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派)历史的著作。它记述的保唐寺禅派的传法世系共十代，其中前六代是南宗各派共同尊奉的东土六祖，其事迹主要是沿袭《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的记载而来。但形成保唐寺禅派的四代传人，即智诜、处寂、无相、无处的事迹，则以是书最早也最为详备，故特有价值。《宝林传》十卷(今存七卷)，为慧炬和胜持在唐贞元十七年(801年)共同编集的。这部书记载了禅宗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的事迹。是书确定的禅宗祖统说(即西天二十八祖和东土六祖的名单和排次)为后世禅宗所公认，后来的禅宗史籍无不沿其轨辙。但这部书文字鄙俗，舛误极多，影响了它在佛教史学史上的地位。到了宋代，大部分的宗派逐渐衰败，唯独禅宗仍方兴未艾，五家七宗渐次成立，禅宗的宗派史也就更为发达。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四卷，书为传记体。卷一为始祖释迦如来表；卷二至卷六为迦叶至东土六祖大鉴的传记；卷七、八叙大鉴以下至十二世的世次，涉及一千三百零四人；卷九包括《旁出略传》和《宗证略传》两部分，前者叙六祖以前旁支世系二百零五人，后者为书中所据各书的译者或着者十人传记；卷十为《传法正宗定祖图》，绘三十三祖传法故事，今藏本则有说无图。另一部重要的禅宗史是道原的《景德传灯录》三十卷。他由此创立了另一种佛教史学新体裁——灯录体。灯录体不但在宋代盛极一时，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代，代有续作者。
宋代是佛教史学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着述甚丰。近人陈垣先生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着录自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始，迄于清释戒显《现果随录》，凡三十五种，其中宋占十一种。唐代佛教号称极盛，而是书内着录的佛教史籍也不过十种，尚不逮于宋。宋代各种佛教史书体裁已经基本完备，除已经提及的灯录体、传记体外，尚有纪传体如《释门正统》，编年体如《释氏通鉴》，会要体如《释氏会要》(北宋释仁赞撰，已佚)，志乘体如《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和各种佛教杂史笔记等等。宋代佛教史学史上最值得注意的则是佛教通史著作的编纂。宋代以前的佛教史学基本上还处在有闻必录的“记录史学”阶段，那时的佛教史学家们还只能孤立地去看待佛教史上出现的人物、事件。佛教在唐代走向极盛，到唐末又盛极而衰的历史，促使宋代的佛教史学家们去认真思考，总结佛教在中国的传教史，探求佛教兴衰的原因，并借修史来抬高整个佛教或某一宗派的地位。因此，这一时期佛教通史著作的编纂颇为引人注目，较有影响的大型佛教通史，如《释门正统》、《佛祖统纪》、《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和《释氏通鉴》等大多产生在宋代。它们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但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
在中国史学史上有一种专门记载某一地区历史的志书，称为志乘体。大到一府一县之志，小到一乡一镇之志，内容涉及地理沿革、律令典例、民情风俗、重要文献与人物列传等。清人章学诚曾指出，这些方志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代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我国的方志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已出现了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等。晋代《畿服经》(已佚)已具备了后来地方志的雏形。特别是在宋元以后，地方修志逐渐蔚然成风。这种风气也影响了佛教史学，晋代有周景式和慧远的《庐山记》(已佚，见民国年间吴宗慈《庐山志》着录》，北魏开始出现记一地佛教史实的《洛阳伽蓝记》，唐代有《古清凉传》、《大唐京寺录传》(已佚)等，宋代有《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庐山传》等。明清时期，各种佛教名山寺志更是日渐增多，如仅《普陀山志》，明万历年间就有两部，清康熙到道光年间就有四部。《栖霞寺志》明代有三部，清代有四部。清代《庐山志》多达五部。其余如《峨眉山志》、《清凉山志》、《寒山寺志》、《天童寺志》、《灵岩志略》、《金山志》、《焦山志》等名山大刹的志书也都撰于明、清两代。
明清时期，中国佛教已经衰落下来，因此，佛教史学也就少有突出成就，仅能在前代佛教史家开创的规模上守成而已，一般明清佛教史家大多致力于各种续作。传记体方面有《大明高僧传》、《补续高僧传》和《南宋元明僧宝传》；编年体方面有明人幻轮的《续释氏稽古略》；灯录体方面有《续传灯录》、《继灯录》、《五灯会元补遗》等，这些续作固然起到了拾遗补阙的作用，但也不乏狗尾续貂的劣作。清乾隆年间，废除了行之千年的度牒制度，各寺院可以自由度僧，政府不再过问，使得出家人更为杂滥，居士佛教也由此兴盛起来。于是，出现了一部专门叙述汉地佛教世俗信徒的《居士传》，共五十六卷，作者是乾隆时的大居士彭际清。全书收录自东汉到清代的居士三百零四人(包括附见七十七人)，传末均注出典和作者的评论。《居士传》还着录了许多居士的佛教论着，向人们展示了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居士佛教之面貌。
