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國佛教史學

　　佛教自漢末傳至中國，經曆了一個傳播、發展、繁榮、衰落的漫長過程。中國的佛教史學也隨著這個過程逐漸發展起來。中國古代史學十分發達，曆史記載的連續性、完整性以及記載形式的多樣化都是舉世無雙的。中國的佛教徒在這一悠久史學傳統的影響下，也陸續把中國的佛教曆史記錄下來，積累了卷帙浩繁、內容廣博的佛教史籍。在現存藏經中，包括傳記體、紀傳體、編年體、志乘體、類書體、目錄體及綱目體等各種體裁在內的佛教史籍就有百部之多。中國佛教的史學傳統不但在各國佛教史上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在中國史學史上也構成了一個重要的支脈。但是，以往的中國史學由于受到儒家正統觀念的影響，往往把佛教史學排斥在外，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傳統史學的一大缺陷。因此，中國佛教史學的研究，無論對中國佛教文化史，還是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來說，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領域。

　　一、中國佛教史學概述

　　中國佛教史學肇始于晉代。佛教自漢末傳來後，到晉代已獲相當發展。開始出現了許多傑出的僧人，他們翻譯佛經，創建寺院，製定儀規，授徒講學，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很大貢獻。後人爲了紀念他們的成就，便把這些僧人的生平事迹、宗教活動記載下來，這就出現了最早的佛教僧傳。這些僧傳便成爲中國佛教史學之濫觞。

　　晉代佛教史籍大多爲專記某一僧人行狀的專傳。如季□撰寫的《竺法乘贊傳》(見《高僧傳》卷四)，王珉的《高座別傳》(見《世說新語所引書目》)，竺法汰的《安法師傳》(見《世說新語所引書目》)，顧恺之的《竺法曠贊傳》(見《高僧傳》卷五)，唐泓的《道人善道開傳》(見《隋書·經籍志》卷二)和佚名的《安清別傳》(見《高僧傳》卷一)、《支法師傳》、《佛圖澄別傳》(均見《世說新語所引書目》)、《于法蘭別傳》(見《高僧傳》卷四)、《昙遇別傳》(見《名僧傳抄》)等。這種傳記篇幅較短，但記載細致詳盡，現在保存下來最完整的是東晉法顯的自傳《法顯傳》。這部傳記敘述了法顯以六十左右高齡，爲了自己的信念，奮不顧身，于隆安叁年(399年)從長安出發，穿越戈壁灘，逾蔥嶺之險，取道今印度河流域而入恒河流域，在佛教中心地摩揭提國都城留學叁年，學梵語梵文，抄寫經律，然後渡海，至斯裏蘭卡，又住兩年，續得經本，最後渡海東歸，幾經波折，于元興九年(413年)回到東晉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先後計有十五年之久。《法顯傳》就是法顯對于這一曆時十五年的長途而艱巨的旅行的親筆記錄。它如實反映了公元五世紀初印度、斯裏蘭卡和西域各國的地理、風俗、文化藝術和佛教事迹。尤其是關于于阗、天竺、師子國等地大小乘的興衰、寺院建置、僧衆數量、人民的信仰等記載，更是研究這些地區古代曆史和佛教曆史的珍貴資料。

　　晉代佛教史學界在撰寫專傳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種把同類高僧放在一起記述的類傳。如竺法濟的《高逸沙門傳》和郗景興的《東山僧傳》(見《高僧傳序錄》)。但無論是專傳還是類傳都有局限性，它們所涉既不廣泛，所記亦不全面，都還只是個別的、分散的記載。于是，到了南北朝時代便出現了規模宏大的綜合性傳記。它幅度寬廣，時代綿長，人物衆多，卷帙宏大。梁天監年間，釋寶唱撰《名僧傳》。稍後，釋慧皎又撰《高僧傳》。從此開了佛教僧人總傳的先河，後來這種總傳在中國佛教史學史上幾乎取得了相當于“正史”的地位。

