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許地山的《陳那以前中觀派與瑜伽派之因明》(1931)是一篇長達6萬字的論文， 乃當時因明學研究的重要成果。虞愚也有題爲《因明學》的專書出版。邏輯學家陳大齊的《因明大疏蠡測》在邏輯學和因明學的比較研究方面，被譽爲“至今沒有一本著作可以與之媲美。(注：鄭偉宏《佛家邏輯通論》頁213。)陳氏還著有《因明入正理論疏悟他門淺釋》。50 年代以前關于因明學的著作還有太虛《因明概論》、周叔迦《因明新例》等。50年代以後，因明學研究在學術界仍然相當興盛，有石材《因明述要》(1981)、沈劍英《因明學研究》(1995)、霍韬晦《佛家邏輯研究》、鄭偉宏《佛家邏輯通論》(1996)及《因明論文集》(1992)、《因明研究—佛家邏輯》(1994)論文集等著作出版。
50年代後因明學研究的新氣象，是對漢傳佛教界一向十分生疏的藏傳因明學研究的興起。60年代初，呂chéng@①《西藏所傳的因明》和法尊《法稱因明學中“心明”差別略說》二文，對藏傳因明學作了介紹。此後，藏文因明要典《正理滴論》(王森、楊化群各有譯本)、《集量論》(法尊譯)、《因明七論入門》、《因明學啓蒙》、《因明學名義略集》、《量學》(以上皆爲楊化群譯)、《量理寶藏論》(明性譯)等，相繼譯漢出版。楊化群《藏傳因明學》(1990)、劇宗林《藏傳佛教因明史略》(1994)二書，對藏傳佛教因明學作了系統介紹。
叁、佛教文獻、製度、文化等的研究
佛教典籍文獻的整理研究，作爲弘揚佛法和發揚傳統文化之要務，自20世紀初以來一直爲教界、學界佛學研究的重點。《頻伽大藏經》、《普慧藏》、《中華大藏經》、《大藏經補編》、《佛光大藏經》、《藏文大藏經》等佛教全書的編纂，投入了大量人力、財力，是本世紀佛教文獻研究的重大工程。海峽兩岸各自編集的《中華大藏經》，至今尚未完工。方廣@④主編的《藏外佛教文獻》收錄多種曆代藏經未收的佛教文獻整理本，附有研究論文，于1995年出版了第一輯(已出叁輯)。用新發現的敦煌文獻、趙城金藏等古本及梵文、巴利文、藏文等文字的佛典校勘補遺，是20世紀佛典整理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金陵刻經處選編的《藏要》，其選擇、校勘之精審，爲識者所贊賞。
在佛典的注釋今譯方面， 重要成果有江味農《金剛經講義》(1940 )、太虛《瑜伽真實義品講要》、《辨中邊論頌釋》、《唯識叁十論講錄》，蔣維喬《大乘廣五蘊論注》、圓瑛《楞嚴經講義》(1951)、南懷瑾《楞嚴大義今釋》(1960)、《楞伽大義今釋》(1965)、成觀《楞伽經義貫》(1987)、韓清淨《瑜伽師地論披尋記》、《唯識叁十論诠句》，梅光羲《因明人正理論節錄集注》、範古農《八識規矩頌貫珠釋》、《觀所緣緣論貫珠釋》，郭朋《壇經校釋》(1983)、方立天《華嚴金獅子章校釋》(1983)、韓廷傑《叁論玄義校釋》(1985)、杜繼文《大乘起信論今譯》(1991)、 黃念祖《大乘無量壽經解》(1981)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有重要佛典的今譯今注8種。臺灣佛光出版社出版有《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數十種佛典的今譯今解。
在佛典的考據、辨僞、校勘方面，教內外學者做了大量工作。《起信論》、《楞嚴經》的真僞之辨，爲20年代以來佛典考辨的熱點，卷入了很多人，發表了數十篇論文，論辯直到20世紀末還在進行。周叔迦有《大藏經雕印源流記略》、《房山石刻大藏經叢考》、《宋元明清譯經圖記》、《北平圖書館藏西夏藏經小記》、《漢文大藏經中大乘經分類法的商榷》等有關佛典研究的論文發表，其《釋典叢錄》對180 余種佛典一一作了考據、評論。陳垣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1942)一書辨析考證了35種文獻的版本、源流、作者、內容等。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的研究》對印度早期佛典的形成作了細致的研究。呂chéng@①《佛典泛論》收集了研究佛典的有關論文。中國佛協編《中國佛教》第叁、四輯《中國佛教典籍》對132種佛典作了提要，皆出名家手筆。陳士強《佛典精解》(1992 )對226部佛典作了詳細的考據、提要。 關于佛典研究的專著有曹仕邦《中國佛教譯經史論集》、道安《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方廣@④《佛教大藏經史》(1991)、杜鬥城《北涼譯經論》(1995)等。佛典目錄方面的專著有呂chéng@①《新編大藏經目錄》(1983)、黃顯銘《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1993)。