二、佛教史籍的体裁
中国佛教史籍的体裁十分丰富，不但沿用了传统的史学体裁，如传记体、纪传体、编年体、目录体、志乘体、纲目体等，而且还根据佛教历史的特点，创造了经传体、灯录体等体裁。这些众多的史书编纂体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佛教史学的发达。这里择其要者，分别介绍如下：
(一)传记体。中国佛教史学遗产十分丰富，其中绝大部分是记载历代僧人活动的传记著作。据粗略统计，现今留存和已知亡佚的各类僧传不下百余种。从晋朝到清代，为佛门高僧树碑立传的事业绵延不绝。可以说，正是这些僧传构成了中国佛教史学的主体。这些僧传虽然以写人物为主，但人物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活动。因而，僧人传记必然涉及一切有关佛教的大事，如佛教的兴衰、经典的译注、宗派的建立以及典章制度、寺院建筑、国际间佛教交流等，僧传里留下了丰富的中国佛教史实。传记体佛教史籍分为专传、类传和总传三种类型。
专传中较有影响的，除前述《法显传》外，还有隋代释灌顶的《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唐代释彦琮的《法琳别传》、崔致远的《法藏和尚传》、无名氏的《曹溪大师别传》等，而最成功的应该说是彦琮和慧立共同完成的《三藏法师传》。近人梁启超先生赞誉此书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支那内学院精校玄奘传书后》)。这是一部记述唐代高僧玄奘生平事迹的最早的也是最详的传记。玄奘不畏艰险，西行印度求法取经，归国后又全力投入佛经翻译工作。他的毕生活动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传共分十卷，八万余字。前五卷记述玄奘早年生活及西行印度求法的经过，后五卷主要记述他归国后从事译着的情况。本传原为慧立所撰，慧立曾参加玄奘主持的译经工作达二十多年之久，亲身“目睹三藏之学行，瞩三藏之行谊，钻之仰之，弥坚弥远”。在玄奘逝世后的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便将玄奘取经事迹记载下来，即为本传前五卷。当时因虑有遗缺，便藏之地下，秘不示人。待慧立病危时，始命其门徒取出公之于世。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玄奘的另一门人彦琮将这五卷重加整理，另又补撰五卷，合成现在的正文十卷。慧立和彦琮所记多得之闻见，最后完成时距玄奘逝世也不过二十余年，能见资料相当丰富，故叙述颇为翔实，对玄奘学识的丰富、求法的坚毅、识见的高深、传译的明达，都作了细致的记述。叙事层次分明，行文典雅，文字修辞都很有特色，故梁公所言决非溢美之辞。类传有专记一地一寺僧人的。如晋代《东山僧传》、《江东名德传》，南梁释僧佑的《钟山定林上寺绝迹京邑五僧传》(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张孝秀的《庐山僧传》(见《高僧传序录》)，唐代释僧瑗的《武丘名僧传》(见《宋高僧传》卷四)、卢藏用的《南岳高僧传》(见《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宋代释元敬和释元复合撰的《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等。也有专载某宗某派大师的，如唐代释道宣的《天台六祖略传》(见《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无名氏的《华严三祖传》(见《高山寺圣教目录》卷上)和《天台山十二弟子别传》(见《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宋代释惠洪的《禅林僧宝传》、释士衡的《天台九祖传》，清代释续法的《法界宗五祖略记》、释悟开的《莲宗九祖传略》等。这些僧人类传中还有许多是专志某一方面僧人事迹的，如晋代竺法济撰《高逸沙门传》，“偏叙高逸一迹”；南齐释法安撰《僧传》五卷，“但列志节一行”；释僧宝撰《游方沙门传》，“止命游方一科”(均见《高僧传序录》)；明成祖的《神僧传》，则专门把有神通的僧人事迹汇集起来。总传发端于南梁朝释宝唱的《名僧传》，释慧皎撰《高僧传》则成为后代僧人总传的典范。这部书记载了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梁天监十八年(520年)四百五十三年间的高僧五百二十四人(正传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六十七人)。是书的体例，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科。前八科之末都有论有赞，末二科纂辑在后，故有论无赞。是书之论皆先叙大意，再辨时人，不但可使系统明晰，更可知各科之通盘概略。《高僧传》十科分类的写作形式一直影响到后代，唐代释道宣在慧皎之后撰成《续高僧传》，宋代赞宁撰《宋高僧传》，明代如惺撰《明高僧传》，明河撰《补续高僧传》。
(二)纪传体。自司马迁撰《史记》而创立纪传体之后，中国历代官修“正史”都采用这种体裁。章学诚说：“纪传行三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也。”(《文史通义·书教下》)这种体裁也影响了佛教史学，南宋宗鉴撰《释门正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纪传体佛史，作者自称本书“用迁、固法”写成，也有本纪、…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五章 中国佛教史学》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