　　隋唐兩代是中國佛教的繁榮時期。這個時期佛教事業的突出成就是翻譯佛經和西行求法，同時也交織著佛教與儒、道兩家的鬥爭。因此，隋唐佛教史學同樣也反映了這一時期佛教的時代特點。佛經的翻譯至隋唐尤盛，朝廷設國立譯場，有傳梵、筆受、證義、證梵、綴文、字學、書手等精細分工。到唐末，大、小乘各宗經論基本已次第譯出。譯經既多，難免有同本異譯，僞造錯訛或失落譯人、譯地、譯經年代的現象，給研究者帶來困難。于是，目錄體佛教史書便應運而生。雖然，在隋唐以前也有過不少經錄，如朱士行的《漢錄》和竺法護的《衆經錄》(已佚)、僧佑的《出叁藏記集》等，但均不完善。隋代費長房《曆代叁寶記》十五卷，遂創立了後代目錄體佛書的體例。隋唐兩代所撰目錄體佛書現存的便有十余種之多。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多賴中亞及印度僧人來華傳譯佛經，往往篇章不備，或傳譯失真，日漸不能滿足需要，所以從曹魏朱士行始，産生了西行求法運動。這一運動在唐代玄奘自印度歸來後達到高潮。唐代佛教史學忠實地記錄了這一中國佛教史上的壯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大唐西域記》是玄奘在外遊曆十七年的記錄資料交給門徒辯機整理，最後由他親自審定的著作。這部書不但記載了玄奘艱苦卓絕的遊學事迹和享譽五天竺的輝煌成就，還翔實地介紹了他親曆的一百十個和傳聞的二十八個城邦、地區、國家的山川形勢、地理位置、曆史沿革、風土習俗、氣候物産、宗教信仰、文化語言、政治情況等。二十世紀英國曆史學家斯密司認爲：“對這一部著作無論評價多高也不會過分。”《南海寄歸內法傳》共四卷，是義淨西行印度求法歸途中，在南海室利佛逝托人帶回中國的一部著作。這部書雖以記述他在印度和南海各地所見聞的僧徒日常宗教生活方式爲主，但也連帶述及了佛教部派的傳播、寺院的製度和學風以及一般社會的風俗民情等，留下不少印度及南海一帶古代佛教史料。特別是對于印度當時佛教教育的方法和內容記載極詳，是佛教史上極爲珍貴的資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共兩卷，記載了有唐一代西行印度求法的高僧六十人的事迹。他們爲了自己的信念，奮不顧身，不憚遠征，在旅程中曆盡了困苦和危險。誠如義淨所述：他們“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爲客遑遑，停托無所，遂使流離蓬轉，牢居一處”。但是，這些留學僧人對佛教和中印文化的交流都作出了偉大的貢獻：他們不但把印度佛學帶回祖國，也把漢地的文明傳播出去了。這部書以義淨的親身感受，在比《法顯傳》、《大唐西域記》更廣闊的曆史層面上反映了西行求法運動。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代表中國本土文化的儒家和道家發生了沖突。在唐代，這種沖突更爲激烈，圍繞著“佛道先後”、“沙門應否禮拜王者和父母”等問題展開了持久的論戰。當時的佛教史學家就編撰了《辨正論》、《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集古今佛道論衡》、《廣弘明集》和《北山錄》等護教類史書，批斥儒家道教對佛教的毀謗、歪曲和批評，維護佛教的信仰和利益。《辨正論》八卷是太宗貞觀年間沙門法琳所著，全書分十二篇：一，“叁教治道篇”，論儒、道、佛叁家優劣，提出“儒以忠孝，道以道德，釋以慈悲爲立教之本，而釋教的慈悲範圍最廣”；二，“十代奉佛篇”，記六朝以來十代君臣敬信佛教的故實；二，“佛道先後篇”，辨正釋迦與老子出世先後，並考證《老子化胡經》爲道士杜撰；四，“釋老師資篇”，論證佛爲道之師；五，“十喻篇”和六，“九箴篇”都是針對道士李仲卿的《十異九迷論》爭辯佛道的高低優劣；七，“氣爲道平篇”，駁斥道教的虛妄；八，“信毀交報篇”，記信佛和毀佛的報應故事；九，“品藻衆書篇”，品評儒家典籍和佛教經論；十，“出道僞謬篇”，抨擊道教經典；十一，“曆代相承篇”，抨擊道教的天神、節日、法器、儀式、道經，揭發這些大多爲剽竊佛教之作；十二，“歸心有地篇”，引梁武帝的《舍道敕文》等說明佛教是歸心之地。法琳的《辨正論》廣征博引，是一部佛教史料十分豐富的著作。高宗朝，沙門彥琮因龍朔二年(662年)有诏令沙門跪拜君親，于是搜集自東晉成帝成康六年(340年)以來，迄龍朔二年十月爲止，曆代有關議論沙門是否應該跪拜君親的文獻故事一百零二則，撰成《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六卷，全書分爲叁篇：“故事篇”、“聖朝議不拜篇”和“聖朝議拜篇”，每篇分爲上下卷，篇末有作者評論性的“論曰”、“贊曰”，全書之末撰有《沙門不應拜俗總論》。道宣的《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專論東漢至唐初佛教與道教之間的論爭共叁十四則，主要圍繞佛道兩教的夷夏之爭、真僞之爭和地位先後之爭，書中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資料。唐憲宗元和年間又有沙門神清會通孔老之學和諸子之學闡發佛法，撰成《北山錄》十卷，史稱此書“博赅叁教，最爲南北鴻儒、名僧、高士所披玩焉”。可見它的影響之大。這類佛教護教類史書也構成了隋唐佛教史學的一種特色。

　　印度佛教在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不同學派，各有立義的宗旨和學說。這些學說傳入中國後，中國佛教徒又發揮了各自的見解，形成不同的傳承系統。到隋唐時期，由于寺院經濟高度發達，師徒傳承製度逐漸固定下來，便産生了具有組織定義的宗派，如天臺宗、叁論宗、法相宗、華嚴宗、淨土宗、禅宗等。對此，佛教史學也必然會有所反映。于是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宗派史也就應運而生。如天臺宗的《國清百錄》、《弘贊法華傳》、《法華經傳記》，禅宗的《楞伽師資記》、《傳法寶記》、《曆代法寶記》、《寶林傳》，華嚴宗的《華嚴經傳記》等。特別是反映一個宗派思想學術源流的經傳記，成爲佛教史學中很有特色的一種編纂體裁。在這些宗派中，禅宗的史學成就特別顯著。唐開元年間，杜胐撰《傳法寶記》一卷，記述了禅宗北宗傳世法系。北宗自神秀以下僅四傳，法脈遂絕。從此以後，天下禅宗皆出于南宗。《傳法寶記》便是北宗一派僅存的珍貴史書。《曆代法寶記》，又名《師資衆脈傳》，撰于唐大曆年間，作者姓氏已佚。這是一部記述禅宗南宗支派——保唐寺禅派(即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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