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成本，題目都有“法寶”二字，由此可知，它們源自同一個體系，都是依古本的《六祖法寶記》改編而來。
因爲改編自不同的體系，所以，它們與敦煌本、惠昕本差距很大。
我們可以順便推測出來，大約成書于慧能去世七十年左右的《曹溪大師別傳》，並非像胡適先生認定的那樣，是一個無知的陋僧憑空虛造的，不是連他自己也承認：“其中所記慧能的一生，大體用王維的《能禅師碑》”。《別傳》的一部分資料，也與契嵩本一樣，來源于《六祖法寶記》，所以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情況：《壇經》的一些內容，《別傳》有，契嵩本有，而隸屬不同體系的敦煌本沒有(或者是敦煌本在流傳、抄錄的過程中舍棄了)。
《六祖法寶記》若爲慧能語錄最原始的集記，它與敦煌本、惠昕本《壇經》又有什麼聯系呢
我們分析這兩個版本的傳授世系，就別有意味了。敦煌本說：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
漈……”
惠昕本也說：
“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
我們知道，《壇經》並非像敦煌本刻意渲染的那樣，系秘密傳授。它的主體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城內大梵寺爲一千多位僧俗公開說法的記錄，可謂“見者皆得聞，路人亦知之。”在宗寶本《壇經》中有這樣的記載：慧能在圓寂之前對法海等弟子說：“吾于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授，度諸群生。”這說明，《壇經》早在慧能生前已經在弟子之間公開抄錄、流行了。
不管是道潆、還是志道，與法海都是同學關系，他們也是六祖的弟子，早就擁有了《法寶記》的抄本，那麼，爲什麼還要法海臨死傳授呢
是什麼樣的版本，值得法海再次傳授給他們呢
筆者推測，法海傳授給他們的，應該是慧能過世之後，他根據自己原始記錄的《六祖法寶記》，經過精心梳理、調整、裁汰，形成的一個新的《壇經》抄本。
法海在慧能所有弟子中，跟隨師父時間最長，又是上座弟子——在那時，上座既是首座——群僧之首。所以，在所有的弟子中，法海聽聞師父慧能開示、說法的機會最多。更主要的是，因爲慧能不識字，不能親自審定《法寶記》的文字，同時，慧能生在嶺南邊地，地方口音很重(在《壇經》中，慧能曾經說過：自己“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而法海是廣東曲江人，能聽懂六祖慧能的方言土語。因此，由法海記錄、整理的慧能語錄最爲全面，，最爲珍貴。
惟有這樣，才值得他臨終鄭重交付：
“此《壇經》，法海上座集。上座無常，付同學道
滌，道際無常，付門人悟真。”
“法海上座無常，以此《壇經》付囑志道，志道
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圓會……”
這些經文表明，法海去世後，經他整理過的新《壇經》抄本，開始在嶺南曹溪一帶流傳。到敦煌抄本所依據的底本成書的那個年代，傳到悟真；到惠昕本所依據的底本成書的年代，傳到了圓會。
據易行廣《曹溪禅人物志》考證，法海圓寂于公元730年，志道卒于740年。他倆同是慧能的弟子。以此推斷，悟真爲慧能的再傳弟子，弘法的時代，應該在750年前後。
《傳燈錄》卷二八，有慧能的另一位弟子、南陽慧忠的這樣一段對話：
南陽慧忠問禅客：從何方來
對方答：南方采。
慧忠再問：南方有何知識
對曰：知識頗多。慧忠叁
問：如何示人
禅客表述了“南方宗旨”的見地。忠
國師呵責道：“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譚，削除聖意”
這就是說，早在750年，《壇經》至少已增添進“南方宗旨”——慧忠已經見到了“南方宗旨”的添改本。由此可見，慧忠早年看到過《壇經》的原始版本——《六祖法寶記》，或者是法海的整理本，否則，他如何知道有了改換呢
印順在《中國禅宗史》說，給《壇經》揉進“南方宗旨”的人，是志道：
“志道是廣州南海人，他的“色身無常，法身是
常”的對立說，與慧忠所知的“南方宗旨”，《壇經》
中“色身無常而性是常”的見解相近。《壇經》的色
身無常，法身是常說，如作爲志道傳的添改本，應該
是非常合適的。
“……悟真以前有志道，思想與“南方宗旨”相
近，所以推定爲：悟真所傳，敦煌本所依的底本，是
修改過後“南方宗旨”本。”
由于“南方宗旨”的增添，引起南陽慧忠的感歎——“添糅鄙譚，削除聖意”。可見，此時這個體系的《壇經》，在法海已經整理的基礎上，又有了新變化。
其後，已經被尊爲“經”的六祖語錄，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慧能後世子孫中次第傳授、流通。在流傳過程中，曆代免不了又有添改，到惠昕時期(約爲公元967年)，已經是“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後厭”，所以他要簡而要之，形成了今天的“惠昕本”。惠昕本所照的底本，近于敦煌本，是圓會所傳本。
