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學儀式很相似，這種講學儀式上的模仿，構成書院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
其次是書院祠祀活動與佛教的關系問題。
寺院教育由于屬于宗教教育的範圍，因此它的宗教意味極爲濃重，這是十分自然的，無論在講經或其他一些宗教活動中，宗教性是非常突出的。在佛教寺院中，殿或堂都設有佛像、菩薩像或聖僧之像，就連僧堂與浴室、廚房等處也不例外。寺院的一切活動都離不開禮佛祈禱之類的宗教儀式，講學時也必須先禮叁寶(其中包括禮佛)，其作用無非是爲了警示衆僧、堅守信仰等。
儒家學校教育中設有祭祀儀式，最初始于漢明帝。他爲了昌明經學，提倡儒家教育，以尊孔爲崇儒政策措施之一。在永平二年(59年)開始在太學及郡國學校舉行祭孔儀式，于是祀孔成爲後來曆代封建學校的例行活動，也爲唐宋官學采用。
書院祭孔及弟子始于宋鹹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則擴建嶽麓書院。他益崇大其規模，“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塑先師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小畜集》卷十七《潭州嶽麓書院記》)。鹹平五年(1002年)整修後的白鹿洞書院，也塑了孔子及其弟子像。這些與漢唐遺風有關，作用在于以示銘志不忘，發揚精神，其著意培養一種宗教式的心理環境，以助教化。這雖與寺院異源，但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北宋書院除了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外，有的書院還祭祀本院創始人，如白鹿洞祀李渤、石鼓祀李寬、睢陽祀戚同文、茅山祀侯遺等。這同禅林一般都實行供奉本寺開山相似，禅林在佛殿或法堂西側設有祖師堂，多是中供達摩祖師，左供百丈禅師，右供開山(本寺開山)禅師。
南宋以來，書院祭祀活動更加興盛，並有了一定發展。所祀人物日益廣泛，其特點表現在，一般書院除了祭祀公認的儒家先聖先師先賢之外，開始對本學派的代表人物的祭祀特別關注。
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作竹林精舍，釋祭先聖先師，以周、(二)程、邵、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白鹿洞志》)。這是書院祭祀一個學派先賢的最早記載，也開了祭祀本師的風氣，爲南宋與元代書院普遍采取。如南宋時，象山書院祭祀陸九淵，杜洲書院祀楊簡；元代建澤山書院祀黃震；明代湛若水更祀本師，“生平足迹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明儒學案》卷叁十七)；清代阮元力複漢學，诂經精舍祀鄭玄、許慎、司馬遷、班固等。
進而只要是與本書院有關的名儒大師，甚至本學派大師的著名弟子也列入祭祀範圍，並分別設祠供奉。
祭祀的儀式也日趨隆重，據朱熹之意，爲與佛教崇拜偶像相區別，祭祀人物采用牌位，典禮則據《禮記》設“釋奠”(用羊、牛全牲供祭)、“釋菜”(用棗、粟、兔魚醢等供祭)，形成了一套繁雜的禮儀。
這種祭祀活動在書院中也是一種重要的教學形式，具有兩方面的目的：一是爲標榜學院，延續學派發展，明確本院宗旨；二是培養學風，使學者“入其堂俨然若見其人”，感發信念，以加強教化的作用，樹立楷模，激勵後學。
以上我們就講學儀式及祭祀活動等方面對書院和寺院作了簡略的分析。下面再就書院教學上的特點與佛教寺院教學的關系進行一些探討。書院教育是我國古代教育史上最富光彩的學校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它在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諸多教學上的特色，爲我們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經驗，概括起來約有以下叁個方面比較突出。
第一，學術研究與教學相結合。
在學術研究基礎上進行教育與教學，反過來，學術研究又推動教育與教學的發展，這是書院教學上一個最顯著的特點。
有的學者指出，書院最早是在官方藏書、校書和私人讀書治學的基礎上發展爲講學的。一批學者在校勘圖書時，逐步積累豐富的知識與研究成果，爲皇帝“以質史籍疑義”，以學有所得，使得人來問教。唐代麗正與集賢書院如此，義門書院更是“繁書千卷，以資學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學”，書院逐步從學術研究機關發展爲教育教學機構，後代書院是這條路線的延續(陳元晖：《中國古代的書院製度》，第154頁)。
又有人認爲，學術研究與教學相結合，這在先秦諸子各家私學堅無不如此。如稷下學宮中那些學者都是邊著述邊講學，闡明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這種傳統爲漢代精舍大師以及後代私立書院的山長們所繼承(郭令吾：《關于書院的性質與特點》，載《嶽麓書院通訊》1984年第2期)。
