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8年)王玠所刻《金刚经》一卷，扉页还有“祗树给孤独园”的佛像版画，刻镂甚为精美。可惜这一珍贵文物已流落到国外。

　　自宋代开始进入大规模刻印全部《大藏经》的阶段。第一部木刻《大藏经》是北宋太祖朝派张从信到成都刻印的蜀版《开宝藏》五千卷，它始刻于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竣工，历时十三年，刻板十三万块。全藏印本后来传到日本、高丽(朝鲜)和西夏，成为后来中外一切官私刻藏的范本。现仅存数卷残本。《开宝藏》印成后，手写佛经便逐渐减少。但官印《大藏经》主要是用于颁给国内名山大寺和赠送邻国友邦的，民间不易普及。于是私人刻印藏经风气日渐流行。从宋太祖开始，经元、明、清各代，朝野所刻大藏经共有十六次。每部藏经的刻板都在十万块以上，当时雕刻所费的工力实在是十分浩大的。因历时悠久，现在除清刻《龙藏》版本尚完整外，其他历代所刻大藏经的原版都不存在了，就是印造的藏经也成为稀世珍宝。到了近代，随着印刷术的进步，汉文《大藏经》多采用排印版本，国内印行的有上海频伽精舍1909—1913年刊印的《频伽藏》和1943年刊印的《普慧藏》(未完)。另有日本刊印的《弘教藏》(又称《缩刷藏》)，《卍字藏》、《卐续藏》和《大正藏》。在活字排印本前，日本自公元十三世纪起就开始刻印汉文《大藏经》。先后有《弘安藏》、《天海藏》、《黄蘖藏》。朝鲜刻印汉文《大藏经》的年代更早，在公元十一世纪高丽显宗朝即有原刻《高丽藏》，后因经板毁于战火，曾两度重刻。《高丽藏》多用蜀版，契丹版本对校勘正，故史料价值颇高。

　　中国少数民族刻经则有元刻西夏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包括理塘版、德格版、奈塘版、卓尼版、巴那克版、塔尔寺版、昌都版、永乐版、万历版、北京版、拉萨版等)，以翻译印度梵本为主，梵本所缺，则由汉文、于阗文中重译补足，分为《丹珠尔》(正藏)和《甘珠尔》(续藏)两部分。蒙文《大藏经》是公元十四世纪初译自藏文，并在西藏雕板印行的。满文《大藏经》译自蒙文和藏文，是在清乾隆年间雕成刊印的。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藏经也属北传佛教系统。

　　佛教经典在中国的流传，经过历代的翻译，以至汇集、编次才逐步形成完整系统的《大藏经》。最初，佛经传译并无一定计划、一定组织。而是译者能记诵什么就译什么，能得到什么就译什么。“值残出残，值全出全”，随意性很大。故时人记录所出佛经，也无法按内容分类，而只能按人、地和出经先后编排起来。随着译籍日富，部帙日增，不同译本也不断出现。抄写流传中失译、误传、伪托现象也时有发生，便需要“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开元释教录》卷一)，于是东晋时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分所录佛典为有译经论、失译经(指无译人、译时可考的佛经)、异经、疑经、注经及杂经。道安为经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当时还没有经、律、论的分类概念，只能按译经特征存、阙、真、伪来区分。南北朝时对佛经的整理编目逐渐趋于完备，不但考虑到佛典传译现状，而且兼及其内容性质。南朝宋末齐初的《众经别录》始分经、律、论。经类并依大小乘划分，疑经则另作专篇，标志着中国佛教徒开始对印度佛教的理论体系有了初步理解。梁代僧佑撰《出三藏记集》(简称《佑录》)是现存最早的藏经目录。“出”即翻译，“记集”即记载东汉至梁所译经、律、论三藏的状况。全书共十五卷，分缘记、名录、经序、列传等四部分。其中“名录”部分是通常意义上的目录。后三部则是基于译经史角度考虑而设置的；“缘记”是全书总序，“经序”载经律论译序和后记一百十篇，“列传”载译人传记二十三篇。反映了梁以前佛经翻译概况。这是一部富有创造性的著作，对后世经录体例有重要影响。同时，梁武帝还敕令僧绍撰《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宝唱撰《梁世众经目录》，开钦定佛经目录之先河。北朝得地利之便，印度、西域僧人来华必先入中原地区，故对印度佛教本来面貌更为清楚，对佛经分类编目也就更为精当。如北魏李廓撰《元魏众经目录》包括了当时已译末译经的目录，设“大乘未译经论目录”，是有梵本但尚未译出的佛典；设“有目未得经目录”。是便于征求佚亡的佛典。北齐沙门统法上撰《高齐众经目录》。共分杂藏录、修多罗录、毗尼录、阿毗昙录、别录、众经抄录、集录、人作录等八类，更为接近印度佛教习用分类体系，奠定了中国后世藏经编目基础。

