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帶來豐足自在
鄭石岩
佛法 應緣一切智，以大悲爲上首；修行布施，則能攝受一切智慧，疾無上菩提。
——摘自《大般若經知津》
心理學 愛是滿足人性需求的方法中最合理、最具創造性的方法。
它帶給我們自在、豐足和神采奕奕的生活體驗。愛的本意是給予而非接受。是一種能力而非教條。愛的要素是關懷、負責、尊重和知識(了解)。
——摘自 E·Fromm所著《愛的藝術》
博愛是布施的一種，它是人類天賦的情感，是自己與別人間情感的關系，其品質端視人格是否健全而定。有些人表現的愛是完美的，有些人表現的愛卻有缺陷，有些人的愛表現了生命的光輝，有些人所表現的愛卻損及生命的成長和人格的完美。一般言之，接受和占有的愛容易破壞個人心理的統整；擁有和控製性的私愛容易演變成暴力和紛亂。只有根據佛法中慈、悲、喜、舍“四無量心”所發的愛才是真愛，它表現出人類的生命力，提升人性尊嚴，成就現實的人生。
佛經中談到愛的地方很多，所指的是“愛著”、“愛染”，或對物欲的貪求。因此十二因緣中，愛是其中的一支，認爲它是因果輪回的原因，例如《楞嚴經》談到因愛害道，《小止觀》亦論及愛是煩惱。佛教經典中所提出的愛、愛見、愛法、愛染等等，似乎都非善德，例如
《圓覺經》雲：
輪回愛爲根本。
《華嚴經》雲：
衆生無智智，愛利所毒害。
《楞嚴經》雲：
落愛見處，失菩提路。
從表面上看，愛似乎均被認爲是無明和煩惱，是一切業力的根源，是般若的障礙。但就另一個角度看，《大智度論·二十七》所論及的四無量心──慈、悲、喜、舍──從心理意義層面上則是現代人所謂的博愛。
《大智度論》上說：
大慈與一切衆生樂，
大悲拔一切衆生苦；
大慈以喜樂因緣與衆生，
大悲以離苦因緣與衆生。
簡單地說，慈就是給予別人幸福，悲就是協助別人消除痛苦，喜就是給予別人歡喜，舍就是無所求而行于布施。《大智度論》上說：
慈名愛念衆生，常來安穩樂事以饒益之；悲名愍念衆生受五道中種種身苦、心苦；
喜名欲令衆生從樂得喜歡；舍名舍叁種心，但念衆生不憎不愛。
從經典中有關愛的論述，我們不難發現“愛”本身可以成爲煩惱和苦樂，障礙人類智慧的發展；但亦可成爲般若，成爲人性提升的動能。六祖慧能說：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
一念智的時候，愛成爲慈悲，所以常生智慧；一念愚的時候，它化爲私愛，因而成爲煩惱，私愛即是愛執、愛欲、愛見、愛法。上述屬于有爲法的愛，無疑會障礙心靈的成長，破壞心理的平衡，因此它是煩惱，是業力的根源，是大智慧的障礙。博愛即是人性之光，是智慧和實現的動力，是安全感和自在的來源。因此，我們不能懷疑愛的價值，相反地，我們應確認博愛的本質，以“四無量心”去行博愛、去救世、去奉獻、去普度衆生。現在我們要從心理曆程上來檢討愛的性質，將它弄個明白，好使我們在修持上有個遵行的理則。
人的誕生，無論就全人類或就個人而言，都表現了從一個確定穩定的情境中被抛出，這個抛出代表兩個特有的涵義：其一是理性思考的出現，使他意識到自己與別人是分離且對立的；其二是他離開了原有朦胧中的安定情境，面臨著孤立、多變和不安。人一旦意識到自己之孤立和不安，就必須設法和他的同胞建立關聯，或設法在本周景物中找尋安全感，這種尋找安全感的情感，便是愛的原始動力，而最原始的愛執和最完美的博愛都由這個原始情感演化出來。它對人生而言，既是心理生活的需要，又是生命的活力，它可以演變成政治統治、軍事征服、逃避強迫性工作、對神的迷戀、對物的囤積；同時也可以化爲慈悲、溫柔和博愛。
人類與生俱來就帶著不安，因此他必須尋找解除不安的途徑。很不幸的是，人類愈想逃避不安，愈是造成更多不安的現象，同時也愈顯得自私和執著。如何解除不安求得解脫，成爲人類不斷努力追求的答案。關于人類“不安”的本質，在禅宗公案裏有一段寫得非常精彩：
慧可有一次向達摩說：
“我的心不安，請師父替我安。”
達摩說：
“請你把心拿出來，我替你安。”
過了好一會兒，慧可說：
“我找不出來。”
達摩說：
“好！我已經把你的心安好了。”
據說，這次對話使慧可大悟，後來成爲中國禅宗的第二祖。這個公案明白地指出，心的不安是人類精神生活上的大問題，而不安本身即在企圖予以克服的心情下，造成更多的不安。換言之，愈想以“有”來鞏固自己，私心就愈造作、愈嚴重，因此禅師教他的學生放下，而“放下”就能“給予”，就能“布施”，就能博愛。“博愛”是古今中外的至德，是大智慧的表現，是完美人生的途徑。
人類爲了克服原始的不安，大抵采取麻醉、擁有和博愛叁種方法，但叁種方法之中，只有博愛才能真正解脫不安。佛陀爲了使人類精神生活能從苦惱中超脫出來，便提出了慈、悲、喜、舍的布施精神，並附帶了五戒，以免墮入惡道而造成精神生活的災害。茲分別說明如下：
麻醉與戒酒、戒淫、戒妄語
