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

　　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称。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印度佛教经典就开始陆续被翻译成汉文。从东汉到唐代，翻译佛经一直被中国佛教徒当作最主要的事业，其间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国立译场。译出的各种佛典近六千卷，形成了规模无比庞大的汉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解来翻译与撰述的佛教经典。它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汉文《大藏经》是一部全世界最丰富、最完备的佛教百科全书。它所代表的北传佛教和巴利文系统的南传佛教已经成为佛教两大主要系统。在佛教传世的二千年间，佛经流传经历了背诵、书写、刻印三个时代。在中国自汉至唐主要都靠写本流传，宋代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刻印《大藏经》。《大藏经》的翻译刻印和出版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促进了印刷、逻辑、语言、医学和各项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大藏经》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一、佛教文化宝库——《大藏经》

　　《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称，在隋唐以前也称“一切经”。“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原指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意思。“经”是借用中国儒家对其重要典籍的称名，取其能纵贯统摄佛教各种教义的意思。《大藏经》主要内容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三藏经》。“经藏”是佛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梵名“素呾缆”，又称之为“修多罗藏”。“律藏”是佛为他的信徒所制定的宗教生活规范，梵名“毗萘耶”，又称之为“毗尼藏”。论藏是佛弟子们解释经文和阐明经义的各种论述，梵名“阿毗达磨”，又称之为“阿毗昙藏”，或译“对法”，以言能够对观真理的无比胜智。经、律、论三藏又有大、小乘之别。小乘三藏以四部《阿含经》等为经藏，《四分》、《五分》、《十诵》律等为律藏，《六足》、《发智论》等为论藏。大乘三藏以《华严经》等为经藏，《梵网经》等为律藏，《中论》、《百论》等为论藏。小乘三藏因重在自我解脱成道，故又称“声闻藏”。大乘三藏因主张自觉觉他方为觉行圆满，故又称“菩萨藏”。此外，尚有显密教三藏之分。显教三藏如上所述。密教三藏则有藏传佛教奉行的经、律、论和日本东寺所译东密《大毗庐遮那金刚顶经》等，《苏婆呼经根本部律》等，《菩提心》、《摩诃衍论》等。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前宣传佛法全凭口授身传。直到他逝世时并没有给其弟子留下任何经典著作。后来其弟子为避免佛教教义日久散失，并防止其他“外道”异说渗入佛法，于是由其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比丘在王舍城外的七叶窟举行会议。用共同记忆并诵读的方式，将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言论追记下来，形成了最初的佛教经典。据说当时由多闻第一的阿难比丘诵出经藏，又由持戒第一的优婆离诵出律藏。但这些经典全是通过问答形式，编成简短语句，靠口头传诵，还没有文字记载。这次会议在佛教史上称为“第一次结集”。释迦牟尼逝世后的一百年，古印度东部跋耆族的僧侣提出了十条戒律的新主张。以耶舍为首的长老召集了七百比丘在毗舍离城集合解决戒律的疑问，宣布这十条戒律为非法。这在佛教史上被称为“第二次结集”。从此，佛教内部发生分裂。以耶舍为首的一派组成了“上座部”，跋耆族的僧侣则组成“大众部”。公元前273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印度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定佛教为国教，佛教因而日益兴盛。但同时也有“外道”思想冒伪、歪曲佛教教义。于是在阿育王支持下，上座部一千比丘在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阐发佛理，抨击异说，对《阿含经》进行了会诵和整理。自此以后具备了经、律、论三藏。释迦牟尼逝世约500年后，大月氏国王迦腻色迦召集五百比丘，在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举行“第四次结集”，这时已出现了用文字抄写的佛经。这些佛经，大部分抄写在贝树叶上，称做“贝叶经”。这四次结集，使释迦牟尼生前只言片语，通过他的弟子和信徒们的回忆、背诵、整理、加工和解释，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经典。但在靠背诵方式传教的过程中，常常发生分歧和部派间的斗争，对佛教教义出现了种种解释，佛经经典也愈益庞杂。

