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学仪式很相似，这种讲学仪式上的模仿，构成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是书院祠祀活动与佛教的关系问题。

　　寺院教育由于属于宗教教育的范围，因此它的宗教意味极为浓重，这是十分自然的，无论在讲经或其他一些宗教活动中，宗教性是非常突出的。在佛教寺院中，殿或堂都设有佛像、菩萨像或圣僧之像，就连僧堂与浴室、厨房等处也不例外。寺院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礼佛祈祷之类的宗教仪式，讲学时也必须先礼三宝(其中包括礼佛)，其作用无非是为了警示众僧、坚守信仰等。

　　儒家学校教育中设有祭祀仪式，最初始于汉明帝。他为了昌明经学，提倡儒家教育，以尊孔为崇儒政策措施之一。在永平二年(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国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于是祀孔成为后来历代封建学校的例行活动，也为唐宋官学采用。

　　书院祭孔及弟子始于宋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扩建岳麓书院。他益崇大其规模，“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小畜集》卷十七《潭州岳麓书院记》)。咸平五年(1002年)整修后的白鹿洞书院，也塑了孔子及其弟子像。这些与汉唐遗风有关，作用在于以示铭志不忘，发扬精神，其着意培养一种宗教式的心理环境，以助教化。这虽与寺院异源，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北宋书院除了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外，有的书院还祭祀本院创始人，如白鹿洞祀李渤、石鼓祀李宽、睢阳祀戚同文、茅山祀侯遗等。这同禅林一般都实行供奉本寺开山相似，禅林在佛殿或法堂西侧设有祖师堂，多是中供达摩祖师，左供百丈禅师，右供开山(本寺开山)禅师。

　　南宋以来，书院祭祀活动更加兴盛，并有了一定发展。所祀人物日益广泛，其特点表现在，一般书院除了祭祀公认的儒家先圣先师先贤之外，开始对本学派的代表人物的祭祀特别关注。

　　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作竹林精舍，释祭先圣先师，以周、(二)程、邵、司马、豫章、延平七先生从祀”(《白鹿洞志》)。这是书院祭祀一个学派先贤的最早记载，也开了祭祀本师的风气，为南宋与元代书院普遍采取。如南宋时，象山书院祭祀陆九渊，杜洲书院祀杨简；元代建泽山书院祀黄震；明代湛若水更祀本师，“生平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明儒学案》卷三十七)；清代阮元力复汉学，诂经精舍祀郑玄、许慎、司马迁、班固等。

　　进而只要是与本书院有关的名儒大师，甚至本学派大师的着名弟子也列入祭祀范围，并分别设祠供奉。

　　祭祀的仪式也日趋隆重，据朱熹之意，为与佛教崇拜偶像相区别，祭祀人物采用牌位，典礼则据《礼记》设“释奠”(用羊、牛全牲供祭)、“释菜”(用枣、粟、兔鱼醢等供祭)，形成了一套繁杂的礼仪。

　　这种祭祀活动在书院中也是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具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是为标榜学院，延续学派发展，明确本院宗旨；二是培养学风，使学者“入其堂俨然若见其人”，感发信念，以加强教化的作用，树立楷模，激励后学。

　　以上我们就讲学仪式及祭祀活动等方面对书院和寺院作了简略的分析。下面再就书院教学上的特点与佛教寺院教学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书院教育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最富光彩的学校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多教学上的特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概括起来约有以下三个方面比较突出。

　　第一，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

　　在学术研究基础上进行教育与教学，反过来，学术研究又推动教育与教学的发展，这是书院教学上一个最显着的特点。

　　有的学者指出，书院最早是在官方藏书、校书和私人读书治学的基础上发展为讲学的。一批学者在校勘图书时，逐步积累丰富的知识与研究成果，为皇帝“以质史籍疑义”，以学有所得，使得人来问教。唐代丽正与集贤书院如此，义门书院更是“繁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书院逐步从学术研究机关发展为教育教学机构，后代书院是这条路线的延续(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第154页)。

　　又有人认为，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这在先秦诸子各家私学坚无不如此。如稷下学宫中那些学者都是边着述边讲学，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这种传统为汉代精舍大师以及后代私立书院的山长们所继承(郭令吾：《关于书院的性质与特点》，载《岳麓书院通讯》1984年第2期)。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这仅说明了书院这种教学特点的两方面的渊源，关于与佛教丛林教育的关系并未涉及。实际上，书院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特点很突出地表现在讲学内容与学风上具有学派的特点，这与寺院教育的特点有所关联。