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這僅說明了書院這種教學特點的兩方面的淵源，關于與佛教叢林教育的關系並未涉及。實際上，書院學術研究與教學相結合的特點很突出地表現在講學內容與學風上具有學派的特點，這與寺院教育的特點有所關聯。
如果說先秦私學教育産生了衆多的流派，漢代官學與私學發展了儒學的各種流派的話，那麼只能說它提供了後世書院教學的一個雛形。因爲它們缺少如同書院那種完備的學校體製，所以在學派的流變中缺乏一定的穩定狀況及一以貫之的師承關系。而佛教寺院教育卻是早間教育和後世書院教育之間的一個重要曆史環節。
隋唐時期隨著佛教教育的充分發展，佛教建立了相當完備的教育體製。佛教在一系列譯經、著述、講學、判教活動基礎上，創立了衆多的宗派。它吸收漢代經學教育中師法、家法的經驗，通過寺院教學製度，形成各學派嚴格的傳法系統，每座寺院實際上成爲某一學派或支派研究和傳播的基地，從形式到內容都相當確定，不同于以所主所尊某種學說的松散的學術派別。這就爲書院教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參照系。
例如南宋書院的興盛與理學發展很有關系。每座書院基本由某個派別的著名學者擔任主講。朱熹與陸九淵所創辦的書院，在講學內容、方式和學風上就各具特色。明中葉後理學分王、湛兩派，那時書院分別講授王學與湛學。每個主講者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通過講授來規定書院的學術研究方向和講學內容，形成多樣的學風。他們主持的書院便成爲傳播和發展理學的重要基地和教學中心。這樣，理學各學派的發展需求便構成了書院的學術研究與教學相結合的顯著特點。比較漢唐的儒家教學，書院以學派的形成和發展延續作爲教學的中心，這與佛教寺院教學的影響不無關系，很值得重視。
第二，提倡師友切磋，實行門戶開放的學術交流。
書院教學的強大活力往往與此有關。但如果追根尋源的話，可以說與古代教育的遺風有關。
以稷下學宮爲例，當時諸家雲集，相互辯論，曾湧現出許多思想家與能言善辯之士，如田骈號稱“天口骈”等。這種學術交流和互相爭辯呈現出“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局面，並使學術有了發展。如當時的黃老學派兼采儒、墨、法而發展了道家學說而自成一家，便是一個例證。此外，在師生關系上，如子貢作爲孔子的高足，曾代老師解答過子禽的疑問(《論語·學而》)，或代冉有問孔子是否贊成衛君(《論語·述而》)，這又發展爲漢代以高足弟子代授的教學形式。
但查史料記載，當時既無在課堂上師生之間質疑問難的情況，也無在某一學派的私學中進行不同學派的論學活動。而這兩種情形在佛教寺院教育中倒是長期存在的。
佛教教學重視在講堂上質疑問難，如設講師與都講兩職，都講重要職責之一就是發難，由講師回答。講堂上，除都講之外，座下學僧聽衆均可發問作難，問難甚至可以“聲如大瞋人，盡音呼诤”，而講師被難，從容對答。並且還規定講師“于惡音問難”，也應“當行忍辱”(《法苑珠林》卷叁十二《儀式部》)。這種情形于儒家教學中是罕見的，也許屬于說法平等、無有高下的宗教平等的表現吧。但其確實是佛教教育的重要特點。
另外，在某一學派的寺院中進行不同學派的爭辯論學，在佛教教育中亦是常事。如晉時沙門道恒持心無義，他的觀點在荊州一帶很流行。竺法汰持本無論觀點，認爲心無論是邪說，于是會集名僧，令弟子昙壹問難，道恒善辯不服。第二日早上又會集，由慧遠主持，質難疊起，道恒一時來不及應付，慧遠又催他快講，弄得舉座嘩然。這是有意識地組織會集講論，佛教更多情況則是自己找上門去進行辯難。魏晉南北朝學有成就的高僧，大多遊學講論于四方，各寺院門戶開放，自由講學在佛教教育中發展非常充分，這種風氣隨寺院製度完善，遂爲定製。宋代惟勉編次的《叢林校定清規總要》曰：“自古叢林名德尊宿到山，必請爲衆說法，山中主人先引座或衆人率金請普說。”並把這作爲叢林清規內容之一。這些做法對書院教學是有一定影響的。
書院會講允許不同學派自由講學討論，由此來推動書院的學術交流、研究與教學互相結合、互相促進。這是書院教學的又一特點。
會講最早始于宋乾道叁年(1167年)朱熹、張(左木右式)的嶽麓會講。朱、張都源于二程之學，但師承有所不同。南宋理學家真德秀以爲：“二程之學，龜山(楊時)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從彥)，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桐)，李氏傳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謝良佐)傳之武夷胡氏(胡安國)，武夷胡氏傳其子五峰(胡宏)，五峰傳之南軒張氏(張(左木右式))，此又一派也。”(《宋元學案·補遺·武夷學案補遺》)師承不同，故朱、張在“心性”，“未發已發”，“進德之序”等問題上見解有所差異，並按各自傳學區域分別稱之爲閩學、湖湘學。乾道叁年，朱熹聞張(左木右式)得胡宏之學，特于八月專程千裏，赴嶽麓訪問當時主講嶽麓的張(左木右式)，討論講學，切磋學術于講堂，自此開創了書院自由講學之風。在朱、張會講之後十四年，淳熙八年(1181年)，陸九淵至南康，請朱熹爲陸九齡寫墓志銘，朱便邀陸到白鹿洞書院講學。當時陸九淵以“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爲講題，演講極爲敷暢懇切，有的學生感動得流下眼淚。朱熹本人也很滿意，特將陸氏講義刻石爲記，教戒後學。朱陸理學觀點大相徑庭，但朱熹卻主動邀請不同學派的學者來他主持的學校講學，並不囿己見，這種精神甚是可貴，同時也推動了書院會講。
