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成本，题目都有“法宝”二字，由此可知，它们源自同一个体系，都是依古本的《六祖法宝记》改编而来。
因为改编自不同的体系，所以，它们与敦煌本、惠昕本差距很大。
我们可以顺便推测出来，大约成书于慧能去世七十年左右的《曹溪大师别传》，并非像胡适先生认定的那样，是一个无知的陋僧凭空虚造的，不是连他自己也承认：“其中所记慧能的一生，大体用王维的《能禅师碑》”。《别传》的一部分资料，也与契嵩本一样，来源于《六祖法宝记》，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坛经》的一些内容，《别传》有，契嵩本有，而隶属不同体系的敦煌本没有(或者是敦煌本在流传、抄录的过程中舍弃了)。
《六祖法宝记》若为慧能语录最原始的集记，它与敦煌本、惠昕本《坛经》又有什么联系呢
我们分析这两个版本的传授世系，就别有意味了。敦煌本说：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
漈……”
惠昕本也说：
“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
我们知道，《坛经》并非像敦煌本刻意渲染的那样，系秘密传授。它的主体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城内大梵寺为一千多位僧俗公开说法的记录，可谓“见者皆得闻，路人亦知之。”在宗宝本《坛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慧能在圆寂之前对法海等弟子说：“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抄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这说明，《坛经》早在慧能生前已经在弟子之间公开抄录、流行了。
不管是道潆、还是志道，与法海都是同学关系，他们也是六祖的弟子，早就拥有了《法宝记》的抄本，那么，为什么还要法海临死传授呢
是什么样的版本，值得法海再次传授给他们呢
笔者推测，法海传授给他们的，应该是慧能过世之后，他根据自己原始记录的《六祖法宝记》，经过精心梳理、调整、裁汰，形成的一个新的《坛经》抄本。
法海在慧能所有弟子中，跟随师父时间最长，又是上座弟子——在那时，上座既是首座——群僧之首。所以，在所有的弟子中，法海听闻师父慧能开示、说法的机会最多。更主要的是，因为慧能不识字，不能亲自审定《法宝记》的文字，同时，慧能生在岭南边地，地方口音很重(在《坛经》中，慧能曾经说过：自己“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而法海是广东曲江人，能听懂六祖慧能的方言土语。因此，由法海记录、整理的慧能语录最为全面，，最为珍贵。
惟有这样，才值得他临终郑重交付：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
涤，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
“法海上座无常，以此《坛经》付嘱志道，志道
付彼岸，彼岸付悟真，悟真付圆会……”
这些经文表明，法海去世后，经他整理过的新《坛经》抄本，开始在岭南曹溪一带流传。到敦煌抄本所依据的底本成书的那个年代，传到悟真；到惠昕本所依据的底本成书的年代，传到了圆会。
据易行广《曹溪禅人物志》考证，法海圆寂于公元730年，志道卒于740年。他俩同是慧能的弟子。以此推断，悟真为慧能的再传弟子，弘法的时代，应该在750年前后。
《传灯录》卷二八，有慧能的另一位弟子、南阳慧忠的这样一段对话：
南阳慧忠问禅客：从何方来
对方答：南方采。
慧忠再问：南方有何知识
对曰：知识颇多。慧忠三
问：如何示人
禅客表述了“南方宗旨”的见地。忠
国师呵责道：“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
这就是说，早在750年，《坛经》至少已增添进“南方宗旨”——慧忠已经见到了“南方宗旨”的添改本。由此可见，慧忠早年看到过《坛经》的原始版本——《六祖法宝记》，或者是法海的整理本，否则，他如何知道有了改换呢
印顺在《中国禅宗史》说，给《坛经》揉进“南方宗旨”的人，是志道：
“志道是广州南海人，他的“色身无常，法身是
常”的对立说，与慧忠所知的“南方宗旨”，《坛经》
中“色身无常而性是常”的见解相近。《坛经》的色
身无常，法身是常说，如作为志道传的添改本，应该
是非常合适的。
“……悟真以前有志道，思想与“南方宗旨”相
近，所以推定为：悟真所传，敦煌本所依的底本，是
修改过后“南方宗旨”本。”
由于“南方宗旨”的增添，引起南阳慧忠的感叹——“添糅鄙谭，削除圣意”。可见，此时这个体系的《坛经》，在法海已经整理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变化。
其后，已经被尊为“经”的六祖语录，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慧能后世子孙中次第传授、流通。在流传过程中，历代免不了又有添改，到惠昕时期(约为公元967年)，已经是“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所以他要简而要之，形成了今天的“惠昕本”。惠昕本所照的底本，近于敦煌本，是圆会所传本。
