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延寿与《宗镜录》
杭州佛学院－道 荣
一、延寿大师生平介绍
延寿(公元904—975)，字冲元，俗姓王，原籍是江苏丹阳人，后来搬迁到浙江余杭(后人多把延寿按浙江余杭人记载) 1 。是唐末五代高僧，为禅宗法眼宗第三祖，净土宗第六祖，人称弥勒菩萨化身，他天资聪慧，童稚之年即归心佛法，“不茹荤腥，日唯一食。持《法华经》，七行俱下，才六旬，悉能诵之” 2 。十六岁时作《齐天赋》，献给吴越王，受到钱王的赞赏。曾任余杭库史，二十八岁时任华亭(今上海松江)镇将，负责督纳军需。他看到市场上大批鱼、鳖被杀而食之，于心不忍，常常擅自动用库银买鱼、鳖、鸟兽放生，累亏巨万。案发后被判死刑。在押赴市曹问斩时，延寿毫不畏惧，神色怡然，典刑官觉得奇怪，怀疑其中必有缘故，决定重新审理。在复审中，延寿义正辞严地回答说：动用库银买鱼鳖放生，是替天行道，戒杀放生是行善，个人没有私耗一文钱，问心无愧，死而无憾。典刑官将情况据实申诉，文穆王奇而赦之，吴越王知其慕道，乃从其志，赦令出家。
延寿出家后，先礼四明(今宁波)龙册寺翠岩令参为师。严守戒律，野蔬布襦，勤奋学习。继而到天台山天柱峰习禅定，专注一心，毫无杂念，小鸟尺晏鸟在他的衣褶里筑巢栖息，他安之若素 3 。后来，他参谒德韶国师，为德韶所器重，密授玄旨，成为德韶的首座传法弟子。先后在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在金华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后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应请住持奉化雪窦资圣禅寺，四方学僧慕名前来参学，使雪窦寺兴盛一时。佛国胜地雪窦寺使延寿的佛学修养升到新的高度，延寿洋洋八十万字的佛学巨著《宗镜录》，就是在雪窦寺完成初稿，在杭州净慈寺定稿的 4 。
当时法眼宗文益的弟子德韶在天台山弘化，延寿前往参学，得到印可。由于文益洞悉当时禅宗学人空疏不通教理的弊病，提倡研究教理，延寿深受影响，在国清寺结坛修《法华忏》，又到金华天柱峰诵《法华经》三年。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及《净慈寺志》卷八所说，延寿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住持奉化雪窦寺，从他参学的人很多，其中当不乏深明教理，宗眼明澈的学者，因此《雪窦寺志》有在雪窦寺写成《宗镜录》初稿的说法 5 。
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吴越国忠懿王弘懿见灵隐寺颓废倾圯，便请延寿大师到杭州主持复兴工作，重建殿宇，前后共计一千三百余间，加以四面围廊，自山门绕至方丈，左右相通，灵隐因而中兴。次年又接住永明寺(即净慈寺)，忠懿王赐智觉禅师号，从学的多至二千余人。《宗镜录》一百卷在此寺的演法堂定稿，因此改名为宗镜堂。开宝三年(970)奉诏于钱塘江边的月轮峰创建六和塔，高九级，五十余丈，作为镇潮之用。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再度到天台传授菩萨戒，受其度戒者达一万余人。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寂，越二日晨起焚香趺坐而逝，寿七十二，僧腊四十二。太平兴国元年(976)建塔于大慈山，宋太宗赐额曰寿宁禅院。临终时劝谕忠懿王“纳土归宋，舍别归总”，钱弘俶接受了他的建议，受到朝廷赞赏，追谥为“宗照师”。清代雍正帝又加封为妙园正修智觉禅师，并把《宗镜录》列入《御选语录》，称之为“禅学要典”。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清帝弘历南巡，亲临净慈寺手书“正法眼藏”四字。由于历代帝王的赞扬，净慈寺曾被誉为杭城第一丛林。
二、《宗镜录》释题及缘起
《宗镜录》，一百卷，全书约共八十余万字，分为三章，第一卷前半为标宗章，自第一卷后半至第九十三卷为问答章，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引证章。标宗章“立正宗明为归趣”，问答章“申问答用去疑情”，引证章“引真诠成其圆信”。所谓正宗，即“举一心为宗”，此一心宗，“照万法如镜” 6 ，又编联古制的深义，撮略宝藏的圆诠，故称曰录。《宗镜录》的名义如此，读者就不难想见它的内容。
引证章引证了大乘经一百二十种，诸祖语一百二十种，贤圣集六十种，共三百种。其中保存了一些宝贵的文献。例如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的两段法语，都未见于《景德传灯录》、《古尊宿语录》等书，此外在问答章里所引用的《中论玄枢》、《唯识义镜》等书，现在皆已失传，幸赖《宗镜录》保存了一点资料，还能从而想见原书的大概。
民国陈立中作《宗镜录大纲笔记》前记中讲到，大师之作《宗镜录》的原因，至少有二个因素值得传述。