另一個方面，揉進了“南方宗旨”的悟真本，傳人京洛，神會門下利用其次第傳授的世系，如“法海付道潆，道潦付悟真”，而加以利用，賦予其全新的意義：以“禀承壇經”爲“南宗弟子”的依約。《壇經》，在這裏被當成了南宗傳宗的信物。他們根據這個需要，對《壇經》作了刻意的加工，補充付法傳宗之類的內容，舍棄與傳宗無關的經文，連經名也進行了一番精細的修飾，這就是《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從而形成“傳宗”本——敦煌本《壇經》。
據印順法師考證，“壇經傳宗”的改補，約爲780-800年間。
《壇經》內容的流變
無論哪種版本的《壇經》，在內容上大致可以分成主體與附錄兩大部分。
《壇經》的主體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公開說法的內容，是《壇經》的核心，集中闡述了慧能獨創性的禅學思想。這部分經文又大體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部分是慧能自述本人家世、于黃梅五祖座下得法、攜衣缽南歸、山中隱居以及出山弘法的經曆。他坎坷艱難的身世，波折起伏的命運，充滿傳奇色彩的經曆，不僅是一個傳記，也客觀地傳達出了他禅學思想形成的淵源。第二部分，是慧能在大梵寺所說的摩诃般若波羅蜜法，即，慧能禅學思想的集中闡釋。從內容分析，這是他多次說法的集成，地點也不僅僅限于大梵寺。
附錄所組成的內容包括弟子機緣，臨終囑咐，以及慧能去世前後的情形。這一部分也十分重要，尤其慧能平時與衆多弟子的問答，不僅闡述了許多重要的思想，而且活靈活現地演示了禅宗教學的公案，對後世禅師教訓弟子、接引學人，起到了示範作用。甚至，後來禅宗的種種禅機、種種禅風、種種禅法，都可以從這裏找到淵源。
在各個版本的《壇經》中，其主體部分的內容大體相同，變化不是很大。但是，其“弟子機緣”部分，敦煌本與惠昕本相同，只有志誠、法達、智常、神會四人；而契嵩本與宗寶本是大大增廣了，擴展到了十二人之多。除上述四人外，又增加了法海、智通、志道、行思、懷讓、玄覺、智隍、志徹八位弟子與慧能的問答。這種情況進一步說明，它們分別源自兩個不同的古本體系。
主體部分，惠昕本與敦煌本相比，也有所不同。例如多出了“皇帝征召”、傳五分法身香、慧能得法回來避難等事迹。
應該說，這些內容，不是惠昕增加了，而是敦煌本減少了。
因爲，惠昕本是在“文繁”的底本基礎上精簡的，說明底本上原來就有這些內容，敦煌本之所以沒有，是因爲其在抄寫的過程中舍棄了。
這些內容，凡惠聽本所有的，如“唐皇征召”、“傳五分法身香”、“慧能避難”等，契嵩本、宗寶本等所有版本都有。這進一步證實，原始《壇經》確實存在這一部分內容，是敦煌本將之省略了。
敦煌本之所以省略這些內容，是因爲其已經不是一本．傳授心法的語錄，而是傳宗的信物：“今日已後，遞相傳受，須有依約，莫失宗旨!”它不但列舉了中華六代祖師的付法偈，還突出了從七佛到慧能的傳承次序，而且是：“若不得壇經，即無禀受，須知法處、年月日、姓名，遞相過囑。無壇經禀承者，非南宗弟子也。”
這種以《壇經》傳宗的方式，與現在傳法的“法卷”意義相同；現代“法卷”的內容更爲簡單。所以，敦煌本《壇經》的實際作用，與“法卷”一樣，是個傳宗的信物，不過起到一個證明作用罷了。因此，其文字內容相對來說變得不十分重要了，在抄寫過程中力求簡短，舍棄了很多與傳宗無關的經文。于是敦煌本就有了一個由繁多漸漸減少的變化過程。
禅宗祖師雖然不重視文記，但其弟子卻一直有記錄師父開示法語的習慣，其目的是爲了比照修行，啓發領悟。法海作爲慧能座下年齡較大、跟隨時間最長的上首弟子，將師父平日裏接引學人的機鋒、對大衆的說法、隨緣的開示，記錄了下來，形成了《壇經》的基礎。
《六祖法寶記》，如果不是法海的原始記錄稿，也應該十分接近，起碼比所有正式稱作“經”的版本更接近原始記錄。當然，它在流通的過程中，各位弟子根據自己知道的慧能的法語、啓發弟子的機緣(尤其是針對自己的)，隨時隨地不斷地補充、增添了進來，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法寶記》內容繁多、形式雜駁的特點。所以，契嵩等人先後對其進行了整理。
契嵩本《壇經》，因其直接源自《六祖法寶記》，所以保存下了大量“弟子機緣”之類的內容。大概就是因爲它最接近原始記錄的《法寶記》，所以又稱“曹溪原本”。
宗寶本即元朝僧人宗寶的改編本，他在作于公元1291年的跋文中說：“余初人道，在感于斯，續見叁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雠，訛者正之，略者詳之，複增人弟子請益機緣。”
宗寶本是根據叁個版本改編，可以說即集諸本之大成。從經文前錄有德異的序、契嵩的贊文來判斷，那叁種版本中肯定有契嵩本，可能還有敦煌本、惠昕本之類的節略本。從經文又有新增加的情況來看，…
《《壇經》版本及內容流變(張志軍)》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