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爲逐漸改變；我藉傳戒，把雲南佛法衰敗現象扭轉過來。鼓山以前傳戒只八天，只有比丘優婆塞進堂，沒有女衆。各處遠近寄一圓與傳戒師，給牒。在家人搭七衣，稱比丘、比丘尼，名爲“寄戒”。我到鼓山改爲五十叁天，把這寄戒不剃發搭衣等非法風氣都改了。……辦道這事，總在自己，不在表面。[[10]]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由于特殊的政治、曆史環境，僧團內部混亂，人民群衆對佛教也缺乏應有之正確態度。所以，虛雲在1953年出席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時就提了叁個議案，第一個提案內容如下：
案由：汰除迷信外道渣滓，嚴戒律清規，以增大衆的信仰。
理由：佛教的精義廣大 圓融，超越一切，決非一般所想象的指摘的那樣卑下。但多少年經過多少人依托附會，連教內人也多模糊含混，鬧成玉石不分，爲人輕視。不但會道門那些本來不是佛教而硬挂上一個佛字招牌，這根本與佛教無幹，就是一些居住寺院僧徒也不少意識模糊，行爲不檢，形同市儈巫觋；還有口口聲聲念佛修持，實在自私自利。這已失去叁寶的高貴品質。
辦法：今後嚴行規定僧徒的資格定義，必須出家住院，服裝劃一，恪守戒律法規，方許稱之爲僧爲尼，方能享受僧尼的權利。
(一九五叁年)五月二十五日[[11]]
虛雲看到當時中國佛教的種種弊端故要求對佛教界整頓，正如劉元春對此提案所評：
提案中，他把僧尼是否嚴守戒律與佛教的社會價值聯系起來，與厘清外道迷信聯系起來，與培育佛教高貴的品質聯系起來，與是否具有僧格權利聯系起來，具有十分深遠的意義。僧寶的形象是佛教正法的象征，他們是否嚴守戒律是正法存在與否的關鍵。僧人不盡本分，必定喪失社會特別是廣大信徒的尊重和信賴，正法不立，外道盛行，已經是被曆史和現實不斷證明了的事實。[[12]]
(二)契理契機的彰顯佛法大義，勸世人皈依叁寶，起到穩定人心、穩定社會的應有作用。
1、善處政教關系、多獲法門外護。
誠如張璞說：“佛法外護，必付之國王、宰官、長者；蓋不假大勢力人，行難忍佛事，欲佛化之普及不易也。”[[13]]光緒叁十二年(1906年)叁月，虛雲與寄禅等進京請願以抵製各省提寺産之風，“肅親王善耆，請予爲其太福晉說戒法。以及庚子隨銮時各王公大臣舊友，多來相視，策劃上奏諸事，得各護法幫助甚多，諸事順利。”[[14]]七月二十日，奉上谕贈名“護國祝聖禅寺”，欽賜《龍藏》，銮駕全副、禦賜紫衣缽具、玉印、錫杖如意，封賜住持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要求虛雲“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件回山，永鎮山門，善爲布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亵，此谕。[[15]]”這體現了虛雲借機弘法，多有京中要人加持佛法。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政教關系和諧，朝廷也希望虛雲“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善爲布教。”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賓川縣土匪招集民衆圍攻縣衙，虛雲成功解圍。同年，雲南第二師師長兼國民軍總統(次年改爲總司令)李根源不信佛,惡諸方僧徒不守戒律，將親督隊伍赴諸山逐僧拆寺。《虛雲法師年譜》對此的記載是：“賓川縣城被圍，幾肇大禍，予調解之。又統兵官李根源因誤會，派兵圍雞足山，予爲解釋，引兵去，且皈依叁寶。”[[16]]該文的編者按記載，虛雲妥善回答李根源關于佛教有何用的問題，糾正了他認爲佛像是浪費錢財、和尚爲國家廢物的偏見，最後說：“寄禅坐脫于法源寺，公爲料理，及護榇南歸，回滇後晤蔡锷，組織滇黔佛教會支部，又辦佛學院，施醫布教，種種事業，皆李爲之周旋贊助。後此四十年中，李根源爲法門外護，用力至多，說教談禅，時有妙谛，今居然一老居士矣。”[[17]]
民國七年(1918年)說服楚雄匪徒首領楊天福、吳學顯歸順唐繼堯，爲國息爭、爲民安堵。在昆明忠烈祠啓建水陸道場前，與滇督唐繼堯定叁事：“一、道場起經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獄。叁、赈濟難民。”至次年“(法會)事畢，唐又請至其公館念經薦親，現瑞應，大生信心，合府皈依，在昆明過冬。”[[18]]
真可謂既弘揚佛法，又保境安民。