　　印度佛教经典最初有三种文本流传。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北印度的梵文文本。后来经西域传入中国汉地的佛经均为梵文文本，故被称为北传佛教。其次是由南印度方言几经演变而成的巴利文文本。后在锡兰、暹罗、缅甸等南方各国流传，形成南传佛教系统。中国云南傣族地区的佛教即系南传佛教。另有一种在印度西北地区通行的佉留文本，这种文字因梵文的复兴而被淘汰，佉留文本自然也就流失。中国汉地佛教经典最初并非全部由梵文原本直接译出，许多佛经是依据西域地区的康居文(粟特语)、于阗文(和阗语)、龟兹文(吐火罗语)佛经文本翻译，当时这些佛经被称为“胡本”。但一般译者皆重梵本而轻胡本。从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翻译佛经一直被中国佛教徒当作最主要的事业。经过一代又一代佛教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印度佛教经典几乎全部被译成汉文。中国佛教学者在翻译印度佛教经典的同时，还留下了许多自己撰写的佛教经典著作，包括章疏、论着、语录、史传、音义、目录、杂撰、纂集等。这些著作成为汉文《大藏经》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据近人吕澄先生统计，这类著作在汉文《大藏经》里占五百八十二部，四千一百七十二卷(见《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24—154页)。其中，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坛经》是唯一称为“经”、并流传后世成为中国佛教重要的经典著作。其他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僧肇的《肇论》，吉藏的《三论玄义》，智顗的《法华经玄义》、《摩诃止观》，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和《大乘法苑义林章》，智俨的《华严经搜玄记》，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金师子章》，湛然的《金刚錍》，宗密的《原人论》、《禅源诸诠集都序》，普济编的《五灯会元》，赜道编的《古尊宿语录》，延寿的《宗镜录》，契嵩的《辅教篇》，宗杲的《正法眼藏》等等，也都是重要的中国佛教名着。它们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也是把握中国佛教特色的关键。

　　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自汉至隋唐主要靠写本流传，唐以后转而进入刻经阶段。写经一般是卷子式。因佛经卷帙浩繁，需日积月累始能完成，故当时抄写经本极为不易，为佛教徒重要的三宝功德之一。社会上有专司写经的经生，寺院也专设珍藏经卷的经藏。不但民间盛行写经的风气，而且官方也时常组织大规模抄写经本的事业。据记载，北魏道武帝时就曾令写一切经。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年)曾敕令写众经一千四百三十三部，三千七百四十一卷。陈武帝(557—559年)令写一切经十二藏，文帝(560—567年)也令写经五十藏，宣帝又令写经十二藏。同时，北魏孝武帝永熙年间(532—534年)也令写经四百二十七部，二千零五十三卷。北齐孝昭帝曾为他父亲写一切经十二藏，共三千八百四十七卷。北齐后主武平年间(570—575年)又写众经七百八十七部，二千三百三十四卷。到了隋代，隋文帝三次下诏，敕写一切经共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炀帝建宝台经藏，有新旧写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卷。隋代官写佛经规模空前，于是“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有唐一代依然写经不辍，贞观五年(631年)太宗令苑内崇德寺、宜兴寺为皇后书写藏经；九年(635年)又敕大总持寺僧智通、秘书郎褚遂良等写一切经七百三十九部，二千七百一十二卷。显庆四年(659年)，高宗令在西明寺写一切经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麟德元年(664年)又敕写一切经八百一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武后执政时，在万岁元年(695年)敕写经八百六十部，三千九百二十九卷。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敕写经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官方写经事业经安史之乱被迫停顿后，在德宗朝又重新恢复。德宗在位期间，曾三次大规模地组织抄写佛经，共三千六百四十八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二卷。这样的写经事业一直延续到南唐保大年间(943—957年)才结束。历代写经事业所费人力物力是惊人的，惜绝大多数的经卷皆毁于天灾人祸。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大量古代佛经写本，上起西晋元康年间(291—299年)，下迄宋代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数量甚为可观，堪称举世瑰宝。

　　中国的刻经事业可以追溯到北朝的石刻佛经。如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北武安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等，都是北齐时的作品，这些石经皆是依山而刻，称为摩崖石刻。隋代出现了大规模的石板刻经，其中尤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最为着名。隋代佛教徒中，经北朝灭佛运动打击，产生了一种“末法”思想，认为当时已进入了末法时代。为使佛法能够永远存在下去，他们开始把佛经刻在石板上以流传后人。当时云居寺僧静琬发愿将《一切经》刻在碑石之上，他在题刻中申明：“此经为未来佛□难时，拟充底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静琬刻经三十年不辍。他死后，历代有人续刻。自隋炀帝大业年间到明熹宗天启年间，历时千余年。共开凿藏经洞九个，藏石经板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上刻佛经一千余部，约三千五百多卷，这在中外石刻史上实为举世无双的奇迹。与此同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也为佛经的流传开辟了新途径。据记载，唐初曾有玄奘和尚大量刻印普贤菩萨像散施四方。1944年在成都发现龙池坊卞家刻印的《陀罗尼经》。现存最古的木刻佛经实物是咸通九年(86…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二章 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