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食唯菽，行則杖策，坐不倚床”(《宋高僧傳·道宣傳》)，而且學問淵博，曾參與玄奘譯經工作。他一生中撰述甚豐，達二百余卷。在佛教史方面就有《續高僧傳》叁十卷，《釋迦氏譜》一卷，《釋迦方志》二卷，《廣弘明集》叁十卷，《大唐內典錄》十卷，《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集神州叁寶感通錄》叁卷和《天臺六祖略傳》一卷，以及《佛化東漸圖贊》、《聖迹現在圖贊》、《法門文記》(均佚)等。這幾部佛教史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文獻價值。道宣繼慧皎《高僧傳》而作《續高僧傳》，記載的高僧始南梁初運(502年)，終唐麟德二年(665年)，正傳四百八十五人，附見二百一十九人。陳垣先生認爲，若以此書與梁《高僧傳》相比，《梁傳》“著于偏安之時，故多述吳越，而略于魏燕。《續傳》著于統一之時，文獻較備，故搜羅特廣”。按作者自序所說，他的資料不但來源于前人著作、碑刻銘文，而且還包括他親身采訪所得。江表陳朝，河北高齊，都有許多大德高僧，但當作者去訪問時，連他們的名號也已不爲人知，更不用說德行事迹了。作者有鑒于此，所以“仰托周訪，務盡搜揚”，“微有操行，可用師模，即須綴筆，更廣其類”，可見這部史著在取材上是相當廣泛的。他的《廣弘明集》是繼梁僧佑《弘明集》之後又一部佛教曆史文獻彙編。他在編撰這部書時“博訪前敘，廣綜弘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訪采之博與搜羅之廣遠在《弘明集》之上。道宣的《大唐內典錄》在二十余家經錄的基礎上，將五千余卷佛典“以類區分，合成一部，開爲十卷，依列條顯”。這是一部重要的目錄體佛教史著作。《釋迦氏譜》是釋迦牟尼的傳記，它的基本史料雖取自僧佑的《釋迦譜》，但道宣將它重新改寫過，敘事簡潔，層次分明，分科布局較爲合理，更適于人們閱讀。《釋迦方志》雖是一部釋迦牟尼所居國(五印度)的地理書，但內容還涉及中印交通史迹和中國曆代佛教盛衰，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道宣在中國佛教史學的衆多領域裏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他是一位傑出的佛教史學家。

　　贊甯(919一1001年)是北宋佛教史學家。俗姓高，吳興人。五代後唐天成年間在杭州靈隱寺出家，後入天臺山，精通南山律，時人稱他爲“律虎”。曾爲吳越國兩浙僧統。宋立國後，贊甯入朝受到宋太宗禮遇，賜紫方袍，並賜號稱通慧大師。奉诏撰《宋高僧傳》，他請求回到杭州舊寺編撰，曆時七年之久，書成奏上，受到太宗褒獎。後又到京師，住天壽寺。先後任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和右街僧錄等職，八十余歲卒。贊甯博物多識，述作頗多，一生撰佛教論著一百五十二卷，其中屬史傳方面的除《宋高僧傳》叁十卷以外，還有《鹫嶺聖賢錄》一百卷(已佚)和《僧史略》叁卷。贊甯的《宋高僧傳》著錄自唐至宋六個朝代僧人事迹，正傳五百叁十一人，附見一百二十六人。這部分的體例在《梁傳》、《續傳》的基礎上有所改進。在某些人的傳末，或附以“系”，申明作者的意旨；或附以“通”，作者自爲問答。《習禅》篇是是書最精彩的部分。從唐代到宋初，中國禅宗長盛不衰，但內部分歧鬥爭也相當激烈。禅宗本身的宗史對此多諱而不言。是書則把南頓北漸、派別紛爭的情況客觀地反映出來了，成爲研究禅宗史絕好材料。是書《譯經》篇《滿月傳》僅叁百余字，但傳後的議論則長達叁千二百字，記譯經的“六例”以及唐代譯場組織、譯經過程十分具體翔實，也是研究佛教譯經史的重要資料。贊甯與朝廷關系十分密切，長期擔任僧官，因此對皇帝大臣屈意奉迎。《歸田錄》曾記載：宋太宗住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贊甯說“現在佛不拜過去佛”，深得太宗歡心。這樣一個俗僧，又是奉诏撰成《宋高僧傳》，那麼，這部書當然不可能保持《梁傳》以“高”取人的傳統，故持論和慧皎、道宣皆不同。他在《宗密傳》裏議論說：“或有诮密不宜接公卿而屢谒君王者，則吾對曰：教法委在王臣，苟與王臣不接，還能興顯宗教以不

