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版本及內容流變

　　張志軍

　　(人民日報河北新聞中心)

　　佛教經典分爲經、律、論叁藏，即，佛陀金口所說的語錄稱之爲

　　經”，佛陀所製定的戒條爲“律”，佛弟子們爲闡釋佛法而著作的經典是爲“論”。這就是說，惟有佛祖親口所說教義，才能被尊爲經；非佛所說，則爲僞經。

　　可是，也有一個例外，一個目不識丁的人，他所講述的語錄，卻被尊稱爲“經”，而且千百年來毫無異議——這就是慧能的《六祖壇經》。

　　《壇經》是慧能多次說法的綜合結集，也是他一生重要活動的記錄，因此，集中展現了他的佛學思想。它的問世，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個裏程碑，是一個全新時代開創的標志——從此，宣告了中國禅宗的正式形成，宣告了佛教中國化的初步完成。正如湯用彤先生指出的那樣：“此經影響巨大，實于達摩禅學有重大發展，爲中華佛學之創造也””。

　　的確，作爲禅宗的宗經，作爲指導禅僧修行的理論綱鋇，《壇經》對于禅宗的迅猛發展、快速傳播，使其一躍成爲漢傳佛教最大的宗派，乃至佛教的主流，其作用不可估量。而且，一千多年來，它早已超出了佛教範疇，對中國文化、整個東方文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正因爲如此，在一千多年的流通過程中，《壇經》的版本流變出了將近叁十種。內容也發生了較大變化。本文力圖從這兩個方面作一些探討。

　　壇經的版本

　　《壇經》問世以來，隨著禅宗的興旺發展，五大流派相繼建立，天下僧衲盡歸其宗，十個和尚九個習禅，各種版本的《壇經》也傳遍了全國。盡管版本衆多，題目花樣翻新，但據印順等專家學者考證，它們所依據的基本上是四種版本：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

　　(1)敦煌本

　　敦煌本《壇經》，是在敦煌發現的一種《壇經》的版本，約爲12000字。因系手抄本，故也稱作“敦煌寫本”。敦煌寫本是兩種抄本，一種是英國人探險家斯坦因早年從敦煌盜運出去的大批中國古代珍貴文獻之一，1922年，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在大英博物館所藏的敦煌遺書中發現了它，並翻拍成照片。中國最早利用這一發現進行研究的，是胡適先生。另一種是敦煌當地文化名流任子宜于1935年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發現的，其抄寫字迹工整，錯漏較少，系敦煌寫本中的精品。後不知所蹤。上世紀八十年代，周紹良先生等人在敦煌縣博物館重新看到了這個館藏號爲077的抄本，並拍成了照片。周先生經過整理校勘，以《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爲名，199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通過內文對比，可以確認這兩種抄本源自同一種版本。

　　(2)惠昕本

　　惠昕本又稱宋本，此本經名在所有版本中最爲簡潔：《六祖壇經》。它的改編者是晚唐僧人惠昕，故有“惠昕本”之稱。它的編寫時間約爲宋太宗乾德五年(967)，最早的刻本爲北宋時期，所以也稱“宋本”。

　　此本前有惠昕的《六祖壇經序》一文，其序雲：

　　“故我六祖大師廣爲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

　　自悟成佛，目曰《壇經》，流傳後學。古本文繁，披

　　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

　　叁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爲兩卷，凡十一門，貴接

　　後來，同見佛性者。”

　　惠昕編寫的兩卷本《壇經》，大約14000字，早已在中國失傳。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是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叁年(公元1153)，由晁子健在湖北蕲春刊行的，後來傳到了日本，由日本學者在興聖寺發現的。其序下題有一行字：“宋依真小師邕州羅秀山惠進禅院沙門惠昕”，因此認定，這就是惠昕所改編的版本，故又有“興聖寺本”之稱。

　　(3)契嵩本

　　契嵩本書名爲《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故又稱曹溪原本。據《普慧大藏經》記載，該版本是宋代名僧契嵩于宋致和年間(約公元1055-1056)改編的，有一卷、十品、兩萬一千多字。其大梵寺說法部分與敦煌本、惠昕本大致相同，但其他部分字數大大增加了。這種版本的最早是北宋仁宗至和叁年(公元1056)刊行的。宋吏部侍郎郎簡所撰《六祖法寶記敘》一文稱：

　　“達磨赉衣缽，航海而來，……以其法傳慧可，

　　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複出

　　神秀。能于達磨，在中國爲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

　　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然六祖之說，

　　余素敬之。患其爲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

　　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

　　正之，吾爲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

　　古本，校之勒成叁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複謬妄。

　　乃命工镂板，以集其勝事。”

　　然而，這種叁卷的契嵩本今已難得一見。所幸的是，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禅僧德異在吳中刊行了一種《壇經》，他在序文說：