　　隋唐两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时期，译经事业达到了登峰造极地步，对佛经的整理编目臻于成熟。这一时期编撰的许多经录，体例完善、分类细致、组织周密、包含广泛，如隋开皇十四年(594年)，文帝命法经等撰《大隋众经目录》(简称《法经录》)，全书七卷，分九录四十二分，将佛典内容和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一级类目的五个大类中，大、小乘是按所录佛典的内容性质区分，而抄录、传记、着述三集则是以佛典外在形式为标准，收录的是无法收入大、小乘之列的佛典，使得所有佛典，均可纳于此目之中。后三个大类的二级类目，又按作者区分为西域圣贤和此方诸德，前两个大类的二级类目仍按佛典的内容性质区分为三藏，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藏经编目体系。三级类目则按佛典的传译现状区分为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六类，构成一个五大类、十二小类、三十六细目的较为严谨的编目体系。这个编目体系，从一级类目到三级类目，将内容分类和形式分类这两个不同的分类原则极为妥善地统一在一起。这个编目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印度佛教的整个体系已基本为中国僧侣所接受并能融会贯通，奠定了后来藏经编目的基础。同时，还有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简称《房录》)。全书十五卷，其中一卷“总序”；二卷“入藏目录”分大小乘，厘为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有译和失译两项。与印度佛教三藏分类完全一致，汉文《大藏经》系统即自《房录》始；三卷“帝年”是最早的佛教年表；九卷“代录”以年代先后为次序，把译经目录和译人传记合而为一。有唐一代公私编撰藏经目录约有十七部之多，大多是在《法经录》体系之上补充完善。如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明佺等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智昇所撰《开元释教录》(简称《开元录》)。全书二十卷，分总录、别录两部，总录按年代先后总录群经，系模仿《佑录》、《房录》等，但考订、拣别功力很深。别录部分是其重点，对所有佛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分类，包括“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类及“大乘入藏录”、“小乘入藏录”，分类精详，颇多创造，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有译有本录”，其编目体系见下表(略)：在这个编目体系中，如大乘经单重合译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及五大部外诸重译经六类，大乘论分释经论、集义论两类，小乘经单重合译分根本四阿含、四阿含外诸重译经等六类，小乘律分正调伏藏、调伏藏眷属两类，小乘论分有部根本身足论及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杂阿含、余支派论两类，皆前所未有。《开元录》是中国古代佛教经录的最高成就，使古代汉文佛典的分类编目体系最终奠定。自宋太祖开宝四年始刻《大藏经》起，《开元录》所立“有译有本录”之下的编目体系一直成为后来中国所刻藏经分类编目的主流。

　　宋代以后在多次刻印《大藏经》的过程中，也对《开元录》奠定的中国古代佛典分类编目体系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如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令庆吉祥等撰《至元法宝勘同录》(简称《至元录》)，以藏文和汉文佛经目录进行对勘，并在大乘经下细分为显教大乘经和密教大乘经两类。显教大乘经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诸大乘经六类；密教大乘经细分为秘密陀罗尼经和轨仪念诵等经两部分。这个编目体系第一次给密教大乘经以应有的位置，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寂晓撰《大明释教汇目义门》)(简称《汇目义门》)，一反千余年来按宗乘性质和内容特点分类编目的原则，采用天台宗五时判教的顺序，分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着述八部，既不别大、小乘，也不分经、律、论。由于《汇目义门》分类不尽实用，永历八年(1654年)，智旭又撰《阅藏知津》。他恢复了过去的传统，分为经、律、论、杂四藏，又调整了《开元录》以来大乘经的排列次序，吸收《汇目义门》的某些特点，按天台宗五时判教顺序，形成汉文《大藏经》分类编目的又一个重要体系(见下表略)。后来日本《缩刷藏》即全抄其分类，《频伽藏》也取法于此。

　　二、中国佛经翻译史略

　　自印度佛教传入时起，中国本土就兴起了佛经翻译事业。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世高译经到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译场停顿，凡889年，计有知名译家192人，译出佛典一千三百三十三部，五千零八十一卷(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印度佛教大小乘之经、律、论三藏几乎全部被译成汉文。在这八百余年间，佛经翻译经历了从探索、兴盛到成熟的三个时期，中国的佛教翻译家们不但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从事译经，而且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断摸索总结翻译经验。特别是译场组织的建立，广罗才俊，严格分工，每出一经皆经多人证义考文、反复推究。故中国佛经翻译，不但其规模之大、卷帙之多、历时之久、人数之众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望尘莫及的，而且其译着义理之精确、条理之清晰、语言之流畅、文辞之雅贴也是无与伦比的。

　　1．探索时期：东汉至西晋

　　中国佛经翻译事业信而有征，当自东汉桓帝建和…

《中国佛教文化论稿 第二章 汉文《大藏经》与佛经翻译》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