　　”這自然是贊甯的自我解嘲。他的鄉願習氣實在影響了在佛教史學上取得更大成就。

　　北宋惠洪(1070—1128年)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佛教史學家。他又名德洪，字覺洪，“少歸釋氏，長而博極群書”。年十四歲，父母同月並殁，依叁峰觏禅師爲童子。十九歲試經開封，爲臨濟宗黃龍派法孫。他曾四次锒铛入獄，九死一生，經曆坎坷。惠洪才華橫溢，聰明絕世，不但精于禅宗微義，而且以詩名震動京華缙紳。他在佛教史學上的主要成就有《禅林僧寶傳》叁十卷，《林間錄》叁卷和《石門文字禅》、《智證傳》等。《禅林僧寶傳》是專門記載禅師的傳記，共著錄自五代到宋政和末年(907—1118年)間各派傑出的禅師八十一人。惠洪早年讀到昙穎所撰禅宗史《五家傳》，見此書只記五宗機緣語句，而不記他們的事迹，便萌發重新編寫《五家傳》的念頭。後來叁十年中，他經行諸方，廣泛搜集別傳遺編和口頭傳聞，輯得百余人的材料，中經變故，到初稿時只存七十余人，後來又增補爲八十一篇。《禅林僧寶傳》與一般僧傳稍有不同，除記載事迹之外，也記錄了一些機緣語錄，是介于傳記和燈錄中間的一種體裁。是書傳後有贊，贊爲散文或韻文，頗能顯示作者的才華。惠洪的《林間錄》和《石門文字禅》則爲筆記體裁。《林間錄》專門記載禅林掌故、禅師的語錄偈頌和佚聞遺事，它雖不像一般禅宗史籍那樣敘事較爲系統集中，但它保存了許多原始資料，對編寫佛教史籍也是彌足珍貴的。是書共錄叁百余事，還不時記下作者的一些隨感。《林間錄》和《石門文字禅》中有許多史學評論，如《文字禅》卷二十五有《題修僧史》說：“僧史自惠皎、道宣、贊甯而下，皆與《史記》、《兩漢》、《南北史》、《唐傳》大異，其文雜煩重。如戶婚、鬥訟、按檢。昔嘗憎之，欲整齊使成一體之文，仿效史傳，立以贊詞，使學者臨傳致贊詞，見古人妙處，不亦佳乎!”對惠洪其人其書，曆來毀譽參半。褒之者如清人毛晉則以爲“佛門史遷”，貶之者如宋僧惠彬則稱其“傳多浮誇，贊多臆說”。筆者以爲，惠洪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實踐提出了史學編纂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即表述方法問題。陳垣先生認爲，惠洪提倡的“所謂一體者”，即融衆說以成文，此文家之法；惠洪反對的“所謂聚衆偈之文爲傳者”，此史家之法，二者不同道。其實，我國史學界正是由于把文家之法與史家之法截然分開，才使絕大多數史學作品讀起來味如嚼蠟，以致只能束之高閣而無法在人民群衆中廣泛傳播。在這方面，惠洪倒是稱得上慧眼獨具。

　　四、佛教史學對中國史學的貢獻

　　中國佛教史學自晉代以後代不絕書，成爲中國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佛教史學的發達，是受到了中華民族特別重視曆史的性格之影響。這和印度民族不重視曆史，故印度佛教也不重視曆史記載的現象，形成顯明的對照。一方面，中國傳統史學影響了佛教史學；另一方面中國佛教史學也對中國史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自西漢以後，中國傳統史學的曆史觀點一般都很難擺脫儒家思想影響，特別是評論曆史人物往往都以儒家叁綱五常的倫理觀念爲標准進行道德評判。但是，在佛教史學裏，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完全不同的曆史觀，使我們得以從另一個視角去知人閱世。例如，按照正統的儒家史觀，隋炀帝楊廣是曆史上少見的無道暴君，尤其是弑父一案，在最重視“忠君、孝親”的儒家看來是絕對無法開脫的大逆不道。但《佛祖統紀》一書卻爲他辯護，認爲楊廣弑父君，是因爲前世宿怨，“大權現逆，非同俗間惡逆可比”，並引佛經中的阿阇世王弑父之事爲證。近人陳寅恪先生認爲，這種觀點反映了我國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論(見《武□與佛教》，載史語所特刊《陳寅恪先生論集》第305—315頁)。周一良先生撰《佛教史觀中的隋炀帝》，更爲明確地指出這是一種佛教史觀。又如《宗統編年》卷二十八載明代洪武二年“克新奉诏招谕吐番”條下有“發明”稱：“沙門出世，預人國家事，不可以爲訓，故削書“禅師”。”克新禅師因參與政治而在佛史中不得被稱爲禅師，可見佛教的道德觀已滲入了史法。祖琇的《隆興佛教編年通論》裏更有許多獨辟蹊徑的見解。例如一般史家把魏收的《魏書》稱之爲“穢書”，評價極低。但祖琇站在一個佛教徒的立場上，對《魏書》能突破“正史”傳統，創立宗教史體例，給予高度評價：“凡佛老典教，于儒者尤爲外學。或欲兼之，自非夙熏成熟，願力再來，莫能窺其仿佛，況通其旨歸而祖述源流乎

　　異哉，《魏書·佛老志》，不介馬而馳遷、固之間，禦靡旌以摩荀、楊之壘，步驟雍容，有足觀者。然則魏收兼叁聖人唯兼之學，平四作者不平之心，厥書獨見信于後世，顧不美哉!”(見卷四《魏書佛老志論》)。又如梁武帝餓死臺城，在曆史上幾乎已成定論。但祖琇一反其說，指出梁武帝只是“屏嗜欲，絕午後食至臨終齋戒不衰，在恣情豐美享用者視之，近乎餓死耳”(見卷八(梁高祖武帝崩論》)。再如新、舊《唐書》對宣宗的評價截然相反。唐武帝滅佛後，是宣宗之力使佛教重新在唐朝恢複起來，對佛門來說其功不可沒。故祖琇明確表示揚舊史而抑新史。他認爲，新史貶低宣宗“以察爲明，無複仁思”是沒有道理的。“大凡人君寬厚長者必責以優遊無斷，至于精勤治道，則謂以察爲明。然則從而可乎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誠然也”(見卷二十七《宣宗崩論》)。佛教史家們的這些議論雖未免帶有相當的宗教感情色彩，但也仍不失爲一家之言。

　　佛教史學對中國史學的另一貢獻是豐富了研究古代曆史文化的史料，填補了傳統史學中的許多空白。例如，《洛陽伽藍記》以記載北魏都城洛陽佛寺的興廢爲題，實際上也記述了當時的政治、人物、風俗以及掌故傳聞。如高祖遷洛，太後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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