在佛教製度研究方面，周叔迦《法苑談叢·佛教的製度》對中國佛教的四衆弟子、寺院建製、管理製度、法事儀式等首次作了介紹，考證了其源流變革。南懷瑾《禅宗叢林製度與中國社會》(1975)首次對禅宗的叢林製度作了系統研究，論述了其與中國宗法社會、中國文化、幫會社會的關系。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版的關于佛教製度研究的著作，有何茲全主編的《五十年來(1934—1984)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1986)、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戶文書》(1987)，謝重光、白文固《中國僧官製度史》(1990)、丁剛《中國佛教教育：儒釋道教育比較研究》(1988)等。臺灣吳永猛出版有《中國佛教經濟發展之研究》一書。
80年代後期以來，大陸佛學研究出現一股“文化熱”，將佛教看作一種文化，看作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佛教與中國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通論佛教與中國文化關系的著作，有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1988)、蘇淵雷《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1988)、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序記》(1990)、魏承思《中國佛教文化論稿》(1991)、中華書局編《佛教與中國文化》(1990)、賴永海《佛學與儒學》(1992)、洪修平《中國佛教文化曆程》(1995)、王堯、陳楠主編《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1996)論文集等。
在佛教與文學方面， 孫昌武陸續出版了《唐代文學與佛教》(1985)、《佛教與中國文學》(1988)、《禅思與詩情》(1994)、 《中國文學中的維摩與觀音》(1996)等著作論述佛教與中國文學的關系。這方面的專著還有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1988)、蔣述卓《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1991)、杜松柏《禅學與唐宋詩詞》、張伯偉《禅與詩學》(1992)、周@⑤楷《中國禅宗與詩歌》(1992)、姚儀敏《盛唐詩與禅》、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1997)等。
在佛教與藝術方面，周叔迦《法苑談叢·佛教文化藝術》對佛畫、佛曲、寺塔、石窟、金石文物等首次作了介紹考證，他還有《漫談佛畫》一文發表。此後，關于佛教藝術的專著有劉長久等編《大足石刻藝術研究》(1985)、羅哲文《中國古塔》(1985)、閻文儒《中國石窟藝術總論》(1987)、段文傑《敦煌石窟藝術論集》(1987)、《常任俠藝術考古論文集》(1984)、丁明夷、邢軍《佛教藝術百問》(1988)、吳焯《佛教東傳與中國佛教藝術》(1991)、陳聿東《佛教與雕塑藝術》(1992)、韓軍《五臺山佛教音樂》(1992)、田青主編《中國佛教音樂選粹》(1993)、範瑞華《中國佛教美術源流》、《禅學與禅意畫》(1996)、黃河濤《禅與中國藝術精神的嬗變》(1994)、田光烈《佛法與書法》(1991)、王海林《佛教美學》(1992)、祁志祥《佛教美學》(1997)等。
