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世家、志、列传、载记等名目。这部书的产生是由于天台宗和禅宗长期争夺佛教正统地位，作者欲借修史为教争手段，将天台宗说成是“正统相承”于释迦牟尼的宗派，从而排斥当时盛行的禅宗。纪传体创立之后，历代正史作者都利用它来分别过去数个政权同时在中国境内对立时的“正统”与“闰位”。作者心目中的正统王朝便立于“本纪”。《释门正统》同样仿照其体例，把天台宗尊为初祖的龙树，与释迦牟尼一起立为“本纪”。由于宗鉴受传统史学“直笔”之说的影响较深，明知天台宗与龙树并无直接渊源，只是这一派僧人硬扯上去的关系，故不敢把天台宗中国祖师与释迦牟尼、龙树同列“本纪”，而是写进“世家”。当然，纪传体的“世家”若非宗室，至少也是功臣，“载记”则多以指“非我族类”的“僭伪之国”。宗鉴把天台宗中国祖师立为“世家”，而把其他佛教宗派祖师置于“载记”，同样达到了褒本门、贬异宗的目的。在列传方面，《释门正统》也表现出强调正闰之别的倾向。一般纪传体的列传分为大传与类传(或称杂传)，能入大传的人物其历史地位较高。天台宗自北宋法智中兴教门而取得正统之后，其他非法智派的台宗僧人便失去正统地位。故宗鉴为法智派立中兴一世至七世列传，相当于大传。法智派以外的本宗僧人，虽在法智以前或同时，亦仅取得类传地位，如“荷负扶持传”、“本支辉映传”、“护法内传”等即是。“荷负扶持”专为唐代会昌毁佛以迄五代离乱期间维持并发扬台宗义理的僧人们立传，他们因属非法智派，故只能算作中兴以前“荷负扶持”天台宗的功臣。“本支辉映”是指与法智同学于十六祖宝云的慈云所传下来的一派。至于反对法智的台宗人物及替本宗出过力的教外僧侣，当然也列入类传，即“扣击宗途传”和“护法外传”。借巧立传名以寓褒贬之意，创始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宗鉴这里显然也是受到了当时史学风气的影响。《释门正统》在“列传”前，还设立了“身土志”叙述佛教的宇宙观及佛法产生之经过；“弟子志”以“纪事本末”的方式叙释迦示寂以后佛教自印度以至中国的发展；“塔庙志”叙塔、庙建筑与佛教之关系；“护法志”专载有关弘法的文章和言论；“利生志”专载历代放生事迹；“顺俗志”叙各种虽不合天台宗教理，但因方便弘法，随顺俗缘所需而采用的宗教修持方法；“兴衰志”以编年史的方式叙中国佛教的兴衰；“斥伪志”载伪托佛教面貌活动的各种异教，如摩尼教、祆教、白莲教等。这八志包容了在“本纪”、“世家”、“载记”、“列传”里无法讲清的佛教史实。

　　宗鉴之后，又有另一天台宗僧人志磐撰成《佛祖统纪》五十四卷。他认为：《释门正统》“虽粗立体法，而义乖文秽”，“名位有颠错之谬”。志磐把中国祖师也一律立为“本纪”，“世家”则用以记载每一代祖师师弟们的事迹。志磐在“释迦本纪”中还阐述了天台宗独特发明的“五时八教”的义理，巧妙地造成了这套理论确由佛陀创立的印象。“五时八教”是天台宗的中心思想，这样一来无疑是更加强烈地标榜了天台宗的正统地位。《佛祖统纪》共有志九篇，是全书分量最大也最具特色的部分。“山家教典志”仿传统史学中的“经籍志”，载天台宗“山家派”和“山外派”着述；“净土立教志”和“诸宗立教志”，名虽为志，其实是传，专为天台宗以外佛教各宗派祖师和重要人物立传，标示他们都不是佛教正统；“三世出兴志”和“世界名体志”，内容类似《释门正统》的“身土志”，前者是叙佛教时间观，后者是叙佛教空间观，犹如传统史学中的“地理志”，不过它不但记载了此岸世界的地理，还描绘了想象中的彼岸世界的地理面貌，甚至还用图画描绘了佛经中的“天空”、“地狱”、“三千大千世界”的情形；“法门光显志”记佛教的种种掌故和制度，相当于传统史学中的“礼乐志”；“法运通塞志”用编年史的方法叙佛教兴衰流布的历史；“名文光教志”是专收历代大儒高僧论述天台宗的佛教文集；“历代会要志”分门别类地汇编了各种佛教史实。《佛祖统纪》还增设了“历代传教表”和“佛祖世系表”两个史表，前者“考诸祖之授受，叙奕世之禀承”，将自二祖北齐慧文以至十七祖北宋法智的传授过程简单地按年排列，以“述正统之由来”，使人们对天台源流较易获得印象。后者是将本纪、世家、传记所载人物以直线标示彼此传承关系，以使读者一目了然。《佛祖统纪》征引的内外典籍近二百种，包括大藏经典七十二种，天台教文二十一种，释门诸书二十四种，儒家诸书四十二种，道门诸书二十种，此外还有一些碑刻铭文。它不但是佛教通史著作中体例最完备，而且也是资料最广博、内容最丰富的一部作品。

