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也名「離念門」，主要是依『大乘起信論』的。著重「離念」，所以有「時時勤拂拭」的「加行」話。弘忍對于這首偈，要人焚香讀誦，也是相當推重的。而神秀卻說：「不敢求祖」，只求五祖的開示。張說『大通禅師碑』，說弘忍曾「命之洗足，引之並座」，是付囑的表示，而神秀卻「涕辭而去」，去了還一度「潛爲白衣」。要將佛法付給神秀而中止，應有當時的實際原因。我以爲：除慧能偈意的深徹而外，主要爲神秀沒有擔當祖位的自信。「求法即善，覓祖不善」，與張說──神秀門下的傳說，沒有太大的矛盾。
總之，炖煌本『壇經』，這部分的文句，即使記錄者略有增損，但還沒有過分貶黜的敵視意味。惠昕本以下，對神秀作惡意的形容，那是南嶽、青原門下，後代禅者的事了。
第叁節 南歸與出家
大庾嶺奪法
慧能在黃梅得法，當夜就走了。過長江，到九江驿，然後直回嶺南。東山門下，知道衣法付與慧能，有些人就向南追來。其中有名慧明的，一直到大庾嶺上，追到了慧能。慧明曾任四品將軍，有軍人的氣質。當時，慧能就將衣給慧明；慧明是「遠來求法，不要其衣」。是的，傳衣是表徵了傳法，但有衣並不就有法。慧明要的是法，慧能便爲慧明說法(說法的內容，古說不明。後來才傳說爲：「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慧明言下大悟。慧能就要他向北去化人，慧能這才平安的回到嶺南。
大庾嶺奪法一幕，『壇經』以外，『神會語錄』(石井本)，『曆代法寶記』，『曹溪別傳』，都有記錄。慧明後來住袁州的蒙山(今江西新喻縣)。『別傳』作「蒙山」，『曆代法寶記』作「象山」，都是蒙山的訛寫。『曆代法寶記』說：慧明的弟子，也還是「看淨」的，似乎沒有能擺脫東山的一般傳統。慧明本是弘忍弟子，因爲奪法，聽慧能說法而作爲慧能弟子，一向沒有異說。但存心否定『壇經』爲六祖說的學者，找到了一位湖州佛川慧明。以爲蒙山慧明，根本是虛造的，只是影射佛川慧明而故意造出來的。佛川慧明，『宋僧傳』(卷二六)有傳(大正五０·八七六上──下)。清晝『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並序』(全唐文卷九一七)說：
「俗姓陳氏。陳氏受禅，四代祖仲文有佐命勳，封丹陽公。祖某，雙溪、谷熟二縣宰。父某，蘭陽(「陽」應爲「陵」字的誤寫)人也」。
佛川慧明的四代祖，當陳氏(霸先)受禅時，有過功勳而被封丹陽公；姓陳，但不是帝裔。而蒙山慧明：「姓陳氏，鄱陽人也。本陳宣帝之孫，國亡散爲編氓矣」(宋僧傳)：二人的先世不同。蒙山慧明是鄱陽人(今江西鄱陽縣)，住于江西的袁州。佛川慧明是蘭陵人(今江蘇武進縣)，住在浙江的湖州，這是分明不同的二人。佛川慧明卒于建中元年(七八０)，年八十四。慧能去世時(七一叁)，還只十七歲，不可能是慧能的弟子。清晝的碑文說：
「降及菩提達摩，繼傳心要，有七祖焉。第六祖曹溪能公，能公傳方岩策公，乃永嘉覺、荷澤會之同學也。方岩，即佛川大師也」。
碑以方岩策爲佛川大師，顯然是傳寫的錯誤。據『宋僧傳』及碑文，都說佛川慧明是從方岩策公而頓明心地的。方嚴策即婺州玄策，是慧能弟子，所以碑文有脫文，應爲：「方嚴即佛川之師也」；或「方岩即佛川大師之師也」。『神會語錄』成立于神會生前(卒于七六二)；『曆代法寶記』作于七七五頃。『壇經』有關慧明爭法部分, 比『語錄』更簡要，成立更早。慧明奪法的傳說，決不是後起的。『初期禅宗史書之研究』，以爲佛川慧明生前，『神會語錄』就影射佛川慧明，造出慧明奪法的故事。然神會爲慧能的祖位而努力，佛川慧明有什麼不利于南宗慧能呢！佛川慧明是慧能的再傳，神會的後輩，神會有什麼必要，要影射一位後輩，誣說他與慧能爭法呢？其實，這不是神會影射佛川慧明而僞造奪法說，而是存心要否定『壇經』爲慧能所說，不能不將韋據、法海、慧明等一起否認而引起的幻想呢！
五年法難
「叁年(五年)勿弘此法」，慧能曾有一期的隱遁，是『壇經』以來一致的。原本是五(叁)年，爲了符合弘忍(六七五)入滅，慧能(六六七)出家的繼承不斷的理想，才形成十六年隱遁說。這五(叁)年(六六二──六六六)中，慧能回到了嶺南，到底有什麼障礙？『壇經』，『神會語錄』，『曆代法寶記』，都沒有說明。『別傳』(續一四六·四八四)才這樣說：
「能大師歸南，略(疑「路」之訛)到曹溪，猶被人尋逐，便于廣州四會，懷集兩縣界避難。經于五年，在獵師中」。
此後，『壇經』惠昕本，『祖堂集』等，大抵采用『別傳』所說，然詳情也不大明白。弘忍付法時曾說：「自古傳法，氣如懸絲；若住此間，有人害汝」。禅者傳法有爭，弘法還有難，這並不是誇張虛構的。付法(傳衣表示傳法，爭衣實際是爭法)，如是「當理與法」，得法的人多，當然皆大歡喜，不會引起嚴重的紛爭。但一代一人的付囑製(或繼承一個寺院)，在名位心未盡的，就不免引起紛爭。付法而有爭執，早在神秀門下傳說開來，如『傳法寶紀』說：
