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延壽與《宗鏡錄》
杭州佛學院－道 榮
一、延壽大師生平介紹
延壽(公元904—975)，字沖元，俗姓王，原籍是江蘇丹陽人，後來搬遷到浙江余杭(後人多把延壽按浙江余杭人記載) 1 。是唐末五代高僧，爲禅宗法眼宗第叁祖，淨土宗第六祖，人稱彌勒菩薩化身，他天資聰慧，童稚之年即歸心佛法，“不茹葷腥，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誦之” 2 。十六歲時作《齊天賦》，獻給吳越王，受到錢王的贊賞。曾任余杭庫史，二十八歲時任華亭(今上海松江)鎮將，負責督納軍需。他看到市場上大批魚、鼈被殺而食之，于心不忍，常常擅自動用庫銀買魚、鼈、鳥獸放生，累虧巨萬。案發後被判死刑。在押赴市曹問斬時，延壽毫不畏懼，神色怡然，典刑官覺得奇怪，懷疑其中必有緣故，決定重新審理。在複審中，延壽義正辭嚴地回答說：動用庫銀買魚鼈放生，是替天行道，戒殺放生是行善，個人沒有私耗一文錢，問心無愧，死而無憾。典刑官將情況據實申訴，文穆王奇而赦之，吳越王知其慕道，乃從其志，赦令出家。
延壽出家後，先禮四明(今甯波)龍冊寺翠岩令參爲師。嚴守戒律，野蔬布襦，勤奮學習。繼而到天臺山天柱峰習禅定，專注一心，毫無雜念，小鳥尺晏鳥在他的衣褶裏築巢棲息，他安之若素 3 。後來，他參谒德韶國師，爲德韶所器重，密授玄旨，成爲德韶的首座傳法弟子。先後在國清寺結壇修《法華忏》，在金華天柱峰誦《法華經》叁年。後周廣順二年(公元952年)，應請住持奉化雪窦資聖禅寺，四方學僧慕名前來參學，使雪窦寺興盛一時。佛國勝地雪窦寺使延壽的佛學修養升到新的高度，延壽洋洋八十萬字的佛學巨著《宗鏡錄》，就是在雪窦寺完成初稿，在杭州淨慈寺定稿的 4 。
當時法眼宗文益的弟子德韶在天臺山弘化，延壽前往參學，得到印可。由于文益洞悉當時禅宗學人空疏不通教理的弊病，提倡研究教理，延壽深受影響，在國清寺結壇修《法華忏》，又到金華天柱峰誦《法華經》叁年。據《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六及《淨慈寺志》卷八所說，延壽于後周太祖廣順二年(952)住持奉化雪窦寺，從他參學的人很多，其中當不乏深明教理，宗眼明澈的學者，因此《雪窦寺志》有在雪窦寺寫成《宗鏡錄》初稿的說法 5 。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吳越國忠懿王弘懿見靈隱寺頹廢傾圯，便請延壽大師到杭州主持複興工作，重建殿宇，前後共計一千叁百余間，加以四面圍廊，自山門繞至方丈，左右相通，靈隱因而中興。次年又接住永明寺(即淨慈寺)，忠懿王賜智覺禅師號，從學的多至二千余人。《宗鏡錄》一百卷在此寺的演法堂定稿，因此改名爲宗鏡堂。開寶叁年(970)奉诏于錢塘江邊的月輪峰創建六和塔，高九級，五十余丈，作爲鎮潮之用。開寶七年(公元974年)再度到天臺傳授菩薩戒，受其度戒者達一萬余人。開寶八年(公元97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寂，越二日晨起焚香趺坐而逝，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二。太平興國元年(976)建塔于大慈山，宋太宗賜額曰壽甯禅院。臨終時勸谕忠懿王“納土歸宋，舍別歸總”，錢弘俶接受了他的建議，受到朝廷贊賞，追谥爲“宗照師”。清代雍正帝又加封爲妙園正修智覺禅師，並把《宗鏡錄》列入《禦選語錄》，稱之爲“禅學要典”。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清帝弘曆南巡，親臨淨慈寺手書“正法眼藏”四字。由于曆代帝王的贊揚，淨慈寺曾被譽爲杭城第一叢林。
二、《宗鏡錄》釋題及緣起
《宗鏡錄》，一百卷，全書約共八十余萬字，分爲叁章，第一卷前半爲標宗章，自第一卷後半至第九十叁卷爲問答章，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爲引證章。標宗章“立正宗明爲歸趣”，問答章“申問答用去疑情”，引證章“引真诠成其圓信”。所謂正宗，即“舉一心爲宗”，此一心宗，“照萬法如鏡” 6 ，又編聯古製的深義，撮略寶藏的圓诠，故稱曰錄。《宗鏡錄》的名義如此，讀者就不難想見它的內容。
引證章引證了大乘經一百二十種，諸祖語一百二十種，賢聖集六十種，共叁百種。其中保存了一些寶貴的文獻。例如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的兩段法語，都未見于《景德傳燈錄》、《古尊宿語錄》等書，此外在問答章裏所引用的《中論玄樞》、《唯識義鏡》等書，現在皆已失傳，幸賴《宗鏡錄》保存了一點資料，還能從而想見原書的大概。
民國陳立中作《宗鏡錄大綱筆記》前記中講到，大師之作《宗鏡錄》的原因，至少有二個因素值得傳述。
一、佛教自東漢年間入中國後，經過唐朝高度發展，而有各門各大派的産生。當初成立門派主要是爲了诠釋佛法之方便，以不同的角度诠釋佛法之說法。可是，演變到後來，形成了門派之爭，相互責難，說法亦異。《佛祖統紀》卷二十六永明智覺法師延壽傳雲：師(永明大師)以天臺、賢首、慈恩叁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音，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命不同門派之學生，相互質難對方)，師以心宗以衡平之(永明大師以一心之理裁判之)。