　　“壇經爲後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

　　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後遍求叁十余載，近得能上人

　　尋到古本，遂刊于吳中休休禅庵。……至元二十七年

　　庚寅歲中春月敘。”

　　據學者研究考證，德異幼年所見到的、後來刊行所依據的古本，就是契嵩的編纂本。但是，經文已不是叁卷，而是一卷十門，21000字，史稱“德異本”。這個版本在日本發現了元延枯叁年(1316年)的刻本，稱爲“元枯本”，是經高麗而傳人的。德異本翻刻本極多，明末高僧憨山大師重刻的曹溪原本，也就是這種本子。

　　(4)宗寶本

　　宗寶本又稱流通本，即元朝僧人宗寶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改編本，題爲《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此本經文後有宗寶作于公元1291年的跋文：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皆大乘圓頓之旨，故

　　目之曰經。……余初入道，在感于斯，續見叁本不

　　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雠，訛者

　　正之，略者詳之，複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

　　盡曹溪之旨。按察使雲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

　　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锓

　　梓，颛爲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絕。……至元辛卯

　　夏南海釋宗寶跋。”

　　經宗寶集成的《壇經》，在四個版本中篇幅最長，達到了24000多字。這也是流傳最廣的版本，普遍收錄于明版諸本大藏經中，所以也稱“流通本”。

　　那麼，這四個版本是什麼關系呢

　　有人說，“在壇經各本當中，敦煌本爲最古，它是後來各本《壇經》的基礎”(宇井伯壽《壇經考》)。胡適先生在《神會和尚遺集》中說：“敦煌寫本《壇經》是《壇經)最古之本。”周紹良先生更幹脆，在《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整理說明及考定中指出：“敦煌所發現的本子，正是法海集記的原本……是唯一的“原本”，在惠昕整理《壇經》之前，再沒有其他原本，這是可以肯定的。”

　　情況果然如此嗎

　　在敦煌本《壇經》之中，我們發現了這樣的經文：

　　“……吾滅後二十余年，邪法缭亂，惑我宗旨。

　　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

　　吾正法。”

　　這段經文是在暗示，慧能圓寂二十年之後，弟子神會攜法北上，在河南滑臺(今滑縣)大雲寺召開無遮大會，樹立起南宗宗旨的事實。很顯然，這是神會一派的禅僧後來所添加的內容。因爲神會在滑臺開無遮大會是在唐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

　　我們再看敦煌本的標題：

　　《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南宗”兩個字。

　　人們習慣地將慧能與神秀的禅法分別稱之爲“南能北秀、南頓北漸”，是慧能圓寂多年之後的事情，在慧能與神秀生前，壓根沒有“南宗”之說。在禅宗史上將慧能的禅法定名爲“南宗”的提法，始于神會的《南宗定是非論》。

　　《傳燈錄》說：“天寶四年，方定兩宗。”

　　《宋高僧傳》也說：“(神會)開元八年敕配住南陽龍興寺。續于洛陽大行禅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魚鲔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

　　據史料記載，神會第一次進駐洛陽，是在天寶四年，由兵部侍郎宋鼎請人東都，住持荷澤寺。

　　天寶四年，是爲公元745年，距離慧能去世已經叁十多年。由此可見，“南宗”這個名稱的正式形成，最早也在此時。這一事實表明，敦煌本《壇經》成書的年代，最早也在唐天寶四年之後。而此時，連壇經的記錄、整理者——法海，已經死去了十五年，他怎麼可能給《壇經》冠以“南宗”的標題呢!

　　由此可見，敦煌本，絕對不是法海集記的《壇經》原本。因此，它也不可能是最初的《壇經》。

　　從法海本的內容研究，敦煌本似乎與惠昕本有著某種淵源，這兩種版本在內容上有許多相近的地方。例如，敦煌本最後有這樣的記載：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

　　滌，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悟真在嶺南曹溪法興

　　寺，現今傳授此法。”

　　惠昕本也說：

　　“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

　　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遞代相傳付囑，

　　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中現也”。

　　惠昕本中涉及的志道，是慧能晚年的十大弟子之一，也是法海的同學。在這個《壇經》傳授世系中，在悟真之後多了一代圓會。因此有人斷定，敦煌本《壇經》是惠昕本的基礎，惠昕本脫胎于敦煌本，二者是前後延續關系。

　　可是，惠昕本恰恰有這樣的序言：

　　“……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余以太

　　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叁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

　　爲兩卷，凡十一門，貴接後來，同見佛性者。”

　　據此，惠昕本的確來源于一種古本《壇經》，但這個“古本”不可能是敦煌本。惠昕是因爲古本文字繁多龐雜，使人厭煩，所以才下決心改編它的。繁者簡化之，亂者條理之，表現在文字上，應該是越整理越少，而絕不是越整理越多。他大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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