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经》、《禅法要解经》、《禅要诃欲经》、《治禅病秘要经》、《迦叶仙人说医女人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佛说医喻经》和《五门禅经要用法》。宋代以后，虽然大规模的译经事业已经结束，但仍有一些医书陆续译出，如《耆婆脉经》、《耆婆六十四问》、《龙树眼论》《耆婆要用方》、《耆婆五脏论》等。这些佛教医书虽然掺杂了大量神秘主义的成分，但也包括了一些病理和治疗方法的研究成果。

　　佛教医学认为，人的身体是“四大”构成的。“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因此，一切疾病的根源也就在于“四大”不调。“初则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则水大积，涕唾乖常；三则火大盛，头胸壮热；四则风大动，气息击冲”。他们把所有的疾病归纳成四百零四种，一大辄有一百零一种病症。对不同的病症应该用不同的方法治疗，“身禀四大，性各不同；因以治之，症候非一，冷热风损，疾生不同”。同样的疾病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症候程度都会有不同，所以要辨症施治，不能照搬照套同样的治疗方法。随着印度佛教医书的传入，佛教的医学理论对中医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里写道：“凡风病有四百四种。总而言之，不出五种，即是六脏所摄，一曰黄风，二曰青风，三曰赤风，四曰白风，五曰黑风。……所谓五风，生五种虫，能害于人。”这是中医的五行学说与佛教四大学说的结合。唐朝孙思邈《千金方》也说：“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同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这也是佛教病理学说影响中医理论的佐证。因此，近人陈邦贤着《中国医学史》认为：“我国的医学，自秦以后，两晋至隋都混入道家的学说。到了唐宋的时候，医学之学说为之一变。考唐宋医学的变迁，实基于印度佛教的东渐。”

　　佛教医学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医疗实践方面也影响了中医。孙思邈《千金方》汲取了耆婆龙树的药方，从耆婆著作中吸收过来的方剂就有十多种，包括耆婆万病丸、耆婆治恶病方、耆婆汤、耆婆大士补益长生不老方等。这些方剂对急救特别有效。佛教医学治疗疾病的方法，除施用符咒祈祷外，主要用“绝食”疗法(又称“绝粒”)和遵医服药。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上说：“若觉四候乖舛，即以绝粒为先、纵令大渴，易进浆水。斯其极禁，或一日二日，或四朝五朝，以差为期，义无胶柱。”采用佛教医法治病，服药前还要面向东方念诵《服药咒》一遍。《新罗法师方》上曾记载其内容：“南无东方药师琉璃光佛、药王药上菩萨、耆婆医王、雪山童子，惠施阿竭，以疗病者；邪气消除，姜神扶助，五藏平和，六腑调顺，七十五脉自然通畅，四体强健，寿命延长，行住坐卧，诸无卫护，莎呵!”这种做法固然属于宗教信仰，但念诵时会使人产生联想，起到暗示作用，从而增强药物治病的效果。据传，龙树菩萨善治眼病，他的眼科著作《龙树眼论》对我国眼科学的发展颇多影响。他在这部书分析眼疾的原因是“过食五辛，多啖炙煿热物油腻之食，饮酒过度，房事无节，极目远视，数看日月，频挠心火，夜读细字，月下观书等”。其中指出的许多原因，在今天看来仍是很有道理的。我国古代用金针治疗眼疾的方法，又称拨下法，就是得自印度僧人。唐代诗人刘禹锡还专门写过一首诗《赠眼医婆罗门僧》：“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睹，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篾术，如何为发蒙。”可见当时士大夫对印度僧人医术的推崇。

　　佛教还运用禅定来治疗各种疾病。天台宗智顗大师的“禅定疗法”可以说是最具特色的佛教医疗方法之一。他在《摩诃止观》一书里把各种禅定疗法分为六类：第一类是“止”，专指意守身体上某一点的“系缘止”，包括系缘丹田、系缘足、系缘病痛处和止心于头顶等四法，谓意念守于身体不同部位会有不同疗效，比如说与足邻近的三里穴，守之可止痛；若不能除，移守足大拇趾横文。第二类是“气”，指“六字气”：“呵治肝，吹呼治心，嘘治肺，嘻治肾，呬治脾”。具体用法是安坐调息令柔和自然，然后对症造字，于呼气时“带想作气”，“于唇吻吐纳，转侧牙舌，徐详用心”。例如吹气去冷，应于吸时想象鼻内徐徐吸入温和之气，七遍而止，然后再专注于吹气。第三类是“息”，指调息、运气，包括上息、下息、焦息、满息、增长息、灭坏息、冷息、热息、冲息、持息、补息、和息等十二种息法，各治某类疾病。例如治疗痢疾，可系缘脐下，若患冷痢调热息入至脐下；患热痢调冷息入至脐下，病愈而止。第四类是“假想”，即观想，针对病症作不同观想，如治寒病观想火、治热病观想冰雪冷气等。此外还有“观心”和“方术”两大类，则与禅定疗法关系较疏。这种禅定疗法也为中国传统医学所吸收，发展成为气功疗法，直到今天仍为现代医学所应用。

　　4．工巧明与天文历算

　　工巧明包括天文历算和各种工艺技术。在古代世界，印度于天文历算方面颇为先进。随着佛经的传译，古印度的天文历算知识逐渐输入中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二章 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