　　如果说先秦私学教育产生了众多的流派，汉代官学与私学发展了儒学的各种流派的话，那么只能说它提供了后世书院教学的一个雏形。因为它们缺少如同书院那种完备的学校体制，所以在学派的流变中缺乏一定的稳定状况及一以贯之的师承关系。而佛教寺院教育却是早间教育和后世书院教育之间的一个重要历史环节。

　　隋唐时期随着佛教教育的充分发展，佛教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教育体制。佛教在一系列译经、着述、讲学、判教活动基础上，创立了众多的宗派。它吸收汉代经学教育中师法、家法的经验，通过寺院教学制度，形成各学派严格的传法系统，每座寺院实际上成为某一学派或支派研究和传播的基地，从形式到内容都相当确定，不同于以所主所尊某种学说的松散的学术派别。这就为书院教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例如南宋书院的兴盛与理学发展很有关系。每座书院基本由某个派别的着名学者担任主讲。朱熹与陆九渊所创办的书院，在讲学内容、方式和学风上就各具特色。明中叶后理学分王、湛两派，那时书院分别讲授王学与湛学。每个主讲者都以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讲授来规定书院的学术研究方向和讲学内容，形成多样的学风。他们主持的书院便成为传播和发展理学的重要基地和教学中心。这样，理学各学派的发展需求便构成了书院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显着特点。比较汉唐的儒家教学，书院以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延续作为教学的中心，这与佛教寺院教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很值得重视。

　　第二，提倡师友切磋，实行门户开放的学术交流。

　　书院教学的强大活力往往与此有关。但如果追根寻源的话，可以说与古代教育的遗风有关。

　　以稷下学宫为例，当时诸家云集，相互辩论，曾涌现出许多思想家与能言善辩之士，如田骈号称“天口骈”等。这种学术交流和互相争辩呈现出“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并使学术有了发展。如当时的黄老学派兼采儒、墨、法而发展了道家学说而自成一家，便是一个例证。此外，在师生关系上，如子贡作为孔子的高足，曾代老师解答过子禽的疑问(《论语·学而》)，或代冉有问孔子是否赞成卫君(《论语·述而》)，这又发展为汉代以高足弟子代授的教学形式。

　　但查史料记载，当时既无在课堂上师生之间质疑问难的情况，也无在某一学派的私学中进行不同学派的论学活动。而这两种情形在佛教寺院教育中倒是长期存在的。

　　佛教教学重视在讲堂上质疑问难，如设讲师与都讲两职，都讲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发难，由讲师回答。讲堂上，除都讲之外，座下学僧听众均可发问作难，问难甚至可以“声如大瞋人，尽音呼诤”，而讲师被难，从容对答。并且还规定讲师“于恶音问难”，也应“当行忍辱”(《法苑珠林》卷三十二《仪式部》)。这种情形于儒家教学中是罕见的，也许属于说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宗教平等的表现吧。但其确实是佛教教育的重要特点。

　　另外，在某一学派的寺院中进行不同学派的争辩论学，在佛教教育中亦是常事。如晋时沙门道恒持心无义，他的观点在荆州一带很流行。竺法汰持本无论观点，认为心无论是邪说，于是会集名僧，令弟子昙壹问难，道恒善辩不服。第二日早上又会集，由慧远主持，质难迭起，道恒一时来不及应付，慧远又催他快讲，弄得举座哗然。这是有意识地组织会集讲论，佛教更多情况则是自己找上门去进行辩难。魏晋南北朝学有成就的高僧，大多游学讲论于四方，各寺院门户开放，自由讲学在佛教教育中发展非常充分，这种风气随寺院制度完善，遂为定制。宋代惟勉编次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曰：“自古丛林名德尊宿到山，必请为众说法，山中主人先引座或众人率金请普说。”并把这作为丛林清规内容之一。这些做法对书院教学是有一定影响的。

　　书院会讲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讨论，由此来推动书院的学术交流、研究与教学互相结合、互相促进。这是书院教学的又一特点。

