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教因明对中国思想界发生的深远影响，因明已经成为“浩浩荡荡中国逻辑史长流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2．声明与汉语
印度佛教“五明”中的声明，即相当于语言学。可见，梵文作为拼音文字是特别重视声韵的。《通志·六书略》说：“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正是指出了梵汉语文性质的不同。中国文字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起来的，没有佛经的传译，就不可能有中国声韵学的形成和发展。故《六书略》又说：“切韵之学，自汉以前人皆不识，实自西域流入中土。”佛经传译对中国声韵学最重要的影响包括四声、反切、字母和等韵。
汉语声韵分为平上去入四声，起于南朝齐梁之间。按照近人陈寅恪的说法，其中平、上、去三声是依据和模拟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时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据印度人韦陀的《声明论》，其所谓声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音。韦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声：一曰Nda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atta。佛教输入中国，其信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的分别也随之而入。汉语的入声则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三声相区别。
反切是一种汉字注音方法，就是以两个汉字注一个汉字的音，分别取上一个字的声母和下一字的韵母合在一起就是所注的音。一般认为这种注音方法始于汉末。应劭注《汉书·地理志》已用“反切”，如“广汉郡梓潼”条注文称：“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浃反。”宋代郑樵、沈括、陈振孙，清代纪昀、姚鼐和近人赵荫棠等更进一步指出“反切法”是在梵文影响下产生的。唐代智广撰《悉昙字记》说：“其始曰悉昙而韵有六，长短两分，字十有二……声合韵而字异。”汉末以后正是梵文随佛经传译输入中国之时，学梵文者当然先知其拼音，“反切法”便是受梵文拼音的启发，利用两个汉字，按照“声合韵”的原理，注出无穷之字的读音。
在中国声韵学上，所谓字母是指声母，亦即“纽”的代表字。古代中国人对于字音的分析不甚注意。到六朝时，由于梵文的音理已为学者所熟悉，因此产生了“双声”、“叠韵”的名目。由于作诗押韵的需要，“韵”的研究较早就发达起来，有了成部的韵书。但对于“声”却没有经过系统研究，直到唐末才出现了“字母”。而这完全是受梵文的影响，必须归功于佛经的传译。《隋书·经籍志》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近人吴稚晖用佛经附录的十四类字母与《广韵》的十四声例法比照研究后，证明《广韵》的十四声即是仿照婆罗门书的十四音，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重新变换的结果。唐代和尚守温又在十四声例法基础上，依据《华严经》的字母(一说是依据《涅槃经》字母)，参照中国当时流行的语音，创制了三十个字母的汉语声母系统。敦煌莫高窟曾发现许多韵学残卷，其中有一个残卷录有守温的三十个字母：
唇音：不芳并明
舌音：端透定泥是舌头音 知彻澄日是舌上音
牙音：见溪群来疑等字是也
齿音：精清从是齿头音 审穿禅照是正齿音
喉音：晓是喉中音清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浊
这比较后来等韵表上所见的三十个字母缺少“非、敷、奉、微、床、娘”六类，这六类一般认为是宋代人所增添的。等韵就是音表，它是根据切韵的音素分析声、韵和中介元音等音素，以声为经，以韵为纬，纵横排列而成。等韵的产生也是源于佛经的传译。《通志·七音略》说：“七音之作，起自西域，流入诸夏，梵僧欲以其教传之天下，故为此书。”一般认为，等韵音表始自唐代。宋人陈澧说：“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但有反切，无所谓等韵。唐时僧徒依仿梵书，取中国三十六字，谓之字母。宋人用之以分中国反切，韵书为四等，然后有等韵之名。溯等韵之源，以为出于梵书可也。至谓反切为等韵，则不可也。反切在前，等韵在后也。”其实，等韵不过是进一步应用字母来讲明韵书上的反切罢了，是由切语之学所变而成的。中国古代声韵学，在审音方面，以等韵之学为最精细，但如果没有佛经传译，这一门学问也是不会产生的。
