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度、勇力等種種惡相“轉變”起來，爲什麼不承認我們所說這些是由心識之所轉變的？所以說“于識何不許”？
難道說我薩婆多部承認獄卒是業力感召，就得承認它是心識所現嗎？不見得！但演培法師並沒有解釋清楚。比如我承認“剛曉有手”，而你演培法師卻說，你薩婆多部既然承認剛曉有手，爲什麼不承認剛曉有腳呢？這能說得通嗎？不能的！雖然手與腳都是剛曉身上的一部分，但絕不能因爲說了有手就推出剛曉有腳，這不合邏輯,這是非因計因。假如我剛曉截肢截掉了腳呢？就象測不准原理一樣，只能說可能性有多大，而不能說絕對。雖然截肢了，但我還活著，有誰能說少了兩只腳的剛曉不是剛曉呢？奴隸社會時，人若犯了罪，有一種刑罰就是砍腳。難道說砍腳後就不是這個人了～～你應該說清“業力感召”與“唯識所現”這二者的關系呀～～
惠莊法師說：唯識家答言──若如汝說，獄卒等是由受苦有情的業力召感，以令罪人受苦，爲何不許這些獄卒等，是由罪人的心識所變現呢？
同樣道理，允許剛曉有手，但就是非截去雙腳不可，我剛曉也還照樣要活。許有手不許有腳也是可以的。我薩婆多部許獄卒由業力感召，就是不許它唯識所現怎麼了？打蛇打七寸，你打到尾巴梢上濟什麼事？這還不能令人滿意。
方倫先生說：唯識家造了這首偈子──這些獄卒等，若許是由罪人共業之力，生起離心別有的另外大種所轉變，那麼，這和識變，不是差不多嗎？業變識變，有何不同？爲什麼只許說業變，不許說識變呢？
手和腳雖都是身體的一部分，但手與腳畢竟不同呀，你怎麼能說“手與腳不是差不多嗎”呢？這成什麼話？“差不多先生”是被貶的角色呀～～
李潤生先生說：有部，即薩婆多部，既許地獄中的獄卒、狗、鳥等，非實有情，唯是惡業所召的“異大種”，轉變生起種種形色、顯色、樣貌、力量而已，如是何不進一步體認彼獄卒等唯識所變，而不是識外存在的客觀事物呢～～這說法還可以。他這一“進一步”就與別人的不同了。確實是，有時候多一個字兒少一個字兒意義就不同，准確度就高。
時叁(僧愍)說：“若許由業力”故，便“有異大種”法“生起”，又在這種異大種法上生“起如是”的作爲獄卒等活動的各種轉變，那麼“何”故“不許”“于”自己的業增上力故，直接地生起這樣的轉變呢？
這種說法也還勉強可以。
還有王恩洋在《二十唯識論疏》上的說法，濟群法師在《法音》上也有一篇文章，多寶講寺智敏法師講的有錄音帶，但對于這首頌子都講的不甚明了。
我現在給大家加幾句，但願大家能明白，不過這也是我的一廂情願，就象追星族一樣，單相思罷了。只是但願大家能明白。
獄卒由罪人業力召感，召感與變現只是字面上有不同，內涵上並沒有本質的區別。這一召感就夠了，你薩婆多部非在中間加上一個“離心別有的異大種”幹嗎？這不是脫褲子放屁嗎？今天是說的，話就很粗魯，一般呢應文明一點說多此一舉呀什麼的。我們知道泸定橋上那些鐵索鏈，一環套一環，這已經構成很完美的索鏈了，你薩婆多部非在環環相扣的索鏈中間穿一條繩子，你幹嗎呀？這是不必要的，多余的，純粹是畫蛇添足麼～～你薩婆多部在中間加“離心別有的異大種”就象在衣服的拉鏈中加了點兒雜線頭兒什麼一樣，這樣一來就壞事了。夫妻兩個過日子很甜美多好了，中間若有個第叁者來插足，不打個雞飛狗跳才怪。
我們通常在說業力時說召感，說心識時說變現，其實它們還是一回事兒。那麼，“業力所感”與“唯識所現”這兩個詞是不是絕對相同呢？當然不，“唯識所現”這個詞更准確更嚴謹一點兒。爲什麼相對來說更嚴謹一點兒的“唯識所現”用的卻不如“業力感召”多呢？
太嚴謹的東西別人發揮的余地就少，因爲它太准確了，准確到一點兒也不可變更，稍稍變動就要出問題。人們對自己的信心都不是那麼充足的，就害怕把握不住，所以甯可用不太准確的“業力召感”也不用“唯識所現”。這就是唯識宗不流行的原因。現在有人說“唯識”還不夠嚴謹，應該是“唯了別識”，這樣一來精確度更高。但喜歡的人不多。李海濤到九華山佛學院一講，引起一片大嘩。
孔子是聖人，《論語》可以說是千古奇書、完書，在鈕琇的《斛賸》續編卷叁上還說它是第一等天書，習之成帝王；第二等天書成將相，是《陰符》、《鴻烈》(即《淮南子》)；第叁等天書是吐火吞刀、呼風喚雨的術數。這是猿仙傳給徐緯真的天書。但是我們看《論語》，會發現它只是大原則，一點兒具體操作程序也沒有。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它是天下第一廢書，最無用的書。那裏邊說的，性情中人都懂，但是永遠做不到，我們只能把那當做理想。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但作爲孔子自己，他治的天下在哪裏？《論語》既是奇書又是廢書，最沒用又最有用，無用方顯出大用，大用在外表上看就是無用，最矛盾的在此才最統一。自古到今有多少人研究它，它養活了多少人？