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一切存在都是因緣所生。過去的積累是因，現在的是果；現在的積累爲因，將來的爲果。因果重重，相續無盡，上溯過去無始，下推未來無終。宇宙本爲時空概念的組合，宇宙間一切事物無時無刻不是前後相續，刹那刹那變滅著的；一切現象的生起，都是由各種現象相互關聯所造成的，然後經過成、住、異、滅的四個階段，又孕育了新的生命。只要我們破除了法、我兩執，便能領會宇宙人生的真谛，達到“無我”的佛的境界。佛教的思想學說大致可以分爲“宗行”和“教義”。前者以傳說中的靈山法會、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立文字、不加言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心心相印爲宗旨，形成一種稱爲“教外別傳”的禅學系統。其實這就是運用直覺思維排除語言概念和邏輯思維，去獲取自我的內在體驗，使主體直接切入客體，完整地悟解把握客體。後者以“四谛”(苦、集、滅、道)爲中心說，包括“八正道”、“十二因緣”、“五蘊”等理論，並由此形成大、小乘。在釋迦牟尼之後，印度佛教學者馬鳴、龍樹、無著、世親等等提出中觀、唯識、真空、妙有等學說，豐富和發展了佛教哲理。在佛教創立之後，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複雜的理論體系，而且形成了主張平等、慈悲的道德倫理觀念；形成了規範信徒的宗教生活，激發信徒宗教情感的禮儀製度；形成了傳播和強化佛教思想的文學藝術。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佛教文化幾乎涵蓋了整個印度社會生活。

　　西漢末年，佛教從印度經中亞西域地區傳入中國內地。從此，中國佛教開始在印度佛教的母體裏孕育、誕生，最後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印度佛教諸佛諸菩薩，雖然仍爲中國佛教徒所頂禮膜拜，但他們的地位、形象和文化涵義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印度佛教裏，教主釋迦牟尼是至尊的信仰對象。小乘教派認爲成佛者僅限于釋迦一人，其他人不具佛性，也不能成佛。大乘教派雖然提倡叁世十方有無量無數的諸佛，如阿閦佛、阿彌陀佛、彌勒佛、藥師佛等，並且提出了菩薩的名稱，把它作爲成佛的准備。但他們仍把釋迦牟尼視爲全智全能的最高人格神。然而在中國，釋迦牟尼佛的實際地位卻降低了，阿彌陀佛和菩薩的地位顯著提高。尤其是觀世音菩薩成爲民間信仰的主要對象。每當人們遇到冤屈危難，哀哀無告時，總會不自覺地向天籲祈“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其實，在印度佛教裏，觀世音只是一個次要角色。梵文作“觀自在”，佛經上說他是西方極樂世界教主阿彌陀佛的大弟子。只因《法華經》裏有“苦惱衆生，一心稱名，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的說法，而被稱爲“觀世音”，並成爲中國人心目中最慈悲的理想人物。觀世音剛傳到中國時，還是一個年輕、英俊、聰明，強壯的白馬王子。由于他具有仁愛、慈祥、憐憫的品質，這些品質都是近于女性的，因而北朝以後，中國的觀世音菩薩就逐漸女性化了。

　　印度佛教有大小乘之分。從釋迦逝世後到龍樹出世爲小乘佛教時期，龍樹之後爲大乘佛教時期，最後爲密教時期。中國佛教是大乘佛教，這不僅因爲佛教傳入中國時正當印度大乘佛教興盛期，故最先流入中國的主要是大乘經典；更重要的還在于大乘佛教關于入世舍身，普渡衆生的主張契合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國人對佛教的選擇不但表現爲在大小乘之間選擇了大乘佛教，而且還表現爲對大乘經典本身的選擇。在印度，《大品般若經》、《中論》、《解深密經》和《瑜伽師地論》是大乘主要經典。但它們在中國佛教史上並不占重要地位。相反，在印度影響並不太大的一些經典，如《涅槃經》、《維摩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和《阿彌陀經》則在中國得到了廣泛傳播。而且以其中某些經典爲依據而分別創立的天臺、華嚴和淨土諸宗，還成爲中國佛教的主要宗派。印度佛教中的禅學在中國更是得到了創造性的發展。中國佛教徒繼承了印度佛教運用直覺思維追求終極目標、理想境界的方式，但又不止于此，而是進一步發展了以頓悟爲特征，重內證、重自覺的禅悟思維，以及形成了“無念爲宗”、“觸類是道”、“即事而真”、“文字禅”、“參話禅”、“默照禅”等參究方法。約從公元五世紀時，印度菩提達摩東來，經曆了達摩禅、東山法門、南宗禅，建立了帶有老莊化、玄學化的中國禅宗，成爲中國佛教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主流，並直接滲入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誠如近代佛學家太虛大師所說：“中國佛學特質在禅。”(《中國佛教》)中國佛教文化的這一特色集中地反映了中國人對印度佛教的吸收、改造和發展。

