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现怎样的一副面貌呢？
我们知道，中国佛教的宗派，如：俱舍、成实、三论、唯识、真言等各宗，在唐中叶以后，已渐失传，天台、华严也失去了活力；只有禅、净二宗成为中国民众信仰的两大主流。而从北宋永明延寿(九0四——九七五)着《万善同归集》以来，禅、净融合的主张，逐渐成为中国近世佛教发展的思想趋向。到明末莲池大师(一五三五——一六一五)和澫益智旭(一五九九——一六五五)时，更发扬禅、净融合的思想，而达到高峰。清末以来，因禅宗的没落，不再被强调，净土宗因而成了主要的法门(注一三)。印光大师承袭的，就是这一最普遍化的佛教思想(注一四)。然而，在当时，净土法门缺乏真正深刻作持的大师，在社会上赶经忏营生，反成了佛教的主要活动，招来知识份子的严重岐视(注一五)。于是，印光大师的发心出家，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改革此不良风尚，而赋以净土法门的新机。
一般而言，清末虽有唯识学的典籍，自日本带回中国，并对民国以来的佛学研究，起重大的影响，但在研究上仍属起步阶段而已。事实上，唯识学的复兴，即在日后，也限于知识份子中的流传而已，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因此，传统的佛教思想中，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和《阿弥陀经》等，还是大行其道(注一六)。
并且，近代的中国是多灾多难的时潮，国势衰微，人心思变、彷徨，要骤然提升佛学的义理层次，事实上不可能。这就是狄楚青等，何以办《佛学丛报》时，会大力推荐印光大师的《文钞》，并获得社会巨大回响的原因(注一七)。
印光大师所以宏扬净土法门，就是有见于清末战乱，生灵涂炭，其他法门无法直接利济群生，所以坚信唯有净土法门才能适应于时代的需求。他说：
因兹天灾人祸，屡屡降作，匪盗纵横，民不聊生。忧世之王，(叔心)焉伤悲。(中略)发四宏誓愿，与大菩提心，自行化他，共修净业。以期一期报尽，径生西方，亲炙弥陀(计一八)。
民国以后，由于时局的扰攘依然没有太大改善，渴求宗教的信仰，是社会广大民众的普遍呼声，而印光大师的净土思想，透过其《文钞》的感人力量，遂使千千万万的信徒，在佛法中获得慰藉。他也因而成了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信众最多，影响最深远的高僧之一。
印光大师的一生事业，虽以净土法门为中心，但是他因早年受儒家思想的长期薰陶，对儒佛思想的会通，以及济世的宏愿，亦努力不懈，且有卓越的成就，所以他并非单纯在寺院苦修的净土行者而已。这也是许多知识份子，愿意追随他，以及使净土法门在现今中国社会仍是有力的宗派之最大原因。
［注释］注一：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略》，页八。东华书局，一九八七年。
注二：孟森《明清史讲义》，页五九0——六0 二，里仁书局，一九七二年。
注三：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略》页十——十一。
注四：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六八——六九。东初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注五：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七三——七四。
注六：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七五——七九。
注七：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七五——七九。
注八：同右。
注九：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八O。
注一0：洪启嵩、苦启霖主编《杨仁山文集》，页三二，文殊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注一一：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七七。
注一二：东初《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册，页八0。
注一三：江灿腾《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新动向》东方宗教讨论会第二届年会文，一九八七年九月。
注一四： 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七，页四，大虚〈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塔铭〉。
注一五：圣严译《中国佛教史概说》，页一七八，商务书局，一九七0 年。
注一六：洪启嵩、黄启霖主编《杨仁山文集》，页二六。
注一七：《佛学业报》于民国元在十月出版，其中颇多佳作，借至民国三年，即以费绌而止。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现代大系二八册，页四六三。
注一八：印光《印光大师全集》册一，页五九七——五九八，印光《佛法要论序》。
第三章 印光大师的传略与著作
第一节 印光大师的传略
一、家庭背景
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十二月十二日，印光大师诞生于陕西省东南部的郃阳县，赤城东村的赵家。
