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食唯菽，行则杖策，坐不倚床”(《宋高僧传·道宣传》)，而且学问渊博，曾参与玄奘译经工作。他一生中撰述甚丰，达二百余卷。在佛教史方面就有《续高僧传》三十卷，《释迦氏谱》一卷，《释迦方志》二卷，《广弘明集》三十卷，《大唐内典录》十卷，《集古今佛道论衡》四卷，《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三卷和《天台六祖略传》一卷，以及《佛化东渐图赞》、《圣迹现在图赞》、《法门文记》(均佚)等。这几部佛教史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道宣继慧皎《高僧传》而作《续高僧传》，记载的高僧始南梁初运(502年)，终唐麟德二年(665年)，正传四百八十五人，附见二百一十九人。陈垣先生认为，若以此书与梁《高僧传》相比，《梁传》“着于偏安之时，故多述吴越，而略于魏燕。《续传》着于统一之时，文献较备，故搜罗特广”。按作者自序所说，他的资料不但来源于前人著作、碑刻铭文，而且还包括他亲身采访所得。江表陈朝，河北高齐，都有许多大德高僧，但当作者去访问时，连他们的名号也已不为人知，更不用说德行事迹了。作者有鉴于此，所以“仰托周访，务尽搜扬”，“微有操行，可用师模，即须缀笔，更广其类”，可见这部史着在取材上是相当广泛的。他的《广弘明集》是继梁僧佑《弘明集》之后又一部佛教历史文献汇编。他在编撰这部书时“博访前叙，广综弘明”，“孤文片记，撮而附列”。访采之博与搜罗之广远在《弘明集》之上。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在二十余家经录的基础上，将五千余卷佛典“以类区分，合成一部，开为十卷，依列条显”。这是一部重要的目录体佛教史著作。《释迦氏谱》是释迦牟尼的传记，它的基本史料虽取自僧佑的《释迦谱》，但道宣将它重新改写过，叙事简洁，层次分明，分科布局较为合理，更适于人们阅读。《释迦方志》虽是一部释迦牟尼所居国(五印度)的地理书，但内容还涉及中印交通史迹和中国历代佛教盛衰，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道宣在中国佛教史学的众多领域里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是一位杰出的佛教史学家。
赞宁(919一1001年)是北宋佛教史学家。俗姓高，吴兴人。五代后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后入天台山，精通南山律，时人称他为“律虎”。曾为吴越国两浙僧统。宋立国后，赞宁入朝受到宋太宗礼遇，赐紫方袍，并赐号称通慧大师。奉诏撰《宋高僧传》，他请求回到杭州旧寺编撰，历时七年之久，书成奏上，受到太宗褒奖。后又到京师，住天寿寺。先后任左街讲经首座，知西京教门事和右街僧录等职，八十余岁卒。赞宁博物多识，述作颇多，一生撰佛教论着一百五十二卷，其中属史传方面的除《宋高僧传》三十卷以外，还有《鹫岭圣贤录》一百卷(已佚)和《僧史略》三卷。赞宁的《宋高僧传》着录自唐至宋六个朝代僧人事迹，正传五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二十六人。这部分的体例在《梁传》、《续传》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在某些人的传末，或附以“系”，申明作者的意旨；或附以“通”，作者自为问答。《习禅》篇是是书最精彩的部分。从唐代到宋初，中国禅宗长盛不衰，但内部分歧斗争也相当激烈。禅宗本身的宗史对此多讳而不言。是书则把南顿北渐、派别纷争的情况客观地反映出来了，成为研究禅宗史绝好材料。是书《译经》篇《满月传》仅三百余字，但传后的议论则长达三千二百字，记译经的“六例”以及唐代译场组织、译经过程十分具体翔实，也是研究佛教译经史的重要资料。赞宁与朝廷关系十分密切，长期担任僧官，因此对皇帝大臣屈意奉迎。《归田录》曾记载：宋太宗住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赞宁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深得太宗欢心。这样一个俗僧，又是奉诏撰成《宋高僧传》，那么，这部书当然不可能保持《梁传》以“高”取人的传统，故持论和慧皎、道宣皆不同。他在《宗密传》里议论说：“或有诮密不宜接公卿而屡谒君王者，则吾对曰：教法委在王臣，苟与王臣不接，还能兴显宗教以不
”这自然是赞宁的自我解嘲。他的乡愿习气实在影响了在佛教史学上取得更大成就。
北宋惠洪(1070—1128年)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佛教史学家。他又名德洪，字觉洪，“少归释氏，长而博极群书”。年十四岁，父母同月并殁，依三峰觏禅师为童子。十九岁试经开封，为临济宗黄龙派法孙。他曾四次锒铛入狱，九死一生，经历坎坷。惠洪才华横溢，聪明绝世，不但精于禅宗微义，而且以诗名震动京华缙绅。他在佛教史学上的主要成就有《禅林僧宝传》三十卷，《林间录》三卷和《石门文字禅》、《智证传》等。《禅林僧宝传》是专门记载禅师的传记，共着录自五代到宋政和末年(907—1118年)间各派杰出的禅师八十一人。惠洪早年读到昙颖所撰禅宗史《五家传》，见此书只记五宗机缘语句，而不记他们的事迹，便萌发重新编写《五家传》的念头。后来三十年中，他经行诸方，广泛搜集别传遗编和口头传闻，辑得百余人的材料，中经变故，到初稿时只存七十余人，后来又增补为八十一篇。《禅林僧宝传》与一般僧传稍有不同，除记载事迹之外，也记录了一些机缘语录，是介于传记和灯录中间的一种体裁。是书传后有赞，赞为散文或韵文，颇能显示作者的才华。惠洪的《林间录》和《石门文字禅》则为笔记体裁。《林间录》专门记载禅林掌故、禅师的语录偈颂和佚闻遗事，它虽不像一般禅宗史籍那样叙事较为系统集中，但它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对编写佛教史籍也是弥足珍贵的。是书共录三百余事，还不时记下作者的一些随感。