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漢文《大藏經》與佛經翻譯

　　大藏經是佛教經典的總稱。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印度佛教經典就開始陸續被翻譯成漢文。從東漢到唐代，翻譯佛經一直被中國佛教徒當作最主要的事業，其間還出現了大規模的國立譯場。譯出的各種佛典近六千卷，形成了規模無比龐大的漢文《大藏經》。漢文《大藏經》是中國人用自己的理解來翻譯與撰述的佛教經典。它是中國佛教文化的重要標志。漢文《大藏經》是一部全世界最豐富、最完備的佛教百科全書。它所代表的北傳佛教和巴利文系統的南傳佛教已經成爲佛教兩大主要系統。在佛教傳世的二千年間，佛經流傳經曆了背誦、書寫、刻印叁個時代。在中國自漢至唐主要都靠寫本流傳，宋代以後開始大規模地刻印《大藏經》。《大藏經》的翻譯刻印和出版對中國古代的文化事業産生了巨大影響，特別是促進了印刷、邏輯、語言、醫學和各項科學技術的發展。因此，《大藏經》也是中國文化的瑰寶。

　　一、佛教文化寶庫——《大藏經》

　　《大藏經》是佛教一切經典的總稱，在隋唐以前也稱“一切經”。“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譯，原指盛放東西的竹箧，有容納收藏的意思。“經”是借用中國儒家對其重要典籍的稱名，取其能縱貫統攝佛教各種教義的意思。《大藏經》主要內容由經、律、論叁部分組成，又稱《叁藏經》。“經藏”是佛爲指導弟子修行所說的理論，梵名“素呾纜”，又稱之爲“修多羅藏”。“律藏”是佛爲他的信徒所製定的宗教生活規範，梵名“毗萘耶”，又稱之爲“毗尼藏”。論藏是佛弟子們解釋經文和闡明經義的各種論述，梵名“阿毗達磨”，又稱之爲“阿毗昙藏”，或譯“對法”，以言能夠對觀真理的無比勝智。經、律、論叁藏又有大、小乘之別。小乘叁藏以四部《阿含經》等爲經藏，《四分》、《五分》、《十誦》律等爲律藏，《六足》、《發智論》等爲論藏。大乘叁藏以《華嚴經》等爲經藏，《梵網經》等爲律藏，《中論》、《百論》等爲論藏。小乘叁藏因重在自我解脫成道，故又稱“聲聞藏”。大乘叁藏因主張自覺覺他方爲覺行圓滿，故又稱“菩薩藏”。此外，尚有顯密教叁藏之分。顯教叁藏如上所述。密教叁藏則有藏傳佛教奉行的經、律、論和日本東寺所譯東密《大毗廬遮那金剛頂經》等，《蘇婆呼經根本部律》等，《菩提心》、《摩诃衍論》等。

　　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生前宣傳佛法全憑口授身傳。直到他逝世時並沒有給其弟子留下任何經典著作。後來其弟子爲避免佛教教義日久散失，並防止其他“外道”異說滲入佛法，于是由其大弟子迦葉召集五百比丘在王舍城外的七葉窟舉行會議。用共同記憶並誦讀的方式，將釋迦牟尼在世時的言論追記下來，形成了最初的佛教經典。據說當時由多聞第一的阿難比丘誦出經藏，又由持戒第一的優婆離誦出律藏。但這些經典全是通過問答形式，編成簡短語句，靠口頭傳誦，還沒有文字記載。這次會議在佛教史上稱爲“第一次結集”。釋迦牟尼逝世後的一百年，古印度東部跋耆族的僧侶提出了十條戒律的新主張。以耶舍爲首的長老召集了七百比丘在毗舍離城集合解決戒律的疑問，宣布這十條戒律爲非法。這在佛教史上被稱爲“第二次結集”。從此，佛教內部發生分裂。以耶舍爲首的一派組成了“上座部”，跋耆族的僧侶則組成“大衆部”。公元前273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印度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定佛教爲國教，佛教因而日益興盛。但同時也有“外道”思想冒僞、歪曲佛教教義。于是在阿育王支持下，上座部一千比丘在華氏城舉行“第叁次結集”，闡發佛理，抨擊異說，對《阿含經》進行了會誦和整理。自此以後具備了經、律、論叁藏。釋迦牟尼逝世約500年後，大月氏國王迦膩色迦召集五百比丘，在迦濕彌羅(今克什米爾)舉行“第四次結集”，這時已出現了用文字抄寫的佛經。這些佛經，大部分抄寫在貝樹葉上，稱做“貝葉經”。這四次結集，使釋迦牟尼生前只言片語，通過他的弟子和信徒們的回憶、背誦、整理、加工和解釋，逐漸形成了系統的經典。但在靠背誦方式傳教的過程中，常常發生分歧和部派間的鬥爭，對佛教教義出現了種種解釋，佛經經典也愈益龐雜。