一、佛教自东汉年间入中国后，经过唐朝高度发展，而有各门各大派的产生。当初成立门派主要是为了诠释佛法之方便，以不同的角度诠释佛法之说法。可是，演变到后来，形成了门派之争，相互责难，说法亦异。《佛祖统纪》卷二十六永明智觉法师延寿传云：师(永明大师)以天台、贤首、慈恩三宗互有同异，乃馆其徒之知法音，博阅义海，更相质难(命不同门派之学生，相互质难对方)，师以心宗以衡平之(永明大师以一心之理裁判之)。
二、唐朝年间，中国翻译了大量的经论，同时亦有高僧大德，著作了许多论疏，可惜没有多久的时间，这些著作都流失海外，尤其是日本与高丽。《宋高僧传、新罗谛观》传云：法师谛观，高丽国人……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往高丽求之，其国令谛观(西元961年)来来奉教乘，而《智论疏》、《仁玉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禁不令传(这些书本来都是从中国流出，反而被高丽国当成国宝，禁不令传)。
以上述两个原因，促使永明大师著作《宗镜录》，当著作完稿后，受到海内外极高之评价，如《景德传灯录》、《天台山德韶国师法嗣文》载：高丽国王览师言教(高丽国王读《宗镜录》后深受启发)，遣使赍书(派遣学生恭请宗镜录)，叙弟子之礼(与前禁不令传，大不相同)，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晶数珠、金澡罐等。彼国僧三十六人，亲承印记，前后归本国，各化一方。(从此法眼宗旨因而弘传高丽)。
巨赞法师读宗镜录一文中说到延寿是法眼文益的嫡孙，法眼在《宗门十规论》里鼓励参禅的人研究教典，又有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都是针对当时的禅师们轻视义学落于空疏的流弊而发，延寿编集《宗镜录》的动机，当然渊源于此。《宗镜录》卷四十三云：“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专己见，不合圆诠。”又卷六十一云：“今时学者，全寡见闻，恃我解而不近明师，执己见而罔披宝藏，故兹遍录，以示后贤，莫踵前非，免有所悔。”延寿在这两段文里，发挥了法眼的观点，把编集《宗镜录》的原因，说得非常明白 7 。
三、《宗镜录》之集成
宗镜录的集成，是因为当时一般禅师通行的风气是把“玄学(禅)正格”看成是“一切无著，放旷任缘”，认为以此态度，由“无作无修”而达到“自然会通”。延寿出自法眼一系，不满于这种一般的看法，以为这样就会流于空疏。如果对教漠不关心，只凭己见，即有成绩也不能超出“守愚”“暗证”的范围，见闻浅陋，未免“贻误后学”。由于延寿当时居于新寺，又得吴越王的信任，有相当的声望，所以他就召集了慈恩、贤首、天台这三家佛教的人，“分居博览，互相质疑”，最后由他的禅家的说法作为评判的标准加以评定︰“以心宗之衡准平之”，把诸家之说统一起来。这样，他不仅统一了各家对教不同的说法，而且统一了禅与教，由此所得的结论，构成了《宗镜录》一百卷。
据蕅益的研究，本录问答章分为三百四十多段，每一段又包含若干问题，大约在第四十六卷以前，所有问答，多明法性，第四十七卷以后，多明法相。不过也并非严格区分，因为在第四十六卷以前，也有谈到法相的问题，第四十七卷以后，也有谈到法性的问题的。此外，前后问题以及所阐释引证的，重复的地方很多，卷第一百云：“今闻宗镜卷卷之中，文文之内，重重唱道，一一标宗，长菩提根，成于法乐。……请不生怠，厌于频闻。”从这里更加可以知道，延寿编集《宗镜录》祗是借教明宗，成其对于宗的“圆信”，而并非有意于解决教乘的纷争。
《宗镜录》在禅师们轻视义学的流弊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编集成书，在当时对于佛教界的教育意义很大。所以宋代元祐年间宝觉禅师说：“吾恨见此书晚。平生所未见之文，功力所不及之义，备聚其中”《人天宝鉴》。他非但手不释卷，孜孜研究，还撮录玄要，成为《冥枢会要》三卷，刻板流通。后来又有祖心增辑为《宗镜广枢》十卷《净慈寺志》。不过《宗镜录》的卷帙太多，对于一般佛教徒的参考来说，是有所不便的。所以清世宗(雍正)在《宗镜录》后序里说：“此书历宋、元、明以迄于今，宗门古德，不乏具眼，而从未见有称道赞扬，标为第一希有者，亦可异矣。”说《宗镜录》成书以后，从未有人称道赞扬是不合事实的，但阅读它的人不多则是实在情形。即如雍正用“上谕”推重《宗镜录》说：“朕谓达摩西来以后，宗门中述佛妙心，续绍佛命，广济含生，利益无尽者，未有若禅师此书者也。”又“录其纲骨，刊十存二”，编为《宗镜大纲》一书，以政治力量，广为传布，也并没有达到“凡有心者，皆入此宗”的目的。推究它的原因，一是禅宗发展到清初，已成强弩之末，提不起来了。另一还是《宗镜录》本身不便于一般佛教徒的参考之故。
《宗镜录》编成后，吴越王就收藏起来未予流通，直到延寿死后近百年，于宋仁宗元丰年间(1078～1085)，才有木刻本流行。以后还出现新刻的改订本，就不免芜杂紊乱，后来还是收入到大藏经里。到了明末刻“方册藏”，智旭(蕅益)发现改订不妥当，便加以删订，略为清晰，到清末还一再有节本出现。
就佛教义学方面来看，贤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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