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8年)王玠所刻《金剛經》一卷，扉頁還有“祗樹給孤獨園”的佛像版畫，刻镂甚爲精美。可惜這一珍貴文物已流落到國外。

　　自宋代開始進入大規模刻印全部《大藏經》的階段。第一部木刻《大藏經》是北宋太祖朝派張從信到成都刻印的蜀版《開寶藏》五千卷，它始刻于開寶四年(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竣工，曆時十叁年，刻板十叁萬塊。全藏印本後來傳到日本、高麗(朝鮮)和西夏，成爲後來中外一切官私刻藏的範本。現僅存數卷殘本。《開寶藏》印成後，手寫佛經便逐漸減少。但官印《大藏經》主要是用于頒給國內名山大寺和贈送鄰國友邦的，民間不易普及。于是私人刻印藏經風氣日漸流行。從宋太祖開始，經元、明、清各代，朝野所刻大藏經共有十六次。每部藏經的刻板都在十萬塊以上，當時雕刻所費的工力實在是十分浩大的。因曆時悠久，現在除清刻《龍藏》版本尚完整外，其他曆代所刻大藏經的原版都不存在了，就是印造的藏經也成爲稀世珍寶。到了近代，隨著印刷術的進步，漢文《大藏經》多采用排印版本，國內印行的有上海頻伽精舍1909—1913年刊印的《頻伽藏》和1943年刊印的《普慧藏》(未完)。另有日本刊印的《弘教藏》(又稱《縮刷藏》)，《卍字藏》、《卐續藏》和《大正藏》。在活字排印本前，日本自公元十叁世紀起就開始刻印漢文《大藏經》。先後有《弘安藏》、《天海藏》、《黃蘖藏》。朝鮮刻印漢文《大藏經》的年代更早，在公元十一世紀高麗顯宗朝即有原刻《高麗藏》，後因經板毀于戰火，曾兩度重刻。《高麗藏》多用蜀版，契丹版本對校勘正，故史料價值頗高。

　　中國少數民族刻經則有元刻西夏文《大藏經》、藏文《大藏經》(包括理塘版、德格版、奈塘版、卓尼版、巴那克版、塔爾寺版、昌都版、永樂版、萬曆版、北京版、拉薩版等)，以翻譯印度梵本爲主，梵本所缺，則由漢文、于阗文中重譯補足，分爲《丹珠爾》(正藏)和《甘珠爾》(續藏)兩部分。蒙文《大藏經》是公元十四世紀初譯自藏文，並在西藏雕板印行的。滿文《大藏經》譯自蒙文和藏文，是在清乾隆年間雕成刊印的。這些少數民族語言的藏經也屬北傳佛教系統。

　　佛教經典在中國的流傳，經過曆代的翻譯，以至彙集、編次才逐步形成完整系統的《大藏經》。最初，佛經傳譯並無一定計劃、一定組織。而是譯者能記誦什麼就譯什麼，能得到什麼就譯什麼。“值殘出殘，值全出全”，隨意性很大。故時人記錄所出佛經，也無法按內容分類，而只能按人、地和出經先後編排起來。隨著譯籍日富，部帙日增，不同譯本也不斷出現。抄寫流傳中失譯、誤傳、僞托現象也時有發生，便需要“別真僞，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開元釋教錄》卷一)，于是東晉時道安撰《綜理衆經目錄》(簡稱《安錄》)分所錄佛典爲有譯經論、失譯經(指無譯人、譯時可考的佛經)、異經、疑經、注經及雜經。道安爲經錄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當時還沒有經、律、論的分類概念，只能按譯經特征存、阙、真、僞來區分。南北朝時對佛經的整理編目逐漸趨于完備，不但考慮到佛典傳譯現狀，而且兼及其內容性質。南朝宋末齊初的《衆經別錄》始分經、律、論。經類並依大小乘劃分，疑經則另作專篇，標志著中國佛教徒開始對印度佛教的理論體系有了初步理解。梁代僧佑撰《出叁藏記集》(簡稱《佑錄》)是現存最早的藏經目錄。“出”即翻譯，“記集”即記載東漢至梁所譯經、律、論叁藏的狀況。全書共十五卷，分緣記、名錄、經序、列傳等四部分。其中“名錄”部分是通常意義上的目錄。後叁部則是基于譯經史角度考慮而設置的；“緣記”是全書總序，“經序”載經律論譯序和後記一百十篇，“列傳”載譯人傳記二十叁篇。反映了梁以前佛經翻譯概況。這是一部富有創造性的著作，對後世經錄體例有重要影響。同時，梁武帝還敕令僧紹撰《華林佛殿衆經目錄》，寶唱撰《梁世衆經目錄》，開欽定佛經目錄之先河。北朝得地利之便，印度、西域僧人來華必先入中原地區，故對印度佛教本來面貌更爲清楚，對佛經分類編目也就更爲精當。如北魏李廓撰《元魏衆經目錄》包括了當時已譯末譯經的目錄，設“大乘未譯經論目錄”，是有梵本但尚未譯出的佛典；設“有目未得經目錄”。是便于征求佚亡的佛典。北齊沙門統法上撰《高齊衆經目錄》。共分雜藏錄、修多羅錄、毗尼錄、阿毗昙錄、別錄、衆經抄錄、集錄、人作錄等八類，更爲接近印度佛教習用分類體系，奠定了中國後世藏經編目基礎。