明代中葉後，在王守仁、湛若水及其弟子門徒的講學活動的推動下，盡管王、湛觀點不同，但往返講學辯難之事互不相拒，而是互相通氣，“聯講會，立書院”，這不僅活躍了學術，且成爲重要的教學手段之一。書院講會延續到清代，在東林、紫陽、還古、姚江等書院還很盛行，並形成了一套嚴密的製度、儀式。
書院的講會，自由講學使它打破關門教學的舊習。當年朱熹訪張(左木右式)講學嶽麓，來聽講者很多，“一時輿馬之衆，飲池水立涸”，這種風氣在書院發展史上得到了延續、發揚。
此外，書院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質疑問難也蔚成風氣。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提倡讀書有疑，常與學生質疑問難，弟子黃□在《朱子行狀》中記雲：“從遊之士，選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複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笃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疏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朱子年譜》說：“先生窮日之力，治郡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這種方式既活躍了講堂氣氛，也增強了教學效果，並且融洽了師生感情。朱熹講學懇恻至到，聞者感動，以致前來求學者“座不能容”。
從上所見，書院提倡師友切磋，實行門戶開放的學術交流，不可排除有受禅林講學影響的一面。
第叁，開展以自學爲主的多種教學形式，扶植後學。
這是書院教學區別于官學的另一教學特色。書院教學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其一是重視對學生的讀書指導。朱熹曾根據自己的治學經驗，把讀書分爲若幹程序，他的學生把其歸納爲六條，即：(1)循序漸進，(2)熟讀精思，(3)虛心涵泳，(4)切己體察，(5)著緊用力，(6)居敬持志(引自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卷叁《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在這基礎上，他的學生程端禮製定了《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詳盡規定分年讀書的書目及程序。這些都對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二是常由學有所得的高足弟子代教師講課，輔導初學。如朱熹作竹林精舍，要他弟子黃□代接講席；陸九淵命弟子傅子雲代講，令初學者問學于鄧文範；王守仁對初學者，則令高弟門人先教之，隨後自己再作輔導。表現了自漢代以來，弟子次相傳授的遺風承襲。其叁是在集體講授之外，重視個別指導，學生平時讀書有疑可按次請教經長、堂長，直至副講、山長。後期書院要求學生記日記，逢月之五、十，呈于師前，將其所得所疑向師請業請益，這與古代學風也有關。可見《論語·先進》“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然而，禅林與書院在這方面的教學方式也有關系。拿個別指導爲例，後期書院的入室請益與佛教有關。元《敕修百丈清規》卷五“入室請益”條規定：“每月初叁、初八、十叁、十八、二十叁、二十八日……學人入室請益。”學僧將自己平生參學，盡情發露，毫無隱藏，以求住持提持進步。應該說這種製度化的教學方式是對以往儒家“升堂入室”之舉的繼承與發展，而成爲書院的間接淵源之一。書院入室請益的製度化與其影響可以說有相當聯系的。
再就弟子次相傳授來說，佛教也曾受過儒家的影響。如魏晉南北朝，道安從學于佛圖澄，慧遠從學于道安時，就常爲代講。教育曆史上，儒家這種做法曾有過長期的中斷，而在佛教教育中都得以延續。因此從近源分析，書院這種教學特點亦與佛教有關。
主要參考文獻
(1)丁鋼：《中國佛教教育》
(2)蘇淵雷：《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
(3)鈴木大拙：《禅與生活》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四章 中國佛教教育》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