨趣外，其方法论是相通的。

　　以《坛经》为理论标志的中国佛教在心性问题上大有超出儒家的高明之处。难怪有人明确认为：修身以儒，修心以佛。佛安心，能治骨髓之疾，儒劳心，只治皮肤之疾。

　　《坛经》的心性理论，在“儒门淡

　　白，收拾不住”的情势下，启发了宋明儒学心性本体论的建立，激发了宋明心性命理之学的勃兴，促成了儒学在宋明的新转机。可以这样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佛教(主要是《坛经》心性理论)弘场了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论传统，宋明心性命理之学的建立，“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等修养主张的提倡，是在儒家“收拾不住”的情况下，一次成功的人室操戈、收复失地。

　　作为中国化佛教的理论结晶，《坛经》所代表的禅宗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贬斥佛教，一方面又“出入释老几十年”，吸取其思想精华以建立自己的体系。明儒高攀龙说程颢“看得禅书透”，黄百家说朱熹“凡诸子、佛老……无不涉猎而讲究也”，明儒黄绾曾总结性地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

　　从总体上看，陆王心学受《坛经》所代表的禅宗思想的影响比起程朱尤盛。陆九渊承禅宗“心即佛”的理路，倡“心即理”。在修养方法上，以“发明本心”与禅宗的“明心见性”相呼应。《坛经》说“自心是佛”、“自性作佛”、“道由心悟”，陆九渊则倡“切己自反”、“道不外索”。《坛经》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陆九渊则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做个人。”《坛经》倡“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教法门，陆九渊则倡“一是皆是，一明皆明””的易简功夫。无怪乎朱熹称陆学为“顿悟之禅宗”，说陆子“大抵用禅家宗旨，而外面又假托圣人之言，牵就释意。”

　　与陆九渊一样，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也直接吸收《坛经》的思想精华来建构自己的心学体系。在其学说中，阳明把禅宗的“佛性”改造为“良知”，把《坛经》中的“悟自心”改造为“致良知”，把《坛经》的“顿悟见性”改造为“本体功夫，一悟尽透”。

　　明儒黄绾记载了王阳明曾以《六祖坛经》为教材开导门人之事：“又令看《六祖坛经》，会其本来无物，不思善、不思恶，见本来面目，为直起上乘，以为合于良知之至极。”与王阳明同时代的陈建则认为，“阳明一生讲学，只是尊信达摩、慧能，只是欲合三教为一，无他伎俩。”因此，阳明之学被称为“阳明禅”。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的这段言说，与慧能在《坛经》中“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话语如出一辙。无怪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王学是“阳儒阴释”，台湾的耕云先生也说阳明是用“儒家的辞汇阐扬禅学”，美国学者杜维明也说王学是“禅宗式的智慧”。

　　再次，《坛经》所代表的禅学思想与中国诗歌、书法、绘画等具体的文化艺术形式相结合，打开了文艺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新天地。无论是以禅入诗，以诗喻禅，还是禅心画境、气韵生动，还是以禅论书、笔墨纵横，都体现了禅的精神对中国艺术的渗透。 -

　　有一则故事颇能说明《坛经》在中国文化艺术中的历史地位：据说有一位叫吕无咎的中国画家在巴黎留学时，因颇通中国画理，大家都很尊重他，视之为中国画理权威。有一位名气颇大、年事已高的印象派画家拿了一本《六祖坛经》请教吕无咎。吕读了半天，不解其意，只好直言相告：不曾学过。老画家大吃——惊说：你们中国有这么好的绘画理论你不学，跑到我们法国来究竟想学什么呢

　　总的说来，如果没有《坛经》，没有其代表的禅学精神，很难想象中华艺坛会有百花齐放、禅意盎然的无限风光。

　　三

　　《坛经》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还体现在其思想对现代社会和人生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一位著名学者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坛经》并不是一本绞尽脑汁的学究之作，而是出自于一位真人的肺腑之言。其中一字一句，都像活泉中所喷出的泉水一样，凡是尝过的人，都会立刻感觉到它清新人骨，都会衷心地体验到它是从佛性中流出的。只有佛才能认识佛，也只有佛才能知道自己心中有佛性，知道一切众生心中都有佛。这道出了《坛经》中蕴含的禅法归趣是要开启人生智慧，唤醒人们通过内心的体验和生命的感悟，获取生活的智慧、生存的智慧，求得自我的超越、心智的安详与平和。

　　现代社会机器的轰鸣与物质的进步，逐渐造成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自性的异化，许多人感到在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情境中无法调适自我、无法寻回迷失的自性。因此，充满紧张、焦虑的人们希望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找到使精神家园宁静安详的调节剂。《坛经》所展示的发现自我、树立自信、无拘无缚、自在任运的“解脱知见”、恰似给焦虑与饥渴心态中的人们一份清凉剂，它让人们明白：人人都有清净的佛性，人人都能达到清净佛地。最高的觉悟、最高的自由不是外在的东西，它就体现在现实的人心之中。一旦人们为现实的物欲、外在的事相所迷惑，清净之心就生起妄念浮云，妄念执著便是人生痛苦、焦虑的根源。

　　古谚说心静自然凉，《坛经》说“心平何劳持戒”，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就能显现净心净土，把握自性，顿契佛地。《坛经》劝导人们“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把握自己，用自己的心智打开尘世中为物欲、为争斗、为名声、为爱憎好恶而纠织的心结，在红尘热浪中为焦灼、烦躁的心灵注入生活的灵智，使心灵找到一片清凉的绿荫，达成人与自然的亲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性的复归。

　　总之，《坛经》中的禅思可以帮现代人开启生命的智慧、生活的智慧，以智慧之“光扫除心灵的染著、束缚、蒙蔽、愚痴、贪欲，回归精神的家园，找到迷失的自我。正如一生致力于把“禅”这一东方智慧介绍给现代西方世界的著名学者铃木大拙所说：“禅就其本质而言，是看入自己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枷锁到自由的道路……我们可以说，禅把储藏于我们之内的所有精力做了适当而自然的解放，这些精力在通常的环境中是被挤压被扭曲的。”

　　通过对《坛经》的思想价值和现代意蕴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以《坛经》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文化典籍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精神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把印度佛教中蕴含的对人或人生的关注及肯定作了充分的发挥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元典精神的影响下，形成了其特有的重现实和人生的特点。《坛经》所代表的慧能南宗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命所透露出的生命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解脱理想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中。近现代复兴的佛教，倡“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倾向，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港兴起的新型佛教文化事业等等，都是《坛经》中所透露出的注重现实人生、心性特点的最好说明。这一特点也正是禅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和人生中能生发慧光、助照人生寻找自我无价之宝的契机所在。在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大潮中，《坛经》和其他中华文化典籍一样，仍有其感召生命、净化灵智、庄严人类文明家园的慧命和价值。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论《坛经》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王月清)》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