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一切存在都是因缘所生。过去的积累是因，现在的是果；现在的积累为因，将来的为果。因果重重，相续无尽，上溯过去无始，下推未来无终。宇宙本为时空概念的组合，宇宙间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是前后相续，刹那刹那变灭着的；一切现象的生起，都是由各种现象相互关联所造成的，然后经过成、住、异、灭的四个阶段，又孕育了新的生命。只要我们破除了法、我两执，便能领会宇宙人生的真谛，达到“无我”的佛的境界。佛教的思想学说大致可以分为“宗行”和“教义”。前者以传说中的灵山法会、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不立文字、不加言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心心相印为宗旨，形成一种称为“教外别传”的禅学系统。其实这就是运用直觉思维排除语言概念和逻辑思维，去获取自我的内在体验，使主体直接切入客体，完整地悟解把握客体。后者以“四谛”(苦、集、灭、道)为中心说，包括“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等理论，并由此形成大、小乘。在释迦牟尼之后，印度佛教学者马鸣、龙树、无著、世亲等等提出中观、唯识、真空、妙有等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佛教哲理。在佛教创立之后，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复杂的理论体系，而且形成了主张平等、慈悲的道德伦理观念；形成了规范信徒的宗教生活，激发信徒宗教情感的礼仪制度；形成了传播和强化佛教思想的文学艺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文化几乎涵盖了整个印度社会生活。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中亚西域地区传入中国内地。从此，中国佛教开始在印度佛教的母体里孕育、诞生，最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印度佛教诸佛诸菩萨，虽然仍为中国佛教徒所顶礼膜拜，但他们的地位、形象和文化涵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印度佛教里，教主释迦牟尼是至尊的信仰对象。小乘教派认为成佛者仅限于释迦一人，其他人不具佛性，也不能成佛。大乘教派虽然提倡三世十方有无量无数的诸佛，如阿閦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药师佛等，并且提出了菩萨的名称，把它作为成佛的准备。但他们仍把释迦牟尼视为全智全能的最高人格神。然而在中国，释迦牟尼佛的实际地位却降低了，阿弥陀佛和菩萨的地位显着提高。尤其是观世音菩萨成为民间信仰的主要对象。每当人们遇到冤屈危难，哀哀无告时，总会不自觉地向天吁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其实，在印度佛教里，观世音只是一个次要角色。梵文作“观自在”，佛经上说他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大弟子。只因《法华经》里有“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的说法，而被称为“观世音”，并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慈悲的理想人物。观世音刚传到中国时，还是一个年轻、英俊、聪明，强壮的白马王子。由于他具有仁爱、慈祥、怜悯的品质，这些品质都是近于女性的，因而北朝以后，中国的观世音菩萨就逐渐女性化了。
印度佛教有大小乘之分。从释迦逝世后到龙树出世为小乘佛教时期，龙树之后为大乘佛教时期，最后为密教时期。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这不仅因为佛教传入中国时正当印度大乘佛教兴盛期，故最先流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经典；更重要的还在于大乘佛教关于入世舍身，普渡众生的主张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对佛教的选择不但表现为在大小乘之间选择了大乘佛教，而且还表现为对大乘经典本身的选择。在印度，《大品般若经》、《中论》、《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是大乘主要经典。但它们在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相反，在印度影响并不太大的一些经典，如《涅槃经》、《维摩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和《阿弥陀经》则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以其中某些经典为依据而分别创立的天台、华严和净土诸宗，还成为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印度佛教中的禅学在中国更是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中国佛教徒继承了印度佛教运用直觉思维追求终极目标、理想境界的方式，但又不止于此，而是进一步发展了以顿悟为特征，重内证、重自觉的禅悟思维，以及形成了“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事而真”、“文字禅”、“参话禅”、“默照禅”等参究方法。约从公元五世纪时，印度菩提达摩东来，经历了达摩禅、东山法门、南宗禅，建立了带有老庄化、玄学化的中国禅宗，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主流，并直接渗入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诚如近代佛学家太虚大师所说：“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中国佛教》)中国佛教文化的这一特色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吸收、改造和发展。
