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为逐渐改变；我藉传戒，把云南佛法衰败现象扭转过来。鼓山以前传戒只八天，只有比丘优婆塞进堂，没有女众。各处远近寄一圆与传戒师，给牒。在家人搭七衣，称比丘、比丘尼，名为“寄戒”。我到鼓山改为五十三天，把这寄戒不剃发搭衣等非法风气都改了。……办道这事，总在自己，不在表面。[[1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僧团内部混乱，人民群众对佛教也缺乏应有之正确态度。所以，虚云在1953年出席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时就提了三个议案，第一个提案内容如下：
案由：汰除迷信外道渣滓，严戒律清规，以增大众的信仰。
理由：佛教的精义广大 圆融，超越一切，决非一般所想象的指摘的那样卑下。但多少年经过多少人依托附会，连教内人也多模糊含混，闹成玉石不分，为人轻视。不但会道门那些本来不是佛教而硬挂上一个佛字招牌，这根本与佛教无干，就是一些居住寺院僧徒也不少意识模糊，行为不检，形同市侩巫觋；还有口口声声念佛修持，实在自私自利。这已失去三宝的高贵品质。
办法：今后严行规定僧徒的资格定义，必须出家住院，服装划一，恪守戒律法规，方许称之为僧为尼，方能享受僧尼的权利。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1]]
虚云看到当时中国佛教的种种弊端故要求对佛教界整顿，正如刘元春对此提案所评：
提案中，他把僧尼是否严守戒律与佛教的社会价值联系起来，与厘清外道迷信联系起来，与培育佛教高贵的品质联系起来，与是否具有僧格权利联系起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僧宝的形象是佛教正法的象征，他们是否严守戒律是正法存在与否的关键。僧人不尽本分，必定丧失社会特别是广大信徒的尊重和信赖，正法不立，外道盛行，已经是被历史和现实不断证明了的事实。[[12]]
(二)契理契机的彰显佛法大义，劝世人皈依三宝，起到稳定人心、稳定社会的应有作用。
1、善处政教关系、多获法门外护。
诚如张璞说：“佛法外护，必付之国王、宰官、长者；盖不假大势力人，行难忍佛事，欲佛化之普及不易也。”[[1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虚云与寄禅等进京请愿以抵制各省提寺产之风，“肃亲王善耆，请予为其太福晋说戒法。以及庚子随銮时各王公大臣旧友，多来相视，策划上奏诸事，得各护法帮助甚多，诸事顺利。”[[14]]七月二十日，奉上谕赠名“护国祝圣禅寺”，钦赐《龙藏》，銮驾全副、御赐紫衣钵具、玉印、锡杖如意，封赐住持虚云“佛慈洪法大师”之号。要求虚云“奉旨回山传戒，护国佑民，内务府大臣传知虚云。谨领各件回山，永镇山门，善为布教。地方官民，一体虔奉，加意保护，毋得轻亵，此谕。[[15]]”这体现了虚云借机弘法，多有京中要人加持佛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政教关系和谐，朝廷也希望虚云“奉旨回山传戒，护国佑民，善为布教。”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宾川县土匪招集民众围攻县衙，虚云成功解围。同年，云南第二师师长兼国民军总统(次年改为总司令)李根源不信佛,恶诸方僧徒不守戒律，将亲督队伍赴诸山逐僧拆寺。《虚云法师年谱》对此的记载是：“宾川县城被围，几肇大祸，予调解之。又统兵官李根源因误会，派兵围鸡足山，予为解释，引兵去，且皈依三宝。”[[16]]该文的编者按记载，虚云妥善回答李根源关于佛教有何用的问题，纠正了他认为佛像是浪费钱财、和尚为国家废物的偏见，最后说：“寄禅坐脱于法源寺，公为料理，及护榇南归，回滇后晤蔡锷，组织滇黔佛教会支部，又办佛学院，施医布教，种种事业，皆李为之周旋赞助。后此四十年中，李根源为法门外护，用力至多，说教谈禅，时有妙谛，今居然一老居士矣。”[[17]]
民国七年(1918年)说服楚雄匪徒首领杨天福、吴学显归顺唐继尧，为国息争、为民安堵。在昆明忠烈祠启建水陆道场前，与滇督唐继尧定三事：“一、道场起经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狱。三、赈济难民。”至次年“(法会)事毕，唐又请至其公馆念经荐亲，现瑞应，大生信心，合府皈依，在昆明过冬。”[[18]]
真可谓既弘扬佛法，又保境安民。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虚云收到其皈依弟子李汉魂将军暨广东省府当局来电，恳请驻锡中兴曹溪南华禅寺。是年底，蒋介石题写“宣扬佛典”匾额赠给虚云大师[[19]]。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戴季陶、何应钦、林森、陈铭枢等纷纷皈依门下。1943年，虚云在重庆主持息灾法会圆满，蒋介石设斋招待。席间蒋公详细问法，条列唯物唯心的哲理、神与基督之理，虚云以《答蒋公问法书》答之，认为：佛教是积极的，而非迷信，有裨于中国之学术思想；佛教者，实今日周旋国际，趋进大同之惟一大教也[[20]]。此虽以佛教为本位，但其契理契机地宣教爱国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虚云还是受到政府关照，有《致李维汉部长书》为证，虽有“云门事件”，但后来证明纯属误会，1953年被礼请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2、息灾法会、赈济生民。