佛经的传译还给汉语带来了丰富的词汇和构词方法。在印度佛教瑜伽学说系统“五百位法”中，立有“文身、名身、句身”三种“不相应行法”。“三身”是对语言现象的归纳。“身”是汇集之义，“文身”指字母系统，“名身”指词汇，“句身”指句子系统。字母的组合(文身)形成音声，音声表达种种概念(名声)，通过概念的组合表达意见(句身)，这就是“三身”的内在联系(见《大智度论》卷四十八)。名身是“施设众名，显示诸有”的，但“以名呼法(事物)，法随名转，方有诸法种种差别，假名故有，是故诸法说为假名”(《大乘义章》卷一)，这就是说，词汇是标记种种事物概念的符号系统——假名。作为符号的名身，并不等于事物本身。佛教的“假名”说，揭示了名实的辩证关系。佛教词汇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即表达抽象概念的“表义名言”和表达具体事物的“显境名义”。它们不但有“随物合成”的本义，而且有“随事转用”的引申义。因此，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不但使许多普通词语佛教化，而且也使许多佛教词法普及化，给汉语语汇注入了许多新的成分。《大藏经》里诸如“希望”、“谴责”(《大般若经》)、“充足”、“消化”(《涅槃经》)、“享福”、“惬意”、“援助”(《五分律》)、“赞助”、“享受”、“评论”(《佛本行集经》)、“储蓄”、“厌恶”(《俱舍论》)、“控告”、“傲慢”、“机会”(《大智度论》)等佛教词汇逐渐为人们习用，并一直沿用至今。同时，佛教词汇的构词方法也给古老的汉语带来了新的活力。佛教“六离合释”分析了五种构词方法：一、持业释从体用关系构词，如“藏识”，识是藏之体，藏是识之用。二、依主释，从主从关系构词，如“眼根”，眼是主，根是从，由眼得根。三、有财释，从所具内涵构词，如“觉者”，觉为者之“财”(内涵)。四、相违释，从联合关系构词，如“微妙”、“神通”系由相同的同义词根构成，如“生灭”、“厌欣”系由相反的反义词根构成。五、带数释，从标数概括构词，如“三学”、“五蕴”等。这些构词方法运用到汉语里，产生了无数的新词汇，如“发电机”，机是体，发电是机的功用，即是运用“持业释”构成；“死亡”、“坚硬”、“东西(指物件)”、“大小(指尺寸)”，即是运用“相违释”构成。“三八作风”、“四项原则”即是运用“带数释”构成。
佛教译经事业的发达，还促进了辞书编撰的繁荣。汉文《大藏经》包括了许多外来的名词、概念和语汇，有的音译，有的意译，而且译者前后不一，其学问修养、梵汉语文程度、文字使用习惯不同，使译经的文字有相当差异。这都为一般阅读与理解带来困难，于是，许多佛教学者开始整理佛教词汇，系统研究其意义，编撰专门解决汉译佛经中翻译名词与一般语词音义的工具书。隋唐之后出现了许多佛教辞典，如唐代义净所编《梵唐千字文》，是我国最早的双语辞典；宋代法云所编《翻译名义集》，为佛教外来语的集大成者；此外还有宋代希麟所编《续一切经音义》和《华严经音义》等专经音义。而其中尤以玄应、慧琳两家的《一切经音义》最负盛名。它们都是依经卷和经卷中条目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注释。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全书二十五卷，所释佛经自《华严经》起到《顺正理论》止，共四百五十四部。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全书一百卷。所释佛经经卷，自《大般若经》起到《护命放生法》止，共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余卷，六十余万字，唐以前译成的经典差不多都赅括在内，内容丰富博大，可谓空前的杰作。书中收录和训释的词语，主要是佛教专用术语和佛经提到的印度风土、名物，也包括一部分汉语固有的词汇。特别是佛经中的音译名词是其注释重点，一般先正其音读，列举异译异名，辨正误译，再逐项列举其含义或描绘其性状、特征，叙述其故实等。辨正译名时，常举汉语或梵语的方音以说明之。玄应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包括了许多古文字、古音韵、古词汇资料，还保存了许多古文献佚书佚文，近人丁福保称之为“辑隋唐以前逸书之一大渊”。其价值、作用与意义远远超出佛教辞典范围，可以视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翻译史、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博物学史和古代汉语的百科辞典。
3．医方明与中医
佛教“五明”中的医方明，即古代印度医学。在《大藏经》里包括了许多治疗疾病的医书，它们随同佛教一起被介绍到中国。
三国魏明帝时，就有攘那跋陀罗和耶舍崛多两位印度和尚合译了《五明论》，其中包括了《医方明》。据《开元录》所载，从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共译出佛典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四千一百八十卷。在这些佛典中有许多涉及医学的内容，如《大宝积经》中就有论产科的一章，《维摩诘经》中说：“四大”所造之身是一切病灾的根源，在“律”和“论”部著作中也常涉及人体解剖和医疗方法。另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当时被译成汉文的佛教医书有《龙树菩萨药方》、《龙树菩萨和香法》、《龙树菩萨养性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婆罗门诸仙药方》、《释僧医针灸经》等十一种。可惜这些医书后来在战乱中全部散失。现在收录在《大藏经》里的佛教医书有二十一部：《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佛说奈女耆婆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佛说佛医经》、《佛说胞胎经》、《佛说佛治身经》、《佛说活意经》、《佛说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小儿经》、《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法门…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二章 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