　　会讲最早始于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张(左木右式)的岳麓会讲。朱、张都源于二程之学，但师承有所不同。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以为：“二程之学，龟山(杨时)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桐)，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胡安国)，武夷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氏(张(左木右式))，此又一派也。”(《宋元学案·补遗·武夷学案补遗》)师承不同，故朱、张在“心性”，“未发已发”，“进德之序”等问题上见解有所差异，并按各自传学区域分别称之为闽学、湖湘学。乾道三年，朱熹闻张(左木右式)得胡宏之学，特于八月专程千里，赴岳麓访问当时主讲岳麓的张(左木右式)，讨论讲学，切磋学术于讲堂，自此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之风。在朱、张会讲之后十四年，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至南康，请朱熹为陆九龄写墓志铭，朱便邀陆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当时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讲题，演讲极为敷畅恳切，有的学生感动得流下眼泪。朱熹本人也很满意，特将陆氏讲义刻石为记，教戒后学。朱陆理学观点大相径庭，但朱熹却主动邀请不同学派的学者来他主持的学校讲学，并不囿己见，这种精神甚是可贵，同时也推动了书院会讲。

　　明代中叶后，在王守仁、湛若水及其弟子门徒的讲学活动的推动下，尽管王、湛观点不同，但往返讲学辩难之事互不相拒，而是互相通气，“联讲会，立书院”，这不仅活跃了学术，且成为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书院讲会延续到清代，在东林、紫阳、还古、姚江等书院还很盛行，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仪式。

　　书院的讲会，自由讲学使它打破关门教学的旧习。当年朱熹访张(左木右式)讲学岳麓，来听讲者很多，“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种风气在书院发展史上得到了延续、发扬。

　　此外，书院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质疑问难也蔚成风气。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提倡读书有疑，常与学生质疑问难，弟子黄□在《朱子行状》中记云：“从游之士，选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疏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朱子年谱》说：“先生穷日之力，治郡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这种方式既活跃了讲堂气氛，也增强了教学效果，并且融洽了师生感情。朱熹讲学恳恻至到，闻者感动，以致前来求学者“座不能容”。

　　从上所见，书院提倡师友切磋，实行门户开放的学术交流，不可排除有受禅林讲学影响的一面。

　　第三，开展以自学为主的多种教学形式，扶植后学。

　　这是书院教学区别于官学的另一教学特色。书院教学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其一是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朱熹曾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把读书分为若干程序，他的学生把其归纳为六条，即：(1)循序渐进，(2)熟读精思，(3)虚心涵泳，(4)切己体察，(5)着紧用力，(6)居敬持志(引自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三《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在这基础上，他的学生程端礼制定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详尽规定分年读书的书目及程序。这些都对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其二是常由学有所得的高足弟子代教师讲课，辅导初学。如朱熹作竹林精舍，要他弟子黄□代接讲席；陆九渊命弟子傅子云代讲，令初学者问学于邓文范；王守仁对初学者，则令高弟门人先教之，随后自己再作辅导。表现了自汉代以来，弟子次相传授的遗风承袭。其三是在集体讲授之外，重视个别指导，学生平时读书有疑可按次请教经长、堂长，直至副讲、山长。后期书院要求学生记日记，逢月之五、十，呈于师前，将其所得所疑向师请业请益，这与古代学风也有关。可见《论语·先进》“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然而，禅林与书院在这方面的教学方式也有关系。拿个别指导为例，后期书院的入室请益与佛教有关。元《敕修百丈清规》卷五“入室请益”条规定：“每月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日……学人入室请益。”学僧将自己平生参学，尽情发露，毫无隐藏，以求住持提持进步。应该说这种制度化的教学方式是对以往儒家“升堂入室”之举的继承与发展，而成为书院的间接渊源之一。书院入室请益的制度化与其影响可以说有相当联系的。

　　再就弟子次相传授来说，佛教也曾受过儒家的影响。如魏晋南北朝，道安从学于佛图澄，慧远从学于道安时，就常为代讲。教育历史上，儒家这种做法曾有过长期的中断，而在佛教教育中都得以延续。因此从近源分析，书院这种教学特点亦与佛教有关。

　　主要参考文献

　　(1)丁钢：《中国佛教教育》

　　(2)苏渊雷：《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3)铃木大拙：《禅与生活》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四章 中国佛教教育》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