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佛教史学

　　佛教自汉末传至中国，经历了一个传播、发展、繁荣、衰落的漫长过程。中国的佛教史学也随着这个过程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古代史学十分发达，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完整性以及记载形式的多样化都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的佛教徒在这一悠久史学传统的影响下，也陆续把中国的佛教历史记录下来，积累了卷帙浩繁、内容广博的佛教史籍。在现存藏经中，包括传记体、纪传体、编年体、志乘体、类书体、目录体及纲目体等各种体裁在内的佛教史籍就有百部之多。中国佛教的史学传统不但在各国佛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支脉。但是，以往的中国史学由于受到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往往把佛教史学排斥在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缺陷。因此，中国佛教史学的研究，无论对中国佛教文化史，还是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来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领域。

　　一、中国佛教史学概述

　　中国佛教史学肇始于晋代。佛教自汉末传来后，到晋代已获相当发展。开始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僧人，他们翻译佛经，创建寺院，制定仪规，授徒讲学，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后人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便把这些僧人的生平事迹、宗教活动记载下来，这就出现了最早的佛教僧传。这些僧传便成为中国佛教史学之滥觞。

　　晋代佛教史籍大多为专记某一僧人行状的专传。如季□撰写的《竺法乘赞传》(见《高僧传》卷四)，王珉的《高座别传》(见《世说新语所引书目》)，竺法汰的《安法师传》(见《世说新语所引书目》)，顾恺之的《竺法旷赞传》(见《高僧传》卷五)，唐泓的《道人善道开传》(见《隋书·经籍志》卷二)和佚名的《安清别传》(见《高僧传》卷一)、《支法师传》、《佛图澄别传》(均见《世说新语所引书目》)、《于法兰别传》(见《高僧传》卷四)、《昙遇别传》(见《名僧传抄》)等。这种传记篇幅较短，但记载细致详尽，现在保存下来最完整的是东晋法显的自传《法显传》。这部传记叙述了法显以六十左右高龄，为了自己的信念，奋不顾身，于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出发，穿越戈壁滩，逾葱岭之险，取道今印度河流域而入恒河流域，在佛教中心地摩揭提国都城留学三年，学梵语梵文，抄写经律，然后渡海，至斯里兰卡，又住两年，续得经本，最后渡海东归，几经波折，于元兴九年(413年)回到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先后计有十五年之久。《法显传》就是法显对于这一历时十五年的长途而艰巨的旅行的亲笔记录。它如实反映了公元五世纪初印度、斯里兰卡和西域各国的地理、风俗、文化艺术和佛教事迹。尤其是关于于阗、天竺、师子国等地大小乘的兴衰、寺院建置、僧众数量、人民的信仰等记载，更是研究这些地区古代历史和佛教历史的珍贵资料。

　　晋代佛教史学界在撰写专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把同类高僧放在一起记述的类传。如竺法济的《高逸沙门传》和郗景兴的《东山僧传》(见《高僧传序录》)。但无论是专传还是类传都有局限性，它们所涉既不广泛，所记亦不全面，都还只是个别的、分散的记载。于是，到了南北朝时代便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综合性传记。它幅度宽广，时代绵长，人物众多，卷帙宏大。梁天监年间，释宝唱撰《名僧传》。稍后，释慧皎又撰《高僧传》。从此开了佛教僧人总传的先河，后来这种总传在中国佛教史学史上几乎取得了相当于“正史”的地位。