在佛教寺刹的研究方面，四川省民委編的《藏傳佛教寺院資料選編》(1989)和蒲文成主編的《甘青藏傳佛教寺院》(1990)二書，據史料和實地考察，對甘、青、川叁省的約1600座藏傳佛寺的曆史、沿革、現狀作了詳悉介紹。漢傳佛寺研究方面，80年代以來陸續有《龍華寺》、《靜安古寺》、《玉佛禅寺》、《大興善寺》、《法門寺》、《香積寺》、《草堂寺》、《淨寺古刹玄中寺》、《白馬寺》、《廣勝寺志》、《新編少林寺志》、《山西寺廟志》(1994)等書出版。謝重光的《漢唐佛教社會史論》(1990)將寺院看作社會文化中心，論述了其多重社會功能、文化功能。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1997)長篇從文化視角，對自漢至唐佛寺的建造、沿革、製度、社會文化功能及與之相關的文學藝術、茶道、醫藥、曆算等作了系統論述。
在佛教辭書方面，自華人所編首部《佛學大辭典》(丁福保編， 1919)問世以來， 相繼出版的佛教工具書有孫祖烈編《佛學小辭典》(1919)、上海佛學書局編輯部編《實用佛學辭典》(1934)、熊十力著《佛家名相通釋》(1937)、朱芾煌編《法相辭典》(1939)、明複編《中國佛學人名辭典》(1974)、王沂暖、健白平主編《藏漢佛學辭典》(1986)、萬長春編《佛教文學辭典》(1986)、慈怡等編《佛光大辭典》(1988)、佛光山出版社編《中英佛學辭典》、林忠億編《中英梵巴佛學名詞彙集》(1990)、李明權編《佛學典故彙釋》(1990)、任道斌主編《佛教文化辭典》(1991)、陳聿東主編《佛教文化百科》(1993)、寬忍主編《佛學辭典》(1994)、陳兵編著《新編佛教辭典》(1994)、吳汝鈞著《佛教大辭典》(1994)、袁賓主編《禅宗辭典》(1994)、劉保金著《佛書解說辭典》(1995)等，以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發行量最大，《佛光大辭典》卷帙最巨。
論述佛法的現代意義，及將佛學與現代新思潮作比較研究，從20世紀初以來便爲太虛、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所注重。太虛“抱定以佛教爲中心的觀念，去觀察現代的一切新的經濟、政治、教育、文藝及科學、哲學諸文化”(注：《太虛全書》第二冊。)，發表了數十篇文章和講演，論述佛學與東西方諸家哲學、宗教、社會學說、倫理學、心理學、文藝等的關系。80年代以來，港臺和大陸的各種佛刊上，這方面的文章逐漸增多，重要者如陳榮波《禅與存在主義》，陳兵《佛法與現代文明》、《佛法依正不二論的現代意義》、《自我實現與自性成佛》、《佛學與死亡學》，楊惠南《從境解脫到心解脫——建立心境平等的佛教生態學》、洪啓嵩《器官捐贈與佛教生命關懷》、呂建福《佛法與時代文化之省思》等。法音編輯部編印的《佛教與現代文明》，選編了該刊發表的此類文章十余篇。臺灣出版的此類著作有曉雲《佛教與時代》、聖嚴等《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蕭武桐《禅的智慧VS現代管理》等。這方面的譯作有鈴木大拙等的《禅宗與精神分析》(王雷泉、馮川譯)、阿部正雄《禅與西方思想》(王雷泉、張汝倫譯)等。
百年來的佛學研究，中間雖經低潮，但于80年代後日趨興盛，正如黃夏年《四十年來漢傳佛教研究綜述》一文結語所說：“佛教研究的成果一方面保持了傳統的佛教史、佛教哲學、教義、經典、宗派和人物等領域，另一方面又擴大到佛教心理學、倫理學、政治、經濟、醫學、語言學、文學、藝術、音樂、教育、文獻學、美學等新領域，……並且形成了專題和普及知識兩個寫作系統”。 (注：《佛學研究》創刊號頁258。)成果盡管豐碩，前景無疑輝煌，但回顧曆史，不難發現20 世紀的佛教研究明顯存在薄弱環節：如對宋代以後的佛教、西域佛教、南傳佛教、淨土宗、居士佛教、女衆佛教、戒定二學等研究較少，海峽兩岸，至今尚未能完成一部分量重、水平高、持論公允的中國佛教通史；對傳統佛教尤明清佛教的弊端批判不力，對當代佛教的現狀和問題研究太少，整個佛學研究存在著與佛教現實脫節的傾向；很多著作、論文中，對佛學理解有失准確的地方太多，佛學論文雖然不少，但真正有水平、有價值的嫌少，重複勞動和可有可無者太多。佛學研究的廣度、深度、精密度，都有待于在下一世紀的不斷提高。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爲澄的繁體字
@②原字上半部爲均下加金
@③原字左半部爲山加豆組成右加頁
@④原字爲鐵的左半部右加昌
@⑤原字爲袖的左邊右加答字去掉一橫
《中國20世紀佛學研究的成果》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