印度佛教经典是中国佛教理论的基本来源。从佛教传入中国后的一千年间，翻译佛经一直被当作最主要的事业。印度佛经除《陀罗尼经》外，全部译成了汉语。佛教翻译家们的态度非常认真，有一套严格的工作程序，许多经典往往一译再译，有的甚至重译十次以上。据统计，汉译佛经全部约一千五百部，近六千卷，完成了世界翻译史上规模无比庞大的汉文《大藏经》。佛经的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上的变化，也涉及某些思想内容的变化。在译经过程中，中国的汉语特点、思维特点和传统观念直接影响到对印度佛教的理解与接受。为了使中国人能看懂佛经，译者不得不釆取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和术语，而导致原意的某些变异。同时译者还往往运用选、删、节、增和编译等方法对佛经内容作出调整，使之和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相协调。印度佛教的本来面貌就此被消融于中国汉语的思维形式中。中国佛教徒不仅翻译佛经。还编写了诸如章疏、论注、经典、善书、史传之类的各种佛教典籍。据统计这类着述共约六百部，近四千二百卷，它们构成了汉文《大藏经》的另一组成部分。可以说汉文《大藏经》是中国人用自己语言理解佛教的结果，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象征。
印度佛教在释迦逝世后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他们各自信奉的经典陆续传到中国后，逐渐形成了各种教理和修持体系。后来，中国佛教徒为了保护寺院经济，仿效世俗社会的宗法制度，建立起了世代相传僧侣“衣钵”的制度，这样一来也就促成了中国佛教各个宗派的创立。这些宗派不但有其独特的宗教理论和仪规制度，还有其独立的寺院经济和势力范围，有其自己的传法世系，显然已经完全不同于印度佛教原有的教理流派了。
印度佛教自释迦牟尼建立第一个僧团组织起便开始产生了约束信徒行为的各种戒律仪规。后来逐渐分化、演变、发展为小乘的《十诵律》、《四分律》、《僧只律》和大乘的《菩萨戒》等律学流派。这些流派自三国时代以后分别传到中国。到了唐代，智首、道宣师徒以《四分律》为准则并会通大乘创立律宗。从此中国佛教徒皆以此为准绳，规范自己的宗教生活。唐代的义净曾想把印度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律仪照搬到中国来贯彻，并得到帝王支持。结果影响并不大，在他死后就寂寥无闻了。这是由于印度律藏条文极为烦琐苛细，动辄违律，难以止持，并和中国人的生活习尚多有不合。因此，必须加以综合、分析、简化，使它适合中国国情。智首、道宣正是进行了归并删繁的工作，因而能够树立千年不拔之基。此外，中国佛教还创设了许多特有的礼仪制度。如因天子诞辰、国忌日、求雨免灾而举行的法会、供养斋会等。中国的佛教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在诗歌、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众多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强化和扩展了佛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这些成就本身也是印度佛教文学艺术和中国民族文学艺术融合的产物。
总之，中国佛教的渊源虽然应该追溯到印度佛教，它们之间有着相当密切的亲子关系。但中国佛教显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印度佛教了。研究中国佛教文化，虽然不能割断它与印度佛教文化的联系，但着眼点还是应该放在揭示它的民族特色上。
三、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佛教最初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道教文化相接触，经历了一个由依附、冲突到互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佛教中国化又是与中国佛教化同时进行的。佛教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文化所接纳，不但是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恢廓胸怀，也是因为佛教文化本身内涵丰富，具有中国文化所缺乏的特定内容，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发挥补充作用。实际上，它也确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开始时是依附于中国的本土文化，才得以流传，并发生影响的。最初，人们只是把佛教看作是道家的一支，谓“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理惑论》)其实，这并不完全是出于当时人的无知，而是与最初来中国传教的外国僧人附会黄老方术，注重用种种“神通”吸引信徒的做法有关。他们有的能解鸟语，有的能使钵中生莲花，有的能预知海舶从印度驰赴中国。故时人称佛教为“佛道”、“道术”。不但如此，早期佛教徒还在译经时攀附道家学说。如安世高译《佛说大安般守意经》，把细数出入气息、防止心意散乱的“安般守意”禅解释成“安为清，般为净，守为无，意名为，是清净无为也”。支谦把《般若道行品经》译为《大明度无极经》。“大明”、“无极”取于《老子》的“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这种不合佛教学说原意的牵强附会，只是为了便于自身流传，以致当时人多以黄老之道去理解佛教宗旨。
佛教对儒家文化更是一种依附关系。三国时代，南方吴国有个国君叫孙皓，起初想在国内禁绝佛教，拆毁寺庙。当时有个高僧康僧会便进宫向他宣传佛法。孙皓问：“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有什么根据呢
”康僧会答道：“《周易》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既是儒家经典上的格言，也是佛教阐明的道理，所以佛教认为行恶则有地狱长…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一章 绪论：中国佛教文化论纲》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