二、唐朝年間，中國翻譯了大量的經論，同時亦有高僧大德，著作了許多論疏，可惜沒有多久的時間，這些著作都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與高麗。《宋高僧傳、新羅谛觀》傳雲：法師谛觀，高麗國人……于是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谛觀(西元961年)來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玉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禁不令傳(這些書本來都是從中國流出，反而被高麗國當成國寶，禁不令傳)。
以上述兩個原因，促使永明大師著作《宗鏡錄》，當著作完稿後，受到海內外極高之評價，如《景德傳燈錄》、《天臺山德韶國師法嗣文》載：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高麗國王讀《宗鏡錄》後深受啓發)，遣使赍書(派遣學生恭請宗鏡錄)，敘弟子之禮(與前禁不令傳，大不相同)，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晶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叁十六人，親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從此法眼宗旨因而弘傳高麗)。
巨贊法師讀宗鏡錄一文中說到延壽是法眼文益的嫡孫，法眼在《宗門十規論》裏鼓勵參禅的人研究教典，又有頌雲：“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都是針對當時的禅師們輕視義學落于空疏的流弊而發，延壽編集《宗鏡錄》的動機，當然淵源于此。《宗鏡錄》卷四十叁雲：“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專己見，不合圓诠。”又卷六十一雲：“今時學者，全寡見聞，恃我解而不近明師，執己見而罔披寶藏，故茲遍錄，以示後賢，莫踵前非，免有所悔。”延壽在這兩段文裏，發揮了法眼的觀點，把編集《宗鏡錄》的原因，說得非常明白 7 。
叁、《宗鏡錄》之集成
宗鏡錄的集成，是因爲當時一般禅師通行的風氣是把“玄學(禅)正格”看成是“一切無著，放曠任緣”，認爲以此態度，由“無作無修”而達到“自然會通”。延壽出自法眼一系，不滿于這種一般的看法，以爲這樣就會流于空疏。如果對教漠不關心，只憑己見，即有成績也不能超出“守愚”“暗證”的範圍，見聞淺陋，未免“贻誤後學”。由于延壽當時居于新寺，又得吳越王的信任，有相當的聲望，所以他就召集了慈恩、賢首、天臺這叁家佛教的人，“分居博覽，互相質疑”，最後由他的禅家的說法作爲評判的標准加以評定︰“以心宗之衡准平之”，把諸家之說統一起來。這樣，他不僅統一了各家對教不同的說法，而且統一了禅與教，由此所得的結論，構成了《宗鏡錄》一百卷。
據蕅益的研究，本錄問答章分爲叁百四十多段，每一段又包含若幹問題，大約在第四十六卷以前，所有問答，多明法性，第四十七卷以後，多明法相。不過也並非嚴格區分，因爲在第四十六卷以前，也有談到法相的問題，第四十七卷以後，也有談到法性的問題的。此外，前後問題以及所闡釋引證的，重複的地方很多，卷第一百雲：“今聞宗鏡卷卷之中，文文之內，重重唱道，一一標宗，長菩提根，成于法樂。……請不生怠，厭于頻聞。”從這裏更加可以知道，延壽編集《宗鏡錄》祗是借教明宗，成其對于宗的“圓信”，而並非有意于解決教乘的紛爭。
《宗鏡錄》在禅師們輕視義學的流弊發展到相當嚴重的時候編集成書，在當時對于佛教界的教育意義很大。所以宋代元祐年間寶覺禅師說：“吾恨見此書晚。平生所未見之文，功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人天寶鑒》。他非但手不釋卷，孜孜研究，還撮錄玄要，成爲《冥樞會要》叁卷，刻板流通。後來又有祖心增輯爲《宗鏡廣樞》十卷《淨慈寺志》。不過《宗鏡錄》的卷帙太多，對于一般佛教徒的參考來說，是有所不便的。所以清世宗(雍正)在《宗鏡錄》後序裏說：“此書曆宋、元、明以迄于今，宗門古德，不乏具眼，而從未見有稱道贊揚，標爲第一希有者，亦可異矣。”說《宗鏡錄》成書以後，從未有人稱道贊揚是不合事實的，但閱讀它的人不多則是實在情形。即如雍正用“上谕”推重《宗鏡錄》說：“朕謂達摩西來以後，宗門中述佛妙心，續紹佛命，廣濟含生，利益無盡者，未有若禅師此書者也。”又“錄其綱骨，刊十存二”，編爲《宗鏡大綱》一書，以政治力量，廣爲傳布，也並沒有達到“凡有心者，皆入此宗”的目的。推究它的原因，一是禅宗發展到清初，已成強弩之末，提不起來了。另一還是《宗鏡錄》本身不便于一般佛教徒的參考之故。
《宗鏡錄》編成後，吳越王就收藏起來未予流通，直到延壽死後近百年，于宋仁宗元豐年間(1078～1085)，才有木刻本流行。以後還出現新刻的改訂本，就不免蕪雜紊亂，後來還是收入到大藏經裏。到了明末刻“方冊藏”，智旭(蕅益)發現改訂不妥當，便加以刪訂，略爲清晰，到清末還一再有節本出現。
就佛教義學方面來看，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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