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虚云在揭阳第一中学讲《因果略谈》：“若要转移天心，消弭灾祸，应从转移人心做起，应从人类道德做起，人人能履行五戒十善，正心修身，仁爱信义，才可转移天心。若人只管做恶事，不肯回头，怎能化除戾气。”[[21]]
早在1900年庚子事变时，虚云随驾到西安，次年在陕西卧龙寺启建息灾法会，祈愿自利利他、甲兵休息、旱疫消除、存增福寿、殒早超升、天下太平、民安物阜。[[22]]
他曾应唐继尧请，在滇建坛三日祈雨，结果“大沛甘霖”。1942年，虚云应请至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历时三个多月。期间，他有《上林主席书》恳请施行五事：大赦；增广赈济难民；禁止屠宰牲畜、茹素放生；减轻税赋；保护寺院及免僧役[[23]]。这些都有安慰阵亡将士在天之灵，鼓舞了抗日将士和社会大众坚持抗战的信心，起到转移天心、消弭灾祸的作用。
50年代初，虚云先后在北京、上海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法会，有利于佛教徒正心修身，体现了中国佛教对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
三、用教育延续慧命、以团结促进和平
(一)虚云兴办的佛教教育及其教育思想
正如星云大师所说：
佛教是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宗教，所谓“人成即佛成”，佛教就是要完成人格教育；又说“诸供养中，法供养第一”，透过佛教义理的弘扬，帮助世人解答生死的迷惑、认识世间的实相、掌握人生的方向、圆满生命的意义。……若要说起佛教的教育，比之于儒家，其实佛教更具有组织系统与一贯性。[[24]]
几次“庙产兴学”风潮一方面是由于财政紧张，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教育化导功能了解不够全面而造成的。虚云为振兴佛教，在拯救庙产、兴办学校、促进佛教学术研究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其弟子在社会中颇有影响。
清末民初，佛教界面对挑战而分成两种趋向：以仁山法师、太虚法师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印光法师为代表的保守派。正如净慧法师所说：“虚云老和尚在这个挑战面前，似乎倾向于保守派，但对激进派也有所妥协。他是择善而从。激进派对佛教有利的，他也能接受。他是以传统为主，同时也接受了当时激进派的某些做法，比如说创办佛学院。”[[25]]
中国古代的佛教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但也有缺点，正如黄夏年认为那样，中国古代佛教丛林式教育是以师徒关系为培养人才的基本模式,所以一位高僧往往要拜很多师父,最后才成为一名大家。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在于,培养的人才视野较窄,知识面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以通一经者居多。[[26]]
虚云认识到此点，故保留了佛教原有的丛林教育，也吸收世俗教育的优点，办起了佛学院。有学者认为：
禅门巨匠虚云大师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生终极关怀为佛教教育目的论；“济世利民”的大乘菩萨道积极利他精神，化导世间，教化世间，以佛理净化世道人心，最终转化秽土为净土，转烦恼为菩提，转习气薰染的凡夫为圆满诚实的圣人境界的佛教教育作用论；文字承载着真理，如标月指，主张不立文字而不离文字，“籍教悟宗”的教学原则，为中国佛教教育提供一个成功的参照。[[27]]
这具有高度概括性，笔者试从具体的、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述。
1、创办佛教学校，注重戒律、培养僧格。
(1)创办滇西宏誓佛学院。
1913年2月2日，中华佛教总会在静安寺成立，虚云在成立大会上号召广大佛教徒要正视目前佛教自身存在的弱点和弊端进行自律和变革，从历史上游离于社会之外，转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更好的体现出佛教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虚云老和尚的足迹》一书记载：以虚云为会长的中华佛教总会云南分会成立后，分会向当地政府施压制止“庙产兴学”。同时，虚云将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鸡足山建的滇西宏誓佛教学堂提升为滇西宏誓佛学院，扩大招生规模，面向全省中青年僧尼招生。宽湛法师回忆道：
民国二年(1913)，学堂提升为滇西宏誓佛学院，院址仍设在大觉禅寺。开设课程基本不变，但规模扩大，在尼庵增设有尼众班。首任院长为虚云老和尚，道成长老副之；……
滇西宏誓佛学院及其前身滇西宏誓佛教学堂，缘于为改变鸡足山及整个滇西佛教僧人不懂戒律清规形同俗人的颓败状况而设，办学的宗旨及课程开设围绕着僧格的养成进行。开设的课程不多，主要有：敲打念唱、早晚课诵、戒律清规、禅…
《虚云大师振兴佛教及其佛教教育思想(胡孝忠)》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