「門人知(四祖)將化畢，遂談究鋒起，爭希法嗣。及問將傳付，信喟然久之曰：弘忍差可耳」。
大家爭論而希望繼承祖位，正是一代一人的繼承。道信雖說「弘忍差可耳」，而部分弟子，未必完全同意。道宣『續僧傳』「道信傳」說：「生來付囑不少」(大正五０·六０六中)，就是分頭並弘者的傳說。道信在破頭山建寺，經常五百余衆。而弘忍卻在東面的憑墓山，另建寺院，這可能是原住僧衆，部分不接受領導，而不得不獨自創建吧！以慧能的年齡及身分──二十四歲的在家行者，如公開付法，想不爭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禅師而弘法有難，如『高僧傳』卷二「佛陀跋陀羅傳」，被長安的僧衆所驅擯而到廬山(大正五０·叁叁五上)。卷一七「玄高傳」：覺賢的弟子玄高，在麥積山率衆修禅。有人「向河南王世子曼，讒構玄高，雲蓄聚徒衆，將爲國災。……乃擯高往河北」(大正五０·叁九七中)。『續僧傳』所說的更多，如卷一六「僧可(慧可)傳」：「天平之初(五叁四──)……時有道恒禅師，先有定學，王宗邺下，徒侶千計。……恒遂深恨謗惱于可，貨赇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恒衆慶快」(大正五０·五五二上)。卷一七「慧思傳」：「衆雜精□，是非由起。怨嫉鸩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以齊武平之初(五七０──)，背此嵩陽，領徒南遊」(大正五０·五六叁上)。卷四的那提叁藏，爲嫉忌者叁次毒害(大正五０·四五九上)，道宣爲之慨歎不已。
菩提達摩傳禅，也「多生譏謗」；或說爲人毒害〔(『傳法寶記』)〕。弘法，特別是弘闡禅法，超越時流，是最容易受譏謗，受誣控，受毒害，受驅擯的。慧能以前諸祖，及慧能門下的神會，所遇的法難都很重。這可見一種獨到的法門的弘開，是太不容易了。慧能受法而有有爭、有難的傳說，應有事實的成分。
出家與受戒
慧能過了五年遁迹于勞苦的生活，終于因緣成熟而出家了。『瘗發塔記』及『略序』說：那年的正月初八日，慧能到了廣州的法性寺。法性寺，就是宋代以來的製旨寺，近代的光孝寺。印宗正在講涅槃經，慧能在座下參聽。「因論風幡語，而與宗法師說無上道」。印宗非常欣奇，問起來，才知東山大法流傳嶺南的，就是這一位。于是非常的慶幸，在正月十五日，普集四衆，由印宗親爲慧能落發。二月初八日，以西京的智光律師爲授戒師，取邊地五師受具的律製，爲慧能授具足戒。這一年，『略序』等說是儀鳳元年丙子。這是符合弘忍入滅，慧能出家開法的先後銜接而來的，其實那年是乾封二年(六六七)，慧能叁十歲。受戒後，就在法性寺「開單傳宗旨」，普利群生。
炖煌本『壇經』，『神會語錄』，『曆代法寶記』的慧能傳部分，沒有說到在法性寺出家。在法性寺聽經，爲印宗所發見，所贊揚，因緣成熟而出家受戒，爲當時極普遍的傳說。至于出家年歲的不符，那只是傳說的不合而已。慧能在廣州出家說法，從炖煌本「韶廣二州行化四十余年」來說，可說相符。曾在廣州行化，應指在法性寺出家說法而言。
傳說中的慧能出家受戒的年月，出于『瘗發塔記』，這是著重于慧能與法性寺戒壇的關系，如該記(全唐文卷九一二)說：
「昔宋朝求那跋陀(羅)叁藏，建茲戒壇，預谶曰：後當有肉身菩薩受戒于此。天監二年，又有梵僧智藥叁藏，航海而至，自西竺持來菩提樹一株，植于戒壇前。立碑雲：吾過後一百六十年，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人」。
『略序』依『瘗發塔記』，對寶林寺與慧能的關系，記述得更詳。認爲寶林寺也是智藥叁藏創開的，並預言說：
「可于此建一梵刹，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于此演化」。
『別傳』承受智藥叁藏創開寶林寺的傳說，而對法性寺的戒壇，改正爲求那跋摩所建；菩提樹是真谛叁藏持來的。『別傳』更著重于寶林寺與唐帝室的關系，寺中所藏六祖袈裟的事。『瘗發塔記』、重于慧能的出家受戒，源于廣州法性寺的傳說；『別傳』重于寶林寺，可說是寶林寺方面的傳說。這些傳說，在王維『能禅師碑』時代，都已存在。曹溪頓禅，由神會而震動中原；江西、湖南、江東，也大大的開展。在慧能頓教的開展中，不應忽略了嶺南──廣州、韶州，慧能所住所化地區的余風。
第四節 行化四十余年
從廣州到韶州
慧能在廣、韶二州，行化四十多年(六六七──七一叁)。禅者的生活，是平淡的，安定的，所以傳述下來的事迹，並不太多。弘化而有記錄可考的，有廣州法性寺，韶州(城內的)大梵寺，當然還有曹溪的寶林寺。『略序』說：慧能受戒後，就在法性寺的菩提樹下，開單傳宗旨(『別傳』作四月八日)。依『略序』次年春，慧能去曹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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