印光大师的父亲赵秉纲、母亲张氏，都是在乡里为人推敬的长者(注一)。他有二位兄长：大哥从龙、二哥樊龙。他排行老三，学名绍伊，字子任。
从现存有限的资料来看，赵家只是薄有田产的农家，而非富裕的大地主。在三个兄弟之中，老大从龙是饱读诗书的知识份子，二哥樊龙可能较无读书的天赋，所以要兼顾农事(注二)。赵家对排行第三的印光大师，安排让其长时间的追随大哥读书，七岁至十四岁，是在郃阳家中读；十五岁至二十岁，是到长安读。像这样长期在一个兄长教诲下学习，可说相当奇特，我们不了解家庭中的这种安排，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但从印光大师日后在著作中所流露的文字素养和渊博的知识，可以断定是相当有效的学习。印光大师一生安法，籍文字为媒介者(其糸)多，其雄辩、流利，为古今僧人所罕见，得力于家庭的长期培养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郃阳隔着黄河，东渡即到山西省，沿黄河南下，经朝邑县，可至湩关(注三)。在地理位置上，是古代政治和交通核心地区的范围(注四)。出身在这样环境中的耕读家庭，追求科学的仕途功名，是很自然的。他的家庭为他取的学名绍伊，就是寄望他能像郃阳县在古代曾出过商朝的名相伊尹一样。他年轻时，曾学韩、欧、程、朱辟佛，就是因长期接触科学“官学”(注五)的儒老，所感染的风气。我们可以推测：他的家庭是把希望放在他的功名上。否则他亦应和二哥一样，在家帮忙农事，不可能长期任他在外读书。传统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是很宝贵的，只有肩负扭转家族命运的科学事业，才可能造就十数年都在读书的印光大师的早年求学生涯。
但是，在兄长薰陶十数年下的印光大师，却逐渐在思想上背离家族的期望，而选择了出家的途径。
为什么会有这样重大的改变？他难道没有经历心理的转折和冲突吗？
据一九三一年，他在回邵慧圆居士的书信中所言：
光乃犯二绝之苦恼子。二绝者，在家为人子绝嗣。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此二绍也。言苦恼者，光本生处，读书人，毕生不闻佛名，而只知韩欧程朱辟佛之说。群者奉为圭臬，光更狂妄过彼百倍。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注六)。
这段话中，他提到“在家为人子绝嗣”，是指他在廿一岁出家后，他既未结婚，留下子嗣，家中亦无延续香火者，一九二四年一外甥到普陀相访，始知家门已绝户(注七)。“出家为人徒亦绝嗣”，是指他生平不收“出家眷属”，就师门而言，亦是“绝嗣”。而苦恼者，是指早年辟佛。然最重要的一段话却是“幸十余岁，厌厌多病，后方知前人所说不足为法”，于是才有接受佛法而出家之举。这件事，构成他的苦恼来源，可见心里压力之重。
不过，印光大师生过什么病呢？他生下后六个月，即罹患急性结膜炎，几乎丧明。后虽治愈，但目已不能久视，久视即模糊不能见物(注八)。在印光大师的一生中，眼疾一直困扰着他，这对终日必须与书本文字为伍的读书人而言，确是沉重的打击。然而，是否有其他的疾病和原因呃？在现存的资料中，并未发现。我们只能根据“厌厌多病”一语，来解释他出家的原因。
二、出家的经过
印光大师的出家，是在廿一岁(一八八一)，未征得家人同意，即私自到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投道纯老和尚披剃出家。据大师自言：
先数年，吾兄在长安，不得其便。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吾兄在家，光在长安(家去长安四百二十里)，遂于南五台山出家(注九)。
但家中最反对印光大师出家的，就是长兄从龙。印光大师趁其不在长安，即私自出家，对于十数年来一直受其教诲的恩情和尊严而言，都是晴天霹雳般的背叛与难堪。因此，不满三个月，就被长兄找到，籍口须“回家辞母，再来修行”。印光大师明知这是借口，却不容不归。回到家，发现母亲既未赞成，也未反对出家。反对的人，事实上是和他相处最久的大哥。他训诫印光大师说：
谁教汝出家，汝便可自己出家乎？从今放下，否则定行痛责(注一0)。
其后从龙并逼印光大师应酬世俗，防他潜逃。勉强在家留了八十余日，一日因长兄探亲，二哥守晒谷场，于是他取回僧服，又偷二百钱当路费，从家中逃出。奔回莲华洞。犹恐长兄追至，不敢久留，一宿即去，一直行脚到湖北，挂单竹溪莲华寺，任挑水打煤的苦役，供常住四十余人之用，日夜不休，遂得留单(注一一)。
此次离家，终身未再还乡，或重睹家中骨肉血亲。在他有生之年，仅于一八九一年，从北京托一同乡带回家信一封，却全无消息。要再经过卅三年，他才明白，家中骨肉早已不在世上了(注一二)。
他直到一九三一年，七十一岁时，还提到此事说：
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注一三)。
三、红螺山时期的潜心修持印光大师出家以后的生活事迹，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净土法门的吸收、体验和精进的过程。初期活动的范围是在北方，而以红螺山资福寺的道场为最重要。其经过如下：印光大师在湖北莲华寺留单期间，“和尚见师勤慎忠实，适库头有病，即令代理其职”，因此因缘，师于晒经时，偶读残本龙舒净土文，益知净土一法圆赅万打，普摄群机(注一四)。对他日后宏扬净土法门，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八六二年，师廿二岁，师往陕西省兴安县双溪寺，受具足戒于印海律师座下。戒期中缮为事，悉由大师担任。但眼疾即因而复发。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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