另一个方面，揉进了“南方宗旨”的悟真本，传人京洛，神会门下利用其次第传授的世系，如“法海付道潆，道潦付悟真”，而加以利用，赋予其全新的意义：以“禀承坛经”为“南宗弟子”的依约。《坛经》，在这里被当成了南宗传宗的信物。他们根据这个需要，对《坛经》作了刻意的加工，补充付法传宗之类的内容，舍弃与传宗无关的经文，连经名也进行了一番精细的修饰，这就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从而形成“传宗”本——敦煌本《坛经》。
据印顺法师考证，“坛经传宗”的改补，约为780-800年间。
《坛经》内容的流变
无论哪种版本的《坛经》，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成主体与附录两大部分。
《坛经》的主体部分，是慧能在韶州大梵寺公开说法的内容，是《坛经》的核心，集中阐述了慧能独创性的禅学思想。这部分经文又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慧能自述本人家世、于黄梅五祖座下得法、携衣钵南归、山中隐居以及出山弘法的经历。他坎坷艰难的身世，波折起伏的命运，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不仅是一个传记，也客观地传达出了他禅学思想形成的渊源。第二部分，是慧能在大梵寺所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即，慧能禅学思想的集中阐释。从内容分析，这是他多次说法的集成，地点也不仅仅限于大梵寺。
附录所组成的内容包括弟子机缘，临终嘱咐，以及慧能去世前后的情形。这一部分也十分重要，尤其慧能平时与众多弟子的问答，不仅阐述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禅宗教学的公案，对后世禅师教训弟子、接引学人，起到了示范作用。甚至，后来禅宗的种种禅机、种种禅风、种种禅法，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
在各个版本的《坛经》中，其主体部分的内容大体相同，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其“弟子机缘”部分，敦煌本与惠昕本相同，只有志诚、法达、智常、神会四人；而契嵩本与宗宝本是大大增广了，扩展到了十二人之多。除上述四人外，又增加了法海、智通、志道、行思、怀让、玄觉、智隍、志彻八位弟子与慧能的问答。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它们分别源自两个不同的古本体系。
主体部分，惠昕本与敦煌本相比，也有所不同。例如多出了“皇帝征召”、传五分法身香、慧能得法回来避难等事迹。
应该说，这些内容，不是惠昕增加了，而是敦煌本减少了。
因为，惠昕本是在“文繁”的底本基础上精简的，说明底本上原来就有这些内容，敦煌本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其在抄写的过程中舍弃了。
这些内容，凡惠听本所有的，如“唐皇征召”、“传五分法身香”、“慧能避难”等，契嵩本、宗宝本等所有版本都有。这进一步证实，原始《坛经》确实存在这一部分内容，是敦煌本将之省略了。
敦煌本之所以省略这些内容，是因为其已经不是一本．传授心法的语录，而是传宗的信物：“今日已后，递相传受，须有依约，莫失宗旨!”它不但列举了中华六代祖师的付法偈，还突出了从七佛到慧能的传承次序，而且是：“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过嘱。无坛经禀承者，非南宗弟子也。”
这种以《坛经》传宗的方式，与现在传法的“法卷”意义相同；现代“法卷”的内容更为简单。所以，敦煌本《坛经》的实际作用，与“法卷”一样，是个传宗的信物，不过起到一个证明作用罢了。因此，其文字内容相对来说变得不十分重要了，在抄写过程中力求简短，舍弃了很多与传宗无关的经文。于是敦煌本就有了一个由繁多渐渐减少的变化过程。
禅宗祖师虽然不重视文记，但其弟子却一直有记录师父开示法语的习惯，其目的是为了比照修行，启发领悟。法海作为慧能座下年龄较大、跟随时间最长的上首弟子，将师父平日里接引学人的机锋、对大众的说法、随缘的开示，记录了下来，形成了《坛经》的基础。
《六祖法宝记》，如果不是法海的原始记录稿，也应该十分接近，起码比所有正式称作“经”的版本更接近原始记录。当然，它在流通的过程中，各位弟子根据自己知道的慧能的法语、启发弟子的机缘(尤其是针对自己的)，随时随地不断地补充、增添了进来，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法宝记》内容繁多、形式杂驳的特点。所以，契嵩等人先后对其进行了整理。
契嵩本《坛经》，因其直接源自《六祖法宝记》，所以保存下了大量“弟子机缘”之类的内容。大概就是因为它最接近原始记录的《法宝记》，所以又称“曹溪原本”。
宗宝本即元朝僧人宗宝的改编本，他在作于公元1291年的跋文中说：“余初人道，在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人弟子请益机缘。”
宗宝本是根据三个版本改编，可以说即集诸本之大成。从经文前录有德异的序、契嵩的赞文来判断，那三种版本中肯定有契嵩本，可能还有敦煌本、惠昕本之类的节略本。从经文又有新增加的情况来看，…
《《坛经》版本及内容流变(张志军)》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