再比如共産主義。馬克思是當然的莊家了，但他只是給共産主義畫了一個藍圖：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生産力高度發達……其實這只是一個理想而已，任何人都希望如此，也可以說是大原則。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這發展就涉及到具體操作程序，一涉及到具體操作程序就要出錯了，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錯了。毛主席說過四字綱領“多、快、好、省”，這還是理想，永遠也做不到多快好省的。既想叫馬兒跑得好，又想叫馬兒不吃草，這怎麼行。
孔子的《論語》、馬克思的共産主義藍圖、毛主席的多快好省，都是大原則，是容許別人任意發揮的，自然人們研究的就多，它們就可以養活很多的人。你看關于《論語》的集注、著述有多少？馬克思後有列甯、毛澤東、鄧小平等偉人來給其中加內容……
大原則性的東西爲什麼永遠正確呢？其奧妙就在于不具備操作性，永遠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而且可以有無限多的解釋法兒。這與宗教很相似，讓人花盡可能多的精力去追求未來。有個笑話，馬克思去求見上帝，問，爲什麼你的天國存在了上千年還有生命力，而我的天國只幾百年就破滅了？上帝說：怪只怪你的天國被列甯搬到人間了。
問：該怎麼區分一個東西的有用無用呢？
很簡單，看他養活了多少人，養活的人多就是用處大，養活的人少就是用處小。養活的人越多用處越大。自從董仲舒捧出孔子後，曆代都有人吃孔子飯，吃《論語》飯，你可以統計一下，看看兩千多年來注釋《論語》的有多少？封建時代的官僚，都得考四書五經，都是吃的孔孟飯，你把四書五經念好了就可以考上“國家公務員”，然後你就能領俸祿，就有飯吃了。最明顯的是《紅樓夢》，現在有多少紅學家在吃曹雪芹，吃《紅樓夢》，你研究曹雪芹，就可以養家糊口了。佛教呢也是。佛教有用，就是養了很多佛教徒，若把兩千年來的佛教徒來個合計，數字能嚇死人。不過我們自己有自知之明，很多老和尚都說，“我是騙佛飯吃的。”
不是嚴謹到不容絲毫改動的，自然人們更喜歡用。所以，“業力召感”用的比較多。但是，自己想解脫，那還是越嚴謹越可靠，不但要“唯識所現”，而且要“唯了別識”。
業力從何而來？不透過識它如何變現？業我們常說業種子，業力與種子同體異名，就象剛曉紫曉同一個人一樣。種子與阿賴耶不一不異。如此，怎麼能不承認識變的呢？
其實這個頌子在後魏瞿昙般若流支的譯本中，是譯做“若依衆生業，四大如是變，何故不依業，心如是轉變”。我感到魏譯也滿好，更容易理解！
世親說到這兒呢，下邊兒有人接話，世親一看，是經部論師。經部論師說道：
先不說果是不是實在的，世親你說這獄卒是由罪人的惡業所感，這是不錯的，但是我想問一下，過去造了業，未來感果，在時間上有間隔，這因果怎麼接起來呢？
這呢，也是個事實，比如我殺人，因爲殺人所以要被槍斃，但並不是我在當下殺人，立馬就槍斃我，而是先由公安機關把我抓起來，然後再宣判，最後得槍斃。從我殺人到被槍斃，這中間需要一段時間的。
從造業到受報這段時間，有的業呢，這中間的時間間隔很長，而有的不長。
印度有一位唯識大家，叫戒賢，他的生活時代幾乎相當于中國隋朝時代。因爲戒賢論師的學識水平和修持功夫，而被推爲那爛陀寺寺主，那爛陀寺是當時全印度的學術重地。戒賢論師可是聲名赫赫。戒賢論師在年老時，有一次病了，病得很厲害，大修行人憑他的修持工夫可以來去自由，于是他把全寺人叫到一起，做了一次交待：我現在呢病得厲害，其實我一生講經說論無數，按照我這一生的所爲，根本不應該得這病的，可現在得了這病，大概是我在說法時有什麼地方給說錯了，現在業力現前，我決定明天走了。
可是呢，彌勒菩薩來了，他對戒賢論師說，你不能死，你這病可不是你講經講錯了，這是因爲在無量劫前，你曾做過一次國王，你那時候做國王，無惡不做，壞事可以說做盡了，你現在得病，是因爲你做國王時造的業，現在才使你得了重病。你現在有一樁大功德要來，別看你身爲那爛陀寺寺主，弟子無數，但無堪擔大任者，你現在有一個弟子，他要來找你，現在正在路上，叁年以後就到了，你等著他，你可以把一切都傳授給他，只有他才可以把教法弘揚出來，發揚廣大，這樣呢，法炬就不會在你手中滅掉。
法炬若在自己手上滅了，那可是無邊的罪過。就是現在，有十年左右了。某老和尚因爲年紀大了，就決定把法脈傳下去。老和尚是某宗的傳人。老和尚找到了某禅堂的一個禅和子，說要把法傳給他，這禅和子對老和尚說：我不接你的法！你根本沒法！你只能傳給我一個名兒，我要名兒有什麼用？！…
《述說唯識二十頌(剛曉法師)》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