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宦官用事，外藩举兵，诸王争立，乃至与南朝关系都有涉及，特别是叙(上人下小)朱荣等叛乱之事，委曲详尽，足以补《魏书》所未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中国古代有许多外来的宗教和民间宗教，如摩尼教、火祆教、白云宗、白莲教和大秦景教等。传统史学中关于这些宗教的记载很少，使后人几乎无法窥知他们的真实面貌。但在《释门正统》中则专设“斥伪志”述及了这些宗教。《佛祖统纪》的“历代会要志”也保存了这方面的史料，如“事魔邪党”一则，为摩尼教流传中国的上乘史料，近人伯希和、马司勃罗、陈垣和冯承钧诸先生均曾采用这一资料研究摩尼教。《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和《释迦方志》等著作，除述及中国本国外，还包括中亚、南亚、东南亚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发展、经济制度等情况，成为研究五世纪初到七世纪亚洲历史的重要史料。特别是《大唐西域记》保存的古印度史料，更是弥足珍贵。这一地区七世纪前的史地材料多已湮没，古印度历史几乎是一团迷雾。现在要了解七世纪前的印度情况，在文献资料方面主要就得依靠《大唐西域记》和《法显传》了。印度着名历史学家阿里在1978年说过：“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观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不可能的。”

　　佛教史学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很有影响的。例如，传统史学对于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的记载，总是跳不出“正闰”观念的窠臼，或是奉南方为正朔，或是以北朝为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载南北朝史事时即是以南朝为正统，而于南朝的每一年下附记北朝同年的兴衰大事。然而，佛教史学则采取南北分别编年的史法。如《历代三宝记》的“帝年”，将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曾有译经事业之国，均一一依先后编年。《佛祖统纪》的“法运通塞志”，也将南北分别编年，卷二十六为晋、宋、齐；卷三十七为梁、陈；卷三十八为北魏、北齐、北周。并且，“法运通塞志”的设立本身就是志磬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创造。《佛祖统纪》全书是纪传体，但在纪传体中又另立《资治通鉴》式的编年史部分，按年记述佛教兴衰大事。这就融合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长处，弥补了两者的不足。纪传体以记述历史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世家、列传，对不同人物用不同表述方法，适应封建时代宣扬帝王将相主宰历史、褒奖封建伦理道德的要求，因此取得了“正史”的独尊地位。但它却难以表达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各历史事件、各历史人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刘知几评论纪传体时认为：“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史通·二体》)编年体以时间顺序记述史事比较容易反映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但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现象。编年体把同一事件前后分割，有时一件史事分散在几年乃至十几年、几十年的记载之中，以致首尾不能联贯，不易于集中反映同一事件前后的联系。志磬在编撰《佛祖统纪》时充分认识了这两种编纂体裁的利弊得失，他一方面采用纪传体修史来为天台宗争夺正统地位，但又不墨守成规，敢于突破正史传统，另立一个“法运通塞志”，将“自释迦鹤林诸祖继出，所以传持此道，东流震旦，逮于今而不息”的历史“系以编年”，以便反映虽然“时有排毁，然终莫能为之泯没”的“通塞之相”。志磬在史学史上的这一创举可惜没有引起历代史学家的重视。

　　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志》卷七十二中提出：“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彩；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学亦易为功。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学亦难为功。”不过，他这种以图来补充史书文字叙述不足的理论，在传统史学中直到修撰《明史》时才被付诸实践。清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卷十中称：“本朝修明史，历志内增图，历史所未有，其详核实过从前。”殊不知佛教史学在这方面早已远远走在前头。志磬在编撰《佛祖统纪》时已经采用了插图的方法。佛教史学特有的体裁，如灯录体还影响了传统史学体裁的变化。宋代以后灯录的盛行，影响了当时儒家学者，宋代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明代孙钟元的《理学宗传》、黄梨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和万季野的《儒林宗派》等皆是仿照灯录体而作，终于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学案体”的学术史体裁。

　　自魏晋以来，中国佛教对整个中国历史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能忽视的，它几乎涉及到各种历史问题的领域。于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便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同样道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也决不可能离开对佛教史学的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曼涛：《中国佛教史学史论集》

　　(2)苏晋仁：《佛教传记综述》

　　(3)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4)陈士强：《汉传佛教护教类著作的历史》等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五章 中国佛教史学》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