　　印度佛教經典是中國佛教理論的基本來源。從佛教傳入中國後的一千年間，翻譯佛經一直被當作最主要的事業。印度佛經除《陀羅尼經》外，全部譯成了漢語。佛教翻譯家們的態度非常認真，有一套嚴格的工作程序，許多經典往往一譯再譯，有的甚至重譯十次以上。據統計，漢譯佛經全部約一千五百部，近六千卷，完成了世界翻譯史上規模無比龐大的漢文《大藏經》。佛經的翻譯不僅是語言文字上的變化，也涉及某些思想內容的變化。在譯經過程中，中國的漢語特點、思維特點和傳統觀念直接影響到對印度佛教的理解與接受。爲了使中國人能看懂佛經，譯者不得不釆取中國固有的名詞、概念和術語，而導致原意的某些變異。同時譯者還往往運用選、刪、節、增和編譯等方法對佛經內容作出調整，使之和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相協調。印度佛教的本來面貌就此被消融于中國漢語的思維形式中。中國佛教徒不僅翻譯佛經。還編寫了諸如章疏、論注、經典、善書、史傳之類的各種佛教典籍。據統計這類著述共約六百部，近四千二百卷，它們構成了漢文《大藏經》的另一組成部分。可以說漢文《大藏經》是中國人用自己語言理解佛教的結果，也是中國佛教文化的象征。

　　印度佛教在釋迦逝世後分裂爲不同的派別，他們各自信奉的經典陸續傳到中國後，逐漸形成了各種教理和修持體系。後來，中國佛教徒爲了保護寺院經濟，仿效世俗社會的宗法製度，建立起了世代相傳僧侶“衣缽”的製度，這樣一來也就促成了中國佛教各個宗派的創立。這些宗派不但有其獨特的宗教理論和儀規製度，還有其獨立的寺院經濟和勢力範圍，有其自己的傳法世系，顯然已經完全不同于印度佛教原有的教理流派了。

　　印度佛教自釋迦牟尼建立第一個僧團組織起便開始産生了約束信徒行爲的各種戒律儀規。後來逐漸分化、演變、發展爲小乘的《十誦律》、《四分律》、《僧只律》和大乘的《菩薩戒》等律學流派。這些流派自叁國時代以後分別傳到中國。到了唐代，智首、道宣師徒以《四分律》爲准則並會通大乘創立律宗。從此中國佛教徒皆以此爲准繩，規範自己的宗教生活。唐代的義淨曾想把印度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儀照搬到中國來貫徹，並得到帝王支持。結果影響並不大，在他死後就寂寥無聞了。這是由于印度律藏條文極爲煩瑣苛細，動辄違律，難以止持，並和中國人的生活習尚多有不合。因此，必須加以綜合、分析、簡化，使它適合中國國情。智首、道宣正是進行了歸並刪繁的工作，因而能夠樹立千年不拔之基。此外，中國佛教還創設了許多特有的禮儀製度。如因天子誕辰、國忌日、求雨免災而舉行的法會、供養齋會等。中國的佛教文學藝術空前繁榮，在詩歌、繪畫、雕塑、建築、音樂等衆多方面都取得了傑出成就，強化和擴展了佛教在中國社會的傳播和影響。這些成就本身也是印度佛教文學藝術和中國民族文學藝術融合的産物。

　　總之，中國佛教的淵源雖然應該追溯到印度佛教，它們之間有著相當密切的親子關系。但中國佛教顯然已經不再是原來的印度佛教了。研究中國佛教文化，雖然不能割斷它與印度佛教文化的聯系，但著眼點還是應該放在揭示它的民族特色上。

　　叁、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

　　佛教最初作爲一種外來文化傳入中國以後，與中國本土文化的主體——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相接觸，經曆了一個由依附、沖突到互相融合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佛教中國化又是與中國佛教化同時進行的。佛教所以能夠爲中國傳統文化所接納，不但是由于中華民族具有對外來文化兼容並包的恢廓胸懷，也是因爲佛教文化本身內涵豐富，具有中國文化所缺乏的特定內容，可以對中國傳統文化發揮補充作用。實際上，它也確實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文化遺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了極其重要的地位。

　　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開始時是依附于中國的本土文化，才得以流傳，並發生影響的。最初，人們只是把佛教看作是道家的一支，謂“道有九十六種，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理惑論》)其實，這並不完全是出于當時人的無知，而是與最初來中國傳教的外國僧人附會黃老方術，注重用種種“神通”吸引信徒的做法有關。他們有的能解鳥語，有的能使缽中生蓮花，有的能預知海舶從印度馳赴中國。故時人稱佛教爲“佛道”、“道術”。不但如此，早期佛教徒還在譯經時攀附道家學說。如安世高譯《佛說大安般守意經》，把細數出入氣息、防止心意散亂的“安般守意”禅解釋成“安爲清，般爲淨，守爲無，意名爲，是清淨無爲也”。支謙把《般若道行品經》譯爲《大明度無極經》。“大明”、“無極”取于《老子》的“知常曰明”和“複歸于無極”。這種不合佛教學說原意的牽強附會，只是爲了便于自身流傳，以致當時人多以黃老之道去理解佛教宗旨。

　　佛教對儒家文化更是一種依附關系。叁國時代，南方吳國有個國君叫孫皓，起初想在國內禁絕佛教，拆毀寺廟。當時有個高僧康僧會便進宮向他宣傳佛法。孫皓問：“佛教宣揚的因果報應有什麼根據呢

　　”康僧會答道：“《周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既是儒家經典上的格言，也是佛教闡明的道理，所以佛教認爲行惡則有地獄長…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一章 緒論：中國佛教文化論綱》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