人類爲了克服不安，第一種方法就是麻醉。尋求麻醉的手段很多，例如酗酒、集體狂歡、性的狂亂、藥物迷亂等等都是。從原始到文明社會，無論哪一個民族都懂得釀酒，它可能是最早被發明出來的科技。其主要原因是爲了解除苦悶的“需要”，因爲喝過酒後，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麻醉，就可以逃避現實的苦悶，忘掉不安和未可預知的一切。原始民族在打完獵後要大喝一頓，作戰歸來亦要大喝一頓，接著就是集體的狂歡，有時明明知道這種狂歡會給敵人偷襲的機會，但還是堅持狂歡下去。
在文明社會的人們，酗酒和酒精中毒的更多，特別是在緊張的工業社會裏，心理焦慮加上名利薰心，競爭的失敗者往往借酒消愁。據報導，近年來酒精中毒和喝酒鬧事的人數不斷地增加，特別是現代的青少年，他們爲了解除焦慮，很多染上了吸食迷幻藥物的惡習，利用藥物來麻醉自己，以尋求暫時的解脫。至于色情的狂歡泛濫，在現代社會裏更是普遍，因爲性交時的短暫狂樂，可以使人忘懷一切。這些麻醉自己的方法，在競爭愈劇烈的社會裏愈是嚴重，因爲緊張的生活會帶來太大的不安。
由于借助酒精和藥物只能逃避一時的痛苦，事後總免不了有借酒澆愁愁更愁的惆怅。性交的狂亂，因爲缺乏真情，一時的亢奮卻帶來更多的心靈空虛，而且循環下去形成性的饑渴。麻醉的結果引起更多的麻醉需要，于是墮落就從此開始，其終點是無盡的深淵，是生活的潰敗。佛陀有鑒于此，故設教戒酒和戒邪淫(于出家衆則戒淫)，希望世人要當一個能面對現實、能勇敢承擔下去的覺者，不要當一個自我麻醉的墮落者。
從心理學的觀點看，習慣性飲酒或酗酒以致亂性者，才是違反酒戒。沒有愛情的野合，沈迷于色欲，才違反淫戒。但酒若用于正當用途，如在特殊情況下的禦寒，或是健康上的特別需要，自不在禁戒之列。至于夫婦之間的正常性行房乃屬倫常，亦非淫亂。
人們除了用酒精、淫色與狂歡來麻醉自己外，也愛聽好聽的話來自我麻醉，或者批評別人來自我安慰或補償。愛聽甜言蜜語的人永遠看不到自己的缺點和過錯，更不敢面對失敗或缺點，心胸開朗不起來，智慧的發展也就大受限製。愛批評別人的人總是深深地自戀，他無法清楚地了解自己和別人，這種人的人格發展不免有了缺陷，因爲負責辨別是非及處世能力的“自我”會漸漸喪失創造力，而無法發展服務、給予和愛人的能力。佛陀有鑒于此，才定下“戒妄語”的戒律，因爲只有戒除這種防衛心理機製，才能使自己真正地清醒與活潑。《壇經》上說：
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
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
當一個人能從是非妄語中超脫出來時，他才具有健全的人格，能愛人，能助人。
擁有、結社與戒盜、戒殺
人類解除焦慮的第二種方式就是尋求擁有和結社。追求“擁有”，形成財産的觀念；追求“結社”，建立了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以及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尋求結社的需要，導致政治和社會製度，這可以說是本于天性的反應。不過人類爲了結社，在製度上卻造成兩種不同的形式：其一爲民主政治，它建立在自由和人性尊嚴上，在彼此遵守法律的情況下，個個自我實現；這是獨立的結社，而非統治與屈服共存的結社。其二爲集權政治，它要求個人抛棄獨立感和自由；這種結社往往被少數人操縱，在群衆尋求結合的需要下，操縱者乘機誘惑，利用人性的弱點，造成集權統治，以逞其一己之私欲──占有，它成爲人類殺與盜的根源。
在人格特質上，有些人傾向于主動地尋求結合，有些人傾向于被動地尋求結合，兩者配合起來，就表現出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系。前者成爲控製者，後者成爲屈從者。在病態的層面上，兩者相互需要而成爲共生結合。控製者以控製爲手段而演變成虐待狂，把別人嚴格地控製，命令他們服從，剝削其情感和財産，傷害他們，淩辱他們。希特勒就用這種態度對待他的同胞，而他的同胞在一開始，卻表現出歇斯底裏的盲目服從，直到被誘入彀時，則悔之已晚。很不幸的，這種悲劇一開始是以愛做幌子來完成的。共生結合是一種盲目的結合，它的條件就是放棄自己的獨立人格，把自己和他人當做物來操縱，爲了達到共生結合的目的，殺戮與脅迫成爲必要的手段，它根本違背了人類追求自我實現與人格統整的天性，因此導致人性的萎縮，社會文化的破産。
佛陀爲使弟子免于迷戀控製和占有的心態，釀成社會的紊亂及自己在人格上的潰敗，因而立下殺戒和盜戒。從心理學的觀點看，開殺戒並非限于殺生，其他…
《慈悲帶來豐足自在(鄭石岩)》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