　　(三)编年体。编年体是我国古代最早采用的史书体裁。但纪传体产生之后，它曾一度中衰。及至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才使编年体史书重新繁荣起来，相继出现了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清朝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和夏燮的《明通鉴》等编年体史书。同时，佛教史学也显然受到了《资治通鉴》的影响，出现了不少佛教编年史。先是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沙门祖琇撰《隆兴佛教编年通论》二十八卷，附录一卷。这是现存最古的佛教编年史。所记佛教史实，始自汉明帝，终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共八百九十三年。书里广泛采用了历代僧俗有关佛教的文章和佛教碑刻资料，并用碑刻来校正佛传记载，增加了是书的信实性。祖琇在编纂史实时注意保持叙事的完整性，往往把一个事件始末、一个人物事迹放在一起集中叙述，避免了编年史按时间顺序叙事，容易造成叙事支离破碎的弊病。《隆兴佛教编年通论》的特色在“论”，作者仿照《资治通鉴》里的“史臣曰”，在叙事时经常夹进自己的议论，褒贬人物，辨正史实以及对易被人们忽略的要点钩沉发微。诚如近人陈垣先生所言，这部书“编纂有法，叙论娴雅，不类俗僧所为”(见《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页)。重要的编年体佛教史书还有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本觉编集的《释氏通鉴》，全书十二卷，记载了周昭王甲寅始，至后周恭帝庚申一千九百三十年间佛教史实。是书采取每年必录的体例，有佛教事迹可记者则记之，无事可记也标出甲子、帝年。全书摭撷佛书五十九种，儒书四十四种，道书三种，凡引用史料皆注明出处。凡同一史实，有不同记载的则用注文比较抉择，辨析正误，如卷三考鸠摩罗什卒于姚秦弘始十五年(413年)，其注云：“《释教录》云：什公卒时，诸时不定，《高僧传》云：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卒。此不然也。准《成实论后记》云：弘始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出讫。准此十四年什仍未卒。又准僧肇《上秦主涅槃无名论表》云：肇在什公门下十有余载。若什四年出经，十一卒，始经八载，未满十年，云何乃言十有余载

　　而《释教录》亦不定其年月。因看《弘明集》云有僧肇《诔什法师》，以癸丑年四月十三日薨于大寺，故今以此为准。”这就以严谨的考证，纠正了《高僧传》的错误。后人在确定罗什的卒年时多因此说。有些事实，以往史籍说法不一，作者也不能判定，便在注中明言。如卷三虽定庐山慧远卒于晋义熙十一年(415年)，但作者认为这只是一家之言，便在注中说明：“《僧传》云：十二年终，又《弘明集》谢灵运诔文谓十三年终。三说未知孰是。”由此可见本觉编《释氏通鉴》的史法十分严谨。元代又有念常撰《佛祖历代通载》二十二卷。这部书的前几卷述二十八祖事悉抄《景德传灯录》，自汉明帝至五代这十余卷悉抄《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唯宋元两代是作者自撰，且笔法杂乱不堪。但其体例也有优点：用天干甲子纪年，以世俗历史为经，佛教历史为纬。不但对各种佛教史实，而且对佛教与社会政治、儒家道教的关系都给人以一个系统明晰的印象。照理佛教史应该以佛门之事为主线，但佛教史料远不如世俗史料丰富，若以佛史为经就很难用史家编年之法使儒道世道并见一书。因此，念常创此体例是经深思熟虑的。他在取舍史料时，不但略世事而详佛史，即使对于世俗历史也是详略有致。凡涉及与佛教关系的则详叙，如谢灵运以谋叛弃市事本来算不上重大历史事件，但因此事系“太守孟顗事佛精恳，为灵运所轻”，而种下祸根，因此书中记叙较详。对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则因与佛教无关，故只寥寥数语带过，可见念常编纂这部佛教编年史是始终把握了以佛教历史为记叙中心的。祖琇的另一部著作《佛运统纪》(已佚)、元代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和熙仲的《释氏资鉴》也是编年体的佛史。

　　(四)志乘体。佛教志乘体史书包括一地之志、一山之志和一寺之志。现存最早的佛教地志是北魏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五卷。洛阳自东汉明帝时建白马寺始，到晋永嘉年间有佛寺四十二所。北魏迁都到洛阳后，陡然大量增加起来，最盛时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后来到北魏孝静帝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以后，还余寺四百二十一所。是书所录主要是规模较大的寺庙，从城内开始，次及城外东、南、西、北，分为五卷，很有条理。所记内容包括寺庙地理位置、寺庙兴废、寺内布局、经像文物以及与寺庙有关的人物事迹。刘知几在《史通》中曾提到这部书体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子注。可惜现在的通行本子中文和注不分，久已失去原来面目。从刘知几起，历代史家对这本书的评价都很高。唐代的《大唐京寺录传》和明代的《吴都法乘》等都属此类佛教地志。佛教山志早期的有唐《古清凉传》，宋《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庐山传》和元代《补(普)陀洛伽山传》等。《古清凉传》的作者是慧祥，全书五卷，第一卷为“立名标化”，博引《水经注》、《括地志》、《华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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