　　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佛教事业的突出成就是翻译佛经和西行求法，同时也交织着佛教与儒、道两家的斗争。因此，隋唐佛教史学同样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的时代特点。佛经的翻译至隋唐尤盛，朝廷设国立译场，有传梵、笔受、证义、证梵、缀文、字学、书手等精细分工。到唐末，大、小乘各宗经论基本已次第译出。译经既多，难免有同本异译，伪造错讹或失落译人、译地、译经年代的现象，给研究者带来困难。于是，目录体佛教史书便应运而生。虽然，在隋唐以前也有过不少经录，如朱士行的《汉录》和竺法护的《众经录》(已佚)、僧佑的《出三藏记集》等，但均不完善。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十五卷，遂创立了后代目录体佛书的体例。隋唐两代所撰目录体佛书现存的便有十余种之多。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多赖中亚及印度僧人来华传译佛经，往往篇章不备，或传译失真，日渐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从曹魏朱士行始，产生了西行求法运动。这一运动在唐代玄奘自印度归来后达到高潮。唐代佛教史学忠实地记录了这一中国佛教史上的壮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在外游历十七年的记录资料交给门徒辩机整理，最后由他亲自审定的著作。这部书不但记载了玄奘艰苦卓绝的游学事迹和享誉五天竺的辉煌成就，还翔实地介绍了他亲历的一百十个和传闻的二十八个城邦、地区、国家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习俗、气候物产、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政治情况等。二十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斯密司认为：“对这一部著作无论评价多高也不会过分。”《南海寄归内法传》共四卷，是义净西行印度求法归途中，在南海室利佛逝托人带回中国的一部著作。这部书虽以记述他在印度和南海各地所见闻的僧徒日常宗教生活方式为主，但也连带述及了佛教部派的传播、寺院的制度和学风以及一般社会的风俗民情等，留下不少印度及南海一带古代佛教史料。特别是对于印度当时佛教教育的方法和内容记载极详，是佛教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共两卷，记载了有唐一代西行印度求法的高僧六十人的事迹。他们为了自己的信念，奋不顾身，不惮远征，在旅程中历尽了困苦和危险。诚如义净所述：他们“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沧溟以单逝”，“致使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遂使流离蓬转，牢居一处”。但是，这些留学僧人对佛教和中印文化的交流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不但把印度佛学带回祖国，也把汉地的文明传播出去了。这部书以义净的亲身感受，在比《法显传》、《大唐西域记》更广阔的历史层面上反映了西行求法运动。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代表中国本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发生了冲突。在唐代，这种冲突更为激烈，围绕着“佛道先后”、“沙门应否礼拜王者和父母”等问题展开了持久的论战。当时的佛教史学家就编撰了《辨正论》、《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集古今佛道论衡》、《广弘明集》和《北山录》等护教类史书，批斥儒家道教对佛教的毁谤、歪曲和批评，维护佛教的信仰和利益。《辨正论》八卷是太宗贞观年间沙门法琳所着，全书分十二篇：一，“三教治道篇”，论儒、道、佛三家优劣，提出“儒以忠孝，道以道德，释以慈悲为立教之本，而释教的慈悲范围最广”；二，“十代奉佛篇”，记六朝以来十代君臣敬信佛教的故实；二，“佛道先后篇”，辨正释迦与老子出世先后，并考证《老子化胡经》为道士杜撰；四，“释老师资篇”，论证佛为道之师；五，“十喻篇”和六，“九箴篇”都是针对道士李仲卿的《十异九迷论》争辩佛道的高低优劣；七，“气为道平篇”，驳斥道教的虚妄；八，“信毁交报篇”，记信佛和毁佛的报应故事；九，“品藻众书篇”，品评儒家典籍和佛教经论；十，“出道伪谬篇”，抨击道教经典；十一，“历代相承篇”，抨击道教的天神、节日、法器、仪式、道经，揭发这些大多为剽窃佛教之作；十二，“归心有地篇”，引梁武帝的《舍道敕文》等说明佛教是归心之地。法琳的《辨正论》广征博引，是一部佛教史料十分丰富的著作。高宗朝，沙门彦琮因龙朔二年(662年)有诏令沙门跪拜君亲，于是搜集自东晋成帝成康六年(340年)以来，迄龙朔二年十月为止，历代有关议论沙门是否应该跪拜君亲的文献故事一百零二则，撰成《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六卷，全书分为三篇：“故事篇”、“圣朝议不拜篇”和“圣朝议拜篇”，每篇分为上下卷，篇末有作者评论性的“论曰”、“赞曰”，全书之末撰有《沙门不应拜俗总论》。道宣的《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专论东汉至唐初佛教与道教之间的论争共三十四则，主要围绕佛道两教的夷夏之争、真伪之争和地位先后之争，书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唐宪宗元和年间又有沙门神清会通孔老之学和诸子之学阐发佛法，撰成《北山录》十卷，史称此书“博赅三教，最为南北鸿儒、名僧、高士所披玩焉”。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这类佛教护教类史书也构成了隋唐佛教史学的一种特色。

　　印度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不同学派，各有立义的宗旨和学说。这些学说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又发挥了各自的见解，形成不同的传承系统。到隋唐时期，由于寺院经济高度发达，师徒传承制度逐渐固定下来，便产生了具有组织定义的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对此，佛教史学也必然会有所反映。于是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宗派史也就应运而生。如天台宗的《国清百录》、《弘赞法华传》、《法华经传记》，禅宗的《楞伽师资记》、《传法宝记》、《历代法宝记》、《宝林传》，华严宗的《华严经传记》等。特别是反映一个宗派思想学术源流的经传记，成为佛教史学中很有特色的一种编纂体裁。在这些宗派中，禅宗的史学成就特别显着。唐开元年间，杜胐撰《传法宝记》一卷，记述了禅宗北宗传世法系。北宗自神秀以下仅四传，法脉遂绝。从此以后，天下禅宗皆出于南宗。《传法宝记》便是北宗一派仅存的珍贵史书。《历代法宝记》，又名《师资众脉传》，撰于唐大历年间，作者姓氏已佚。这是一部记述禅宗南宗支派——保唐寺禅派(即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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