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明集》基础上续作《广弘明集》三十卷。两书体例稍有不同，《弘明集》分卷不分篇，《广弘明集》则将所选文章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恻、戒功、启福、悔罪、统归十篇，每篇之前各冠以小序。纂集体史书保存了大量中国佛教史的原始资料。

　　(十)目录体。目录体佛教史书可以以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为例，费长房在《总目序》中曾说明编写本书的原因，是认为过去的佛经目录有的散佚，有的不够完备，作者处在南北统一的隋朝，又参与国立译场，接触到更多的经籍。于是发愿总结前人成果，把佛经目录编纂得更全面更系统。全书共十五卷，分为帝年、代录、入藏录三部分和序目一卷。帝年为年表，年下间注佛事时事，或所出佛经；代录则分述历代翻译佛经情况，每代前有叙录一篇，说明当时的政治情况及与佛教关系，正文则以译述者为主，考证译经年代、译场、部帙卷数、译出次第、诸家着录等，并附译者传记；入藏录即隋代现存之经目。是书不但着录了译经，还记载了当时的佛教着述，如注疏、论着、传记、目录、类书等，很多是现已失传的书，使后人能由此了解这些著作的大概。这部著作对于隋以前的译经和撰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体裁多创新。后来的《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皆仿其体例。

　　(十一)佛教史学的体裁除上面已经提及的十种之外，还应当包括为数众多的佛教杂史笔记。如唐代《冥报记》、《释门自镜录》，宋代《林间录》、《罗湖野录》、《云卧记谭》、《丛林盛事》，明代《山庵杂录》、《见闻录》、《长松茹退》，清代《现果随录》等。这些笔记体佛史虽然以志因果报应故事为主，但也保存了不少佛教原始史料。如宋代晓莹所撰《罗湖野录》二卷，共记载宋代禅僧和习禅的士大夫言行事迹九十五则。这些记载“或得于尊宿提唱，朋友谈说，或得于断碑残碣，蠹简陈编”，保存了大量有关禅宗人物的资料。例如，禅宗史上着名的典故“百丈野狐”最早便见于《罗湖野录》。宋代另一部佛教笔记《丛林盛事》二卷，为道融所作，全书共收录丛林逸事一百四十一则，主要是北宋初年到南宋中叶禅宗各系名僧与士大夫的禅语禅行。其中许多言语故事都只见于是书，其中记叙临济宗僧人石头自回禅师的一段短短百余字的文字尤为独特。将自回的师承、身世、参禅得法的经过、禅学风格等等都表达得一清二楚。是书问世后，在禅林广为传诵，“江湖沸传之”。南宋以来的佛教史家也都十分重视此书，常常引用书中的资料。

　　明代无愠撰《山庵杂录》二卷，收录宋末以来丛林大德的出处言行，僧俗的善恶报应故事以及作者的所见所闻，对人、事的评论，凡一百二十九则。其中作者对一些禅林作品的记载和评论最具特色。如卷下记云：“余读者庵所述《丛林公论》，足知者庵识见高明，研究精密，他人未易及也。然其间所论亦有过当者，或非所当论而论之。”实为很有见地的书评。故明代禅林中人对此书评价甚高，将它列为宗门七书之一。

　　三、卓有成就的佛教史学家

　　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僧人，他们因在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作出过贡献，而受到后人的景仰。其实，佛教僧人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决不仅此而已，至少应该包括他们对史学的贡献在内。自晋代以后，中国佛教界产生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史学家，他们代代相续，对中国佛教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南梁朝的释宝唱是中国第一部僧人总传《名僧传》的作者，他俗姓岑，吴郡人。十八岁从着名高僧僧佑出家，在梁天监年间曾任京都建康新安寺主，受命撰集《众经护国鬼神名录》、《续*轮论》等书。天监九年因染疾而发愿搜集历代僧录碑志及口述等，区别分类，撰为僧传，到十三年始编成初稿。不久，因罪将发配岭南，行前白天在各大寺庙礼忏，夜间继续搜集资料，发奋着书，因时间紧迫，只得仓促纂辑。后来奏明梁武帝，才得以原解，于是再加芟改，始成定本。全书三十卷，传四百二十五篇，着录东汉、吴、晋、姚秦、北魏、宋、齐七个王朝名僧四百二十五人，分为法师、律师、禅师、苦节、导师、经师等科，再细分十八个子目，每科之首均有序文。这部书的优点是搜罗繁富，《名僧传》收录的僧人，有许多为后来《高僧传》所不载。所记人物事迹也大多远比《高僧传》详细，且十分重视佛教理论学说和著作。记录有三乘渐解实相事，无神我事，慧远习有宗事，竺道生立佛性义、观空义、善不受报义，昙济七宗论等，都是佛教教义上的重要言论，也是当时佛教学派或传主思想直接表露的第一手史料。后来的僧传，如《高僧传》在有些人的传记中虽也收录了一些文章，但多不涉及思想、理论方面。所以，在对佛教思想、理论的重视方面而言，宝唱的史学观点是远远超出慧皎等人之上的，可惜后来的一些高僧传记均没有把这一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名僧传》的缺点是过于偏重文辞修饰，疏于考订史料真伪，故后人认为这部书“文胜其质”。流传到宋代便已亡佚，现仅存摘抄本一卷。宝唱的另一部佛教史著作是《比丘尼传》共四卷，着录了从晋愍帝建兴年间(313—316年)到梁武帝天监十五年(516年)的比丘尼六十五人，附见五十一人。中国的有女尼始于晋代的净检，自此以后，代不乏人。但为她们立传则始于该书。释宝唱在卷首自序撰写之由说：“像法东流，净检为首，绵载数百，硕德系兴。……夫年代推移，法规稍远，英风将范于千载，志事未集乎方册，每怀慨叹，其岁久矣，始乃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讯之博闻，或访之故老，铨序始终，为之立传。”应该说，释宝唱的史识是非同寻常的。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由于受儒家男尊女卑观念影响，很少有能够如此真实全面地反映妇女成就的。“正史”中的“列女传”所载也大多是死节殉夫之类被扭曲的女性。释宝唱的《比丘尼传》一反这种史学传统，如此广泛和集中地反映女尼在社会上的活动和对佛教作出的贡献，实在堪称是中国佛教史学的优秀遗产。