　　隋唐兩代是中國佛教的繁榮時期，譯經事業達到了登峰造極地步，對佛經的整理編目臻于成熟。這一時期編撰的許多經錄，體例完善、分類細致、組織周密、包含廣泛，如隋開皇十四年(594年)，文帝命法經等撰《大隋衆經目錄》(簡稱《法經錄》)，全書七卷，分九錄四十二分，將佛典內容和形式有機地統一起來，一級類目的五個大類中，大、小乘是按所錄佛典的內容性質區分，而抄錄、傳記、著述叁集則是以佛典外在形式爲標准，收錄的是無法收入大、小乘之列的佛典，使得所有佛典，均可納于此目之中。後叁個大類的二級類目，又按作者區分爲西域聖賢和此方諸德，前兩個大類的二級類目仍按佛典的內容性質區分爲叁藏，形成一個有內在聯系的藏經編目體系。叁級類目則按佛典的傳譯現狀區分爲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僞妄六類，構成一個五大類、十二小類、叁十六細目的較爲嚴謹的編目體系。這個編目體系，從一級類目到叁級類目，將內容分類和形式分類這兩個不同的分類原則極爲妥善地統一在一起。這個編目體系的産生標志著印度佛教的整個體系已基本爲中國僧侶所接受並能融會貫通，奠定了後來藏經編目的基礎。同時，還有費長房撰《曆代叁寶記》(簡稱《房錄》)。全書十五卷，其中一卷“總序”；二卷“入藏目錄”分大小乘，厘爲經、律、論叁類，每類又分有譯和失譯兩項。與印度佛教叁藏分類完全一致，漢文《大藏經》系統即自《房錄》始；叁卷“帝年”是最早的佛教年表；九卷“代錄”以年代先後爲次序，把譯經目錄和譯人傳記合而爲一。有唐一代公私編撰藏經目錄約有十七部之多，大多是在《法經錄》體系之上補充完善。如道宣的《大唐內典錄》、明佺等的《大周刊定衆經目錄》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智昇所撰《開元釋教錄》(簡稱《開元錄》)。全書二十卷，分總錄、別錄兩部，總錄按年代先後總錄群經，系模仿《佑錄》、《房錄》等，但考訂、揀別功力很深。別錄部分是其重點，對所有佛典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分類，包括“有譯有本錄”、“有譯無本錄”、“支派別行錄”、“刪略繁重錄”、“補阙拾遺錄”、“疑惑再詳錄”、“僞妄亂真錄”等七類及“大乘入藏錄”、“小乘入藏錄”，分類精詳，頗多創造，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有譯有本錄”，其編目體系見下表(略)：在這個編目體系中，如大乘經單重合譯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及五大部外諸重譯經六類，大乘論分釋經論、集義論兩類，小乘經單重合譯分根本四阿含、四阿含外諸重譯經等六類，小乘律分正調伏藏、調伏藏眷屬兩類，小乘論分有部根本身足論及長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雜阿含、余支派論兩類，皆前所未有。《開元錄》是中國古代佛教經錄的最高成就，使古代漢文佛典的分類編目體系最終奠定。自宋太祖開寶四年始刻《大藏經》起，《開元錄》所立“有譯有本錄”之下的編目體系一直成爲後來中國所刻藏經分類編目的主流。

　　宋代以後在多次刻印《大藏經》的過程中，也對《開元錄》奠定的中國古代佛典分類編目體系進行了改革和調整。如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令慶吉祥等撰《至元法寶勘同錄》(簡稱《至元錄》)，以藏文和漢文佛經目錄進行對勘，並在大乘經下細分爲顯教大乘經和密教大乘經兩類。顯教大乘經分爲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諸大乘經六類；密教大乘經細分爲秘密陀羅尼經和軌儀念誦等經兩部分。這個編目體系第一次給密教大乘經以應有的位置，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寂曉撰《大明釋教彙目義門》)(簡稱《彙目義門》)，一反千余年來按宗乘性質和內容特點分類編目的原則，采用天臺宗五時判教的順序，分爲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陀羅尼、聖賢著述八部，既不別大、小乘，也不分經、律、論。由于《彙目義門》分類不盡實用，永曆八年(1654年)，智旭又撰《閱藏知津》。他恢複了過去的傳統，分爲經、律、論、雜四藏，又調整了《開元錄》以來大乘經的排列次序，吸收《彙目義門》的某些特點，按天臺宗五時判教順序，形成漢文《大藏經》分類編目的又一個重要體系(見下表略)。後來日本《縮刷藏》即全抄其分類，《頻伽藏》也取法于此。

　　二、中國佛經翻譯史略

　　自印度佛教傳入時起，中國本土就興起了佛經翻譯事業。從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世高譯經到北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譯場停頓，凡889年，計有知名譯家192人，譯出佛典一千叁百叁十叁部，五千零八十一卷(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印度佛教大小乘之經、律、論叁藏幾乎全部被譯成漢文。在這八百余年間，佛經翻譯經曆了從探索、興盛到成熟的叁個時期，中國的佛教翻譯家們不但夙興夜寐、孜孜不倦地從事譯經，而且一絲不苟、精益求精，不斷摸索總結翻譯經驗。特別是譯場組織的建立，廣羅才俊，嚴格分工，每出一經皆經多人證義考文、反複推究。故中國佛經翻譯，不但其規模之大、卷帙之多、曆時之久、人數之衆是世界曆史上任何一個國家望塵莫及的，而且其譯著義理之精確、條理之清晰、語言之流暢、文辭之雅貼也是無與倫比的。

　　1．探索時期：東漢至西晉

　　中國佛經翻譯事業信而有征，當自東漢桓帝建和…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二章 漢文《大藏經》與佛經翻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