　　印度佛教經典最初有叁種文本流傳。其中最爲普遍的是北印度的梵文文本。後來經西域傳入中國漢地的佛經均爲梵文文本，故被稱爲北傳佛教。其次是由南印度方言幾經演變而成的巴利文文本。後在錫蘭、暹羅、緬甸等南方各國流傳，形成南傳佛教系統。中國雲南傣族地區的佛教即系南傳佛教。另有一種在印度西北地區通行的佉留文本，這種文字因梵文的複興而被淘汰，佉留文本自然也就流失。中國漢地佛教經典最初並非全部由梵文原本直接譯出，許多佛經是依據西域地區的康居文(粟特語)、于阗文(和阗語)、龜茲文(吐火羅語)佛經文本翻譯，當時這些佛經被稱爲“胡本”。但一般譯者皆重梵本而輕胡本。從佛教傳入中國到唐代，翻譯佛經一直被中國佛教徒當作最主要的事業。經過一代又一代佛教學者前赴後繼的努力，印度佛教經典幾乎全部被譯成漢文。中國佛教學者在翻譯印度佛教經典的同時，還留下了許多自己撰寫的佛教經典著作，包括章疏、論著、語錄、史傳、音義、目錄、雜撰、纂集等。這些著作成爲漢文《大藏經》極爲重要的組成部分。據近人呂澄先生統計，這類著作在漢文《大藏經》裏占五百八十二部，四千一百七十二卷(見《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齊魯書社1980年版，第124—154頁)。其中，唐代禅宗六祖慧能的《壇經》是唯一稱爲“經”、並流傳後世成爲中國佛教重要的經典著作。其他如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叁報論》和《明報應論》，僧肇的《肇論》，吉藏的《叁論玄義》，智顗的《法華經玄義》、《摩诃止觀》，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疏》和《大乘法苑義林章》，智俨的《華嚴經搜玄記》，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華嚴金師子章》，湛然的《金剛錍》，宗密的《原人論》、《禅源諸诠集都序》，普濟編的《五燈會元》，赜道編的《古尊宿語錄》，延壽的《宗鏡錄》，契嵩的《輔教篇》，宗杲的《正法眼藏》等等，也都是重要的中國佛教名著。它們是佛教中國化的産物，也是把握中國佛教特色的關鍵。

　　佛經在中國的流傳，自漢至隋唐主要靠寫本流傳，唐以後轉而進入刻經階段。寫經一般是卷子式。因佛經卷帙浩繁，需日積月累始能完成，故當時抄寫經本極爲不易，爲佛教徒重要的叁寶功德之一。社會上有專司寫經的經生，寺院也專設珍藏經卷的經藏。不但民間盛行寫經的風氣，而且官方也時常組織大規模抄寫經本的事業。據記載，北魏道武帝時就曾令寫一切經。南朝梁武帝天監十七年(518年)曾敕令寫衆經一千四百叁十叁部，叁千七百四十一卷。陳武帝(557—559年)令寫一切經十二藏，文帝(560—567年)也令寫經五十藏，宣帝又令寫經十二藏。同時，北魏孝武帝永熙年間(532—534年)也令寫經四百二十七部，二千零五十叁卷。北齊孝昭帝曾爲他父親寫一切經十二藏，共叁千八百四十七卷。北齊後主武平年間(570—575年)又寫衆經七百八十七部，二千叁百叁十四卷。到了隋代，隋文帝叁次下诏，敕寫一切經共四十六藏，十叁萬二千零八十六卷。炀帝建寶臺經藏，有新舊寫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卷。隋代官寫佛經規模空前，于是“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有唐一代依然寫經不辍，貞觀五年(631年)太宗令苑內崇德寺、宜興寺爲皇後書寫藏經；九年(635年)又敕大總持寺僧智通、秘書郎褚遂良等寫一切經七百叁十九部，二千七百一十二卷。顯慶四年(659年)，高宗令在西明寺寫一切經八百部，叁千叁百六十一卷；麟德元年(664年)又敕寫一切經八百一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武後執政時，在萬歲元年(695年)敕寫經八百六十部，叁千九百二十九卷。玄宗開元十八年(730年)，敕寫經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官方寫經事業經安史之亂被迫停頓後，在德宗朝又重新恢複。德宗在位期間，曾叁次大規模地組織抄寫佛經，共叁千六百四十八部，一萬五千九百叁十二卷。這樣的寫經事業一直延續到南唐保大年間(943—957年)才結束。曆代寫經事業所費人力物力是驚人的，惜絕大多數的經卷皆毀于天災人禍。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敦煌石窟發現了大量古代佛經寫本，上起西晉元康年間(291—299年)，下迄宋代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年)，數量甚爲可觀，堪稱舉世瑰寶。

　　中國的刻經事業可以追溯到北朝的石刻佛經。如山東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河北武安北響堂山的《維摩诘經》等，都是北齊時的作品，這些石經皆是依山而刻，稱爲摩崖石刻。隋代出現了大規模的石板刻經，其中尤以北京房山雲居寺石刻佛經最爲著名。隋代佛教徒中，經北朝滅佛運動打擊，産生了一種“末法”思想，認爲當時已進入了末法時代。爲使佛法能夠永遠存在下去，他們開始把佛經刻在石板上以流傳後人。當時雲居寺僧靜琬發願將《一切經》刻在碑石之上，他在題刻中申明：“此經爲未來佛□難時，擬充底本，世若有經，願勿辄開。”靜琬刻經叁十年不辍。他死後，曆代有人續刻。自隋炀帝大業年間到明熹宗天啓年間，曆時千余年。共開鑿藏經洞九個，藏石經板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八塊。上刻佛經一千余部，約叁千五百多卷，這在中外石刻史上實爲舉世無雙的奇迹。與此同時，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也爲佛經的流傳開辟了新途徑。據記載，唐初曾有玄奘和尚大量刻印普賢菩薩像散施四方。1944年在成都發現龍池坊卞家刻印的《陀羅尼經》。現存最古的木刻佛經實物是鹹通九年(86…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 第二章 漢文《大藏經》與佛經翻譯》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