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現怎樣的一副面貌呢？
我們知道，中國佛教的宗派，如：俱舍、成實、叁論、唯識、真言等各宗，在唐中葉以後，已漸失傳，天臺、華嚴也失去了活力；只有禅、淨二宗成爲中國民衆信仰的兩大主流。而從北宋永明延壽(九0四——九七五)著《萬善同歸集》以來，禅、淨融合的主張，逐漸成爲中國近世佛教發展的思想趨向。到明末蓮池大師(一五叁五——一六一五)和澫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時，更發揚禅、淨融合的思想，而達到高峰。清末以來，因禅宗的沒落，不再被強調，淨土宗因而成了主要的法門(注一叁)。印光大師承襲的，就是這一最普遍化的佛教思想(注一四)。然而，在當時，淨土法門缺乏真正深刻作持的大師，在社會上趕經忏營生，反成了佛教的主要活動，招來知識份子的嚴重岐視(注一五)。于是，印光大師的發心出家，首先面對的，就是如何改革此不良風尚，而賦以淨土法門的新機。
一般而言，清末雖有唯識學的典籍，自日本帶回中國，並對民國以來的佛學研究，起重大的影響，但在研究上仍屬起步階段而已。事實上，唯識學的複興，即在日後，也限于知識份子中的流傳而已，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因此，傳統的佛教思想中，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和《阿彌陀經》等，還是大行其道(注一六)。
並且，近代的中國是多災多難的時潮，國勢衰微，人心思變、彷徨，要驟然提升佛學的義理層次，事實上不可能。這就是狄楚青等，何以辦《佛學叢報》時，會大力推薦印光大師的《文鈔》，並獲得社會巨大回響的原因(注一七)。
印光大師所以宏揚淨土法門，就是有見于清末戰亂，生靈塗炭，其他法門無法直接利濟群生，所以堅信唯有淨土法門才能適應于時代的需求。他說：
因茲天災人禍，屢屢降作，匪盜縱橫，民不聊生。憂世之王，(叔心)焉傷悲。(中略)發四宏誓願，與大菩提心，自行化他，共修淨業。以期一期報盡，徑生西方，親炙彌陀(計一八)。
民國以後，由于時局的擾攘依然沒有太大改善，渴求宗教的信仰，是社會廣大民衆的普遍呼聲，而印光大師的淨土思想，透過其《文鈔》的感人力量，遂使千千萬萬的信徒，在佛法中獲得慰藉。他也因而成了中國近代佛教史上，信衆最多，影響最深遠的高僧之一。
印光大師的一生事業，雖以淨土法門爲中心，但是他因早年受儒家思想的長期薰陶，對儒佛思想的會通，以及濟世的宏願，亦努力不懈，且有卓越的成就，所以他並非單純在寺院苦修的淨土行者而已。這也是許多知識份子，願意追隨他，以及使淨土法門在現今中國社會仍是有力的宗派之最大原因。
［注釋］注一：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略》，頁八。東華書局，一九八七年。
注二：孟森《明清史講義》，頁五九0——六0 二，裏仁書局，一九七二年。
注叁：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略》頁十——十一。
注四：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六八——六九。東初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注五：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七叁——七四。
注六：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七五——七九。
注七：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七五——七九。
注八：同右。
注九：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八O。
注一0：洪啓嵩、苦啓霖主編《楊仁山文集》，頁叁二，文殊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注一一：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七七。
注一二：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上冊，頁八0。
注一叁：江燦騰《臺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東方宗教討論會第二屆年會文，一九八七年九月。
注一四： 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七，頁四，大虛〈蓮宗十叁祖印光大師塔銘〉。
注一五：聖嚴譯《中國佛教史概說》，頁一七八，商務書局，一九七0 年。
注一六：洪啓嵩、黃啓霖主編《楊仁山文集》，頁二六。
注一七：《佛學業報》于民國元在十月出版，其中頗多佳作，借至民國叁年，即以費绌而止。參見蔣維喬《中國佛教史》卷四，現代大系二八冊，頁四六叁。
注一八：印光《印光大師全集》冊一，頁五九七——五九八，印光《佛法要論序》。
第叁章 印光大師的傳略與著作
第一節 印光大師的傳略
一、家庭背景
清鹹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十二日，印光大師誕生于陝西省東南部的郃陽縣，赤城東村的趙家。
印光大師的父親趙秉綱、母親張氏，都是在鄉裏爲人推敬的長者(注一)。他有二位兄長：大哥從龍、二哥樊龍。他排行老叁，學名紹伊，字子任。
從現存有限的資料來看，趙家只是薄有田産的農家，而非富裕的大地主。在叁個兄弟之中，老大從龍是飽讀詩書的知識份子，二哥樊龍可能較無讀書的天賦，所以要兼顧農事(注二)。趙家對排行第叁的印光大師，安排讓其長時間的追隨大哥讀書，七歲至十四歲，是在郃陽家中讀；十五歲至二十歲，是到長安讀。像這樣長期在一個兄長教誨下學習，可說相當奇特，我們不了解家庭中的這種安排，是基于什麼樣的考慮，但從印光大師日後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養和淵博的知識，可以斷定是相當有效的學習。印光大師一生安法，籍文字爲媒介者(其糸)多，其雄辯、流利，爲古今僧人所罕見，得力于家庭的長期培養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郃陽隔著黃河，東渡即到山西省，沿黃河南下，經朝邑縣，可至湩關(注叁)。在地理位置上，是古代政治和交通核心地區的範圍(注四)。出身在這樣環境中的耕讀家庭，追求科學的仕途功名，是很自然的。他的家庭爲他取的學名紹伊，就是寄望他能像郃陽縣在古代曾出過商朝的名相伊尹一樣。他年輕時，曾學韓、歐、程、朱辟佛，就是因長期接觸科學“官學”(注五)的儒老，所感染的風氣。我們可以推測：他的家庭是把希望放在他的功名上。否則他亦應和二哥一樣，在家幫忙農事，不可能長期任他在外讀書。傳統的中國農村，勞動力是很寶貴的，只有肩負扭轉家族命運的科學事業，才可能造就十數年都在讀書的印光大師的早年求學生涯。
但是，在兄長薰陶十數年下的印光大師，卻逐漸在思想上背離家族的期望，而選擇了出家的途徑。
爲什麼會有這樣重大的改變？他難道沒有經曆心理的轉折和沖突嗎？
據一九叁一年，他在回邵慧圓居士的書信中所言：
光乃犯二絕之苦惱子。二絕者，在家爲人子絕嗣。出家爲人徒亦絕嗣。此二紹也。言苦惱者，光本生處，讀書人，畢生不聞佛名，而只知韓歐程朱辟佛之說。群者奉爲圭臬，光更狂妄過彼百倍。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後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爲法(注六)。
這段話中，他提到“在家爲人子絕嗣”，是指他在廿一歲出家後，他既未結婚，留下子嗣，家中亦無延續香火者，一九二四年一外甥到普陀相訪，始知家門已絕戶(注七)。“出家爲人徒亦絕嗣”，是指他生平不收“出家眷屬”，就師門而言，亦是“絕嗣”。而苦惱者，是指早年辟佛。然最重要的一段話卻是“幸十余歲，厭厭多病，後方知前人所說不足爲法”，于是才有接受佛法而出家之舉。這件事，構成他的苦惱來源，可見心裏壓力之重。
不過，印光大師生過什麼病呢？他生下後六個月，即罹患急性結膜炎，幾乎喪明。後雖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視，久視即模糊不能見物(注八)。在印光大師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擾著他，這對終日必須與書本文字爲伍的讀書人而言，確是沈重的打擊。然而，是否有其他的疾病和原因呃？在現存的資料中，並未發現。我們只能根據“厭厭多病”一語，來解釋他出家的原因。
二、出家的經過
印光大師的出家，是在廿一歲(一八八一)，未征得家人同意，即私自到終南山、南五臺、、蓮花洞，投道純老和尚披剃出家。據大師自言：
先數年，吾兄在長安，不得其便。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吾兄在家，光在長安(家去長安四百二十裏)，遂于南五臺山出家(注九)。
但家中最反對印光大師出家的，就是長兄從龍。印光大師趁其不在長安，即私自出家，對于十數年來一直受其教誨的恩情和尊嚴而言，都是晴天霹雳般的背叛與難堪。因此，不滿叁個月，就被長兄找到，籍口須“回家辭母，再來修行”。印光大師明知這是借口，卻不容不歸。回到家，發現母親既未贊成，也未反對出家。反對的人，事實上是和他相處最久的大哥。他訓誡印光大師說：
誰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從今放下，否則定行痛責(注一0)。
其後從龍並逼印光大師應酬世俗，防他潛逃。勉強在家留了八十余日，一日因長兄探親，二哥守曬谷場，于是他取回僧服，又偷二百錢當路費，從家中逃出。奔回蓮華洞。猶恐長兄追至，不敢久留，一宿即去，一直行腳到湖北，挂單竹溪蓮華寺，任挑水打煤的苦役，供常住四十余人之用，日夜不休，遂得留單(注一一)。
此次離家，終身未再還鄉，或重睹家中骨肉血親。在他有生之年，僅于一八九一年，從北京托一同鄉帶回家信一封，卻全無消息。要再經過卅叁年，他才明白，家中骨肉早已不在世上了(注一二)。
他直到一九叁一年，七十一歲時，還提到此事說：
此事在光爲幸。以後來無喪先人之德者。即有過繼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孫也(注一叁)。
叁、紅螺山時期的潛心修持印光大師出家以後的生活事迹，明顯地反映出他對淨土法門的吸收、體驗和精進的過程。初期活動的範圍是在北方，而以紅螺山資福寺的道場爲最重要。其經過如下：印光大師在湖北蓮華寺留單期間，“和尚見師勤慎忠實，適庫頭有病，即令代理其職”，因此因緣，師于曬經時，偶讀殘本龍舒淨土文，益知淨土一法圓赅萬打，普攝群機(注一四)。對他日後宏揚淨土法門，有決定性的影響。
一八六二年，師廿二歲，師往陝西省興安縣雙溪寺，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師座下。戒期中繕爲事，悉由大師擔任。但眼疾即因而複發。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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