　　《高僧传》的作者慧皎(497—554年)也是南梁朝人，长年住会稽嘉祥寺。他学通内外，博训经律，勤于弘法和着述，曾撰有《涅槃义疏》、《梵网经疏》等流传于世。慧皎有感于《名僧传》的缺陷而撰《高僧传》十四卷。这部书在中国佛教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智升认为，它“义例甄着，文词婉约，可以传之不朽，永为龟镜”(《开元释教录》卷六)。这部书的史学价值首先在于它创立了后代僧人总传的体制。是书虽受宝唱《名僧传》影响，但慧皎的写作旨趣却又在宝唱之上，他认为：“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记；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高僧传序录》)就是说，名僧未必具有真实的修养和学识；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又每每不肯随俗俯仰，未必为当世所知。慧皎主张以“高”字为佛教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他还详述了是书分为“十科”的道理：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实由于各宗各派大师孜孜不倦地翻译佛经，所以译经列为第一；佛法能为广大信徒所接受，有赖于法师对教义的讲说和注疏，所以义解列为第二；神通能使人们得到感化，回心向善，所以神异列为第三；安心禅寂是佛教重要的修持法门，所以习禅列为第四；恪守律法，戒行清洁是出家人道德高尚的表现，所以明律列为第五；轻身殉道，委弃形骸，以启发大众布施之心，所以遗身列为第六；吟讽经典，歌诵法言，以为音乐，所以诵经列为第七；建塔造像以示信仰之诚，所以兴福列为第八。作者草创是书时原止八科，后因宋、齐杂记中很多记载转读、宣唱的事迹，这两种方式在传教上颇有成效，因而加上后两科，经师列为第九，唱导列为第十，凑成十科。这十科虽因德业不同，各有重点，但中心仍贯穿一个“高”字，从此后代续写综合性传记，都以“高僧”为名，都只就“十科”作为增减。这就如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一样，在中国佛教史学上实为“传之不朽”之业。

　　其次，慧皎的写作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自称：“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高僧传序录》)由此可见是书写作时取材之繁富，而且他还对搜集到的大量史料进行了缜密考证。如他在《安清传》中写道：“余访寻众录，记载高公(即安清)互有出没，将以权迹隐显，应废多端，或由传者纰缪，致成乖角。辄备列众异，庶或可论。”

　　第三，是书在编纂方法上也是富有特色的。慧皎严格按照他对佛教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取舍剪裁史实。他说：“今之所取，必其制用超绝，及有一分通感，乃编之传末；如或异者，非所存焉。”如有竺法度者当其生时曾名动佛教界，但他“食用铜钵，本非律仪所许；伏地相向，又是忏法所无”。慧皎认为他是“故为矫异”，属“名而不高”，故不能列入正传，只在译经论里言及之。《高僧传》着录二百五十七人，又旁出附见者二百余人，这种主、附的条件，不是依据师徒关系，而是以功德高者为传主。如齐荆州竹林寺释僧慧，所附见的昙顺是其师，僧岫是其弟子，这种编纂方法充分体现了慧皎的史学思想。此外，慧皎在叙事时必娓娓道其来龙去脉，如果正传犹不能尽畅，又必在论中补述。如他在“明律”中备述僧佑之师承以后，又特在论中详说律藏所由。他在列传中说到相关事物时，必不忘注明“说在某传”。

　　唐代道宣(597—667年)也是一位对佛教史学有重要贡献的高僧。他俗姓钱，吴兴人。父在南陈朝时官至吏部尚书。道宣十六岁出家为僧，严持戒律，开创律宗南山派(因他居终南山丰德寺，故名)。他不但戒行谨严，“三衣皆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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