《林间录》和《石门文字禅》中有许多史学评论，如《文字禅》卷二十五有《题修僧史》说：“僧史自惠皎、道宣、赞宁而下，皆与《史记》、《两汉》、《南北史》、《唐传》大异，其文杂烦重。如户婚、斗讼、按检。昔尝憎之，欲整齐使成一体之文，仿效史传，立以赞词，使学者临传致赞词，见古人妙处，不亦佳乎!”对惠洪其人其书，历来毁誉参半。褒之者如清人毛晋则以为“佛门史迁”，贬之者如宋僧惠彬则称其“传多浮夸，赞多臆说”。笔者以为，惠洪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实践提出了史学编纂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表述方法问题。陈垣先生认为，惠洪提倡的“所谓一体者”，即融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惠洪反对的“所谓聚众偈之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二者不同道。其实，我国史学界正是由于把文家之法与史家之法截然分开，才使绝大多数史学作品读起来味如嚼蜡，以致只能束之高阁而无法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在这方面，惠洪倒是称得上慧眼独具。
四、佛教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贡献
中国佛教史学自晋代以后代不绝书，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史学的发达，是受到了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历史的性格之影响。这和印度民族不重视历史，故印度佛教也不重视历史记载的现象，形成显明的对照。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了佛教史学；另一方面中国佛教史学也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自西汉以后，中国传统史学的历史观点一般都很难摆脱儒家思想影响，特别是评论历史人物往往都以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为标准进行道德评判。但是，在佛教史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使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去知人阅世。例如，按照正统的儒家史观，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少见的无道暴君，尤其是弑父一案，在最重视“忠君、孝亲”的儒家看来是绝对无法开脱的大逆不道。但《佛祖统纪》一书却为他辩护，认为杨广弑父君，是因为前世宿怨，“大权现逆，非同俗间恶逆可比”，并引佛经中的阿阇世王弑父之事为证。近人陈寅恪先生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我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论(见《武□与佛教》，载史语所特刊《陈寅恪先生论集》第305—315页)。周一良先生撰《佛教史观中的隋炀帝》，更为明确地指出这是一种佛教史观。又如《宗统编年》卷二十八载明代洪武二年“克新奉诏招谕吐番”条下有“发明”称：“沙门出世，预人国家事，不可以为训，故削书“禅师”。”克新禅师因参与政治而在佛史中不得被称为禅师，可见佛教的道德观已渗入了史法。祖琇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里更有许多独辟蹊径的见解。例如一般史家把魏收的《魏书》称之为“秽书”，评价极低。但祖琇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上，对《魏书》能突破“正史”传统，创立宗教史体例，给予高度评价：“凡佛老典教，于儒者尤为外学。或欲兼之，自非夙熏成熟，愿力再来，莫能窥其仿佛，况通其旨归而祖述源流乎
异哉，《魏书·佛老志》，不介马而驰迁、固之间，御靡旌以摩荀、杨之垒，步骤雍容，有足观者。然则魏收兼三圣人唯兼之学，平四作者不平之心，厥书独见信于后世，顾不美哉!”(见卷四《魏书佛老志论》)。又如梁武帝饿死台城，在历史上几乎已成定论。但祖琇一反其说，指出梁武帝只是“屏嗜欲，绝午后食至临终斋戒不衰，在恣情丰美享用者视之，近乎饿死耳”(见卷八(梁高祖武帝崩论》)。再如新、旧《唐书》对宣宗的评价截然相反。唐武帝灭佛后，是宣宗之力使佛教重新在唐朝恢复起来，对佛门来说其功不可没。故祖琇明确表示扬旧史而抑新史。他认为，新史贬低宣宗“以察为明，无复仁思”是没有道理的。“大凡人君宽厚长者必责以优游无断，至于精勤治道，则谓以察为明。然则从而可乎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盖诚然也”(见卷二十七《宣宗崩论》)。佛教史家们的这些议论虽未免带有相当的宗教感情色彩，但也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佛教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另一贡献是丰富了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史料，填补了传统史学中的许多空白。例如，《洛阳伽蓝记》以记载北魏都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实际上也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以及掌故传闻。如高祖迁洛，太后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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