民國二十叁年(1934年)虛雲收到其皈依弟子李漢魂將軍暨廣東省府當局來電，懇請駐錫中興曹溪南華禅寺。是年底，蔣介石題寫“宣揚佛典”匾額贈給虛雲大師[[19]]。國民政府黨政要員戴季陶、何應欽、林森、陳銘樞等紛紛皈依門下。1943年，虛雲在重慶主持息災法會圓滿，蔣介石設齋招待。席間蔣公詳細問法，條列唯物唯心的哲理、神與基督之理，虛雲以《答蔣公問法書》答之，認爲：佛教是積極的，而非迷信，有裨于中國之學術思想；佛教者，實今日周旋國際，趨進大同之惟一大教也[[20]]。此雖以佛教爲本位，但其契理契機地宣教愛國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虛雲還是受到政府關照，有《致李維漢部長書》爲證，雖有“雲門事件”，但後來證明純屬誤會，1953年被禮請爲中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
2、息災法會、赈濟生民。
民國叁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虛雲在揭陽第一中學講《因果略談》：“若要轉移天心，消弭災禍，應從轉移人心做起，應從人類道德做起，人人能履行五戒十善，正心修身，仁愛信義，才可轉移天心。若人只管做惡事，不肯回頭，怎能化除戾氣。”[[21]]
早在1900年庚子事變時，虛雲隨駕到西安，次年在陝西臥龍寺啓建息災法會，祈願自利利他、甲兵休息、旱疫消除、存增福壽、殒早超升、天下太平、民安物阜。[[22]]
他曾應唐繼堯請，在滇建壇叁日祈雨，結果“大沛甘霖”。1942年，虛雲應請至重慶主持護國息災大悲法會，曆時叁個多月。期間，他有《上林主席書》懇請施行五事：大赦；增廣赈濟難民；禁止屠宰牲畜、茹素放生；減輕稅賦；保護寺院及免僧役[[23]]。這些都有安慰陣亡將士在天之靈，鼓舞了抗日將士和社會大衆堅持抗戰的信心，起到轉移天心、消弭災禍的作用。
50年代初，虛雲先後在北京、上海主持祝願世界和平法會，有利于佛教徒正心修身，體現了中國佛教對世界和平所做的貢獻。
叁、用教育延續慧命、以團結促進和平
(一)虛雲興辦的佛教教育及其教育思想
正如星雲大師所說：
佛教是個非常重視教育的宗教，所謂“人成即佛成”，佛教就是要完成人格教育；又說“諸供養中，法供養第一”，透過佛教義理的弘揚，幫助世人解答生死的迷惑、認識世間的實相、掌握人生的方向、圓滿生命的意義。……若要說起佛教的教育，比之于儒家，其實佛教更具有組織系統與一貫性。[[24]]
幾次“廟産興學”風潮一方面是由于財政緊張，另一方面也是社會大衆對佛教的教育化導功能了解不夠全面而造成的。虛雲爲振興佛教，在拯救廟産、興辦學校、促進佛教學術研究方面做出傑出貢獻，其弟子在社會中頗有影響。
清末民初，佛教界面對挑戰而分成兩種趨向：以仁山法師、太虛法師爲代表的激進派和以印光法師爲代表的保守派。正如淨慧法師所說：“虛雲老和尚在這個挑戰面前，似乎傾向于保守派，但對激進派也有所妥協。他是擇善而從。激進派對佛教有利的，他也能接受。他是以傳統爲主，同時也接受了當時激進派的某些做法，比如說創辦佛學院。”[[25]]
中國古代的佛教教育培養了不少人才，但也有缺點，正如黃夏年認爲那樣，中國古代佛教叢林式教育是以師徒關系爲培養人才的基本模式,所以一位高僧往往要拜很多師父,最後才成爲一名大家。這種教育模式的特點在于,培養的人才視野較窄,知識面的廣度和深度不夠,以通一經者居多。[[26]]
虛雲認識到此點，故保留了佛教原有的叢林教育，也吸收世俗教育的優點，辦起了佛學院。有學者認爲：
禅門巨匠虛雲大師以“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的人生終極關懷爲佛教教育目的論；“濟世利民”的大乘菩薩道積極利他精神，化導世間，教化世間，以佛理淨化世道人心，最終轉化穢土爲淨土，轉煩惱爲菩提，轉習氣薰染的凡夫爲圓滿誠實的聖人境界的佛教教育作用論；文字承載著真理，如標月指，主張不立文字而不離文字，“籍教悟宗”的教學原則，爲中國佛教教育提供一個成功的參照。[[27]]
這具有高度概括性，筆者試從具體的、不同的角度加以論述。
1、創辦佛教學校，注重戒律、培養僧格。
(1)創辦滇西宏誓佛學院。
1913年2月2日，中華佛教總會在靜安寺成立，虛雲在成立大會上號召廣大佛教徒要正視目前佛教自身存在的弱點和弊端進行自律和變革，從曆史上遊離于社會之外，轉爲積極參與社會生活，更好的體現出佛教的社會功能和價值。《虛雲老和尚的足迹》一書記載：以虛雲爲會長的中華佛教總會雲南分會成立後，分會向當地政府施壓製止“廟産興學”。同時，虛雲將光緒叁十年(1904年)在雞足山建的滇西宏誓佛教學堂提升爲滇西宏誓佛學院，擴大招生規模，面向全省中青年僧尼招生。寬湛法師回憶道：
民國二年(1913)，學堂提升爲滇西宏誓佛學院，院址仍設在大覺禅寺。開設課程基本不變，但規模擴大，在尼庵增設有尼衆班。首任院長爲虛雲老和尚，道成長老副之；……
滇西宏誓佛學院及其前身滇西宏誓佛教學堂，緣于爲改變雞足山及整個滇西佛教僧人不懂戒律清規形同俗人的頹敗狀況而設，辦學的宗旨及課程開設圍繞著僧格的養成進行。開設的課程不多，主要有：敲打念唱、早晚課誦、戒律清規、禅…
《虛雲大師振興佛